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孑孓先生最后站在青年党全党立场（这一次不是站在他那一小撮人立场啦，可贺，可贺），龇牙曰：
「你要挑拨分化青年党内部吗？你配指责吗？难道余家菊、陈启天……以及全体同志都无民主的修养吗？告诉你，青年党虽有几派，而信奉国家主义，民主政治则一。譬之一姓分为若干祠堂，而其中供奉某姓的祖宗牌位则一。青年党无一个同志不要民主，其所争执，只是方法、步骤与手段之不同而已。」
是不是有人打算挑拨分化青年党，我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是知道的，即令有人存心要挑拨分化，而如今青年党弄成现在四分五裂的狼狈样子，也与别人无关。最近在台北市近郊，政府召开过战地政务会议，青年党三大派为了名额分配，你挤我，我挤你，就挤得声闻十里；结果各派四员大将，才算摆平。盖青年党鼎足三分，遇到出席或其他财帛动人心的场面，三足就一齐而上，三百块钱一家拿一百，三个代表一家派一个。这种不顾一切抓破了脸的干法，是别人挑拨分化的乎？抑是孑孓先生者流在自己窝里跳来跳去，各显神通乎？
青年党的「挑拨」「分化」，似乎是自己人搞自己人屁股的结果。当一九四九年，青年党在台湾已经一盘沙得很可观时，朱文伯先生曾拟定了十项大纲，发起一项改革运动，可是立刻就有「同志」认为他有阴谋，第一次改革遂寿终正寝。后来青年党领袖曾琦先生在美国驾崩，另一部份被孑孓先生尊为有民主修养的人士，也就是在他阁下和《醒狮》杂志所属的那一小撮的头目余家菊先生，在台北「天马茶室」召开大会，要改组青年党。在意料之中的，孑孓先生虽然英明过度，又很民主，可是他的其他「同志」却认为不见得不见得。就也另外搞了一个组织防卫。青年党遂像跌到水泥地上的玻璃盃，先是大碎，后是小碎，再也黏不起来啦。
孑孓先生曰：
「青年党无一个同志不要民主，其所争执，只是方法、步骤与手段之不同而已。」
这一段话写来真是轻松，看来也十分悦目，但仅只「方法」「步骤」「手段」不同就够狠啦，还能有啥更致命的哉？基督教与天主教虽都供奉耶稣先生的，你能说他们没有分裂乎？而整个耶稣教（包括基督教与天主教）跟回教也是共一个祖先亚伯拉罕先生的，你能说他们又是一样的乎？欧美各国都是奉信一个上帝的，但他们仍互相攻打，死人千万。史达林和托洛斯基更都扛着列宁先生的牌位，但史达林对资本主义的敌人尚可「休休有容」，对自己同志，却使之「死于奴工营、劳动营」，一点也不肯高抬贵手。
这些鲜血淋淋，杀声震天的镜头，孑孓先生竟顺手牵羊用了个「而已」，以表示没啥，恐怕是交不了差。夫一个政治性的集团中，其主要结合要素，就在于「方法」「步骤」与「手段」的相同，一旦「方法」「步骤」「手段」都不同啦，凡是异己者都是王八蛋龟儿子，恨入骨髓，巴不得别人马上翘了辫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是正统。呜呼，那还叫啥党，啥同志？不要说供的是一个牌位，即令供的是一块钱，也不算数。比如满清末年，大家救国救民的抱负是一样的，但革命党主张推翻专制，建立共和；而保皇党却主张弄个皇帝在金銮殿上玩玩，似乎更妙；至于当权的亲贵，则认为祖宗自有家法，国家自有国情，革命党固如洪水猛兽，保皇党也不是啥好东西，千变万变，不如不变，还是老规矩的好。到了后来，权贵朋友情急，竟发出「宁送友邦，不给家奴」的宏愿，那就是，宁可把国家弄亡，也不让你们去救；盖恨自己人远超过恨外边人也。大家的「方法」「步骤」与「手段」不同到这种程度，所以才相视如仇，不共戴天。
如今孑孓先生的屁股还没有挨板子哩，就自己坦白招供出来在他那伟大青年党里，已有了「方法」「步骤」「手段」的「争执」。有人曰：「柏老，柏老，照你阁下这么一说，一个团体里连争执都不能有啦，一有争执就成了狗咬狗一嘴毛啦？」这当然不是柏杨先生的本意，柏杨先生的本意是：在一个政治团体中，这种「方法」「步骤」「手段」的争执，一旦表面化，就是一件严重的形态，大者导致屠杀，小者导致分裂，再小者也会削弱力量，丢人砸锅，绝不能轻轻的用「而已」两个字唬过去。尤其是青年党内部的这种不同，并不只是可以放到桌面上的不同──而是二抓的不同。在抓权抓钱上各逞英雄，那就更不是用「而已」两个字掩盖得住的也。
柏杨先生说了半天，仍只在理论上兜圈子，读者老爷准看得双眼昏花，趣味索然，为了助兴，且举出一例，以娱嘉宾。
此一例发生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该日正是青年党党庆，以陈启天先生为首的「难道无民主修养吗」一派同志，在台北市金华街中园召开党庆大会，为了拒绝「供奉祖宗牌位则一」的「异己者龟儿子王八蛋」的另一派同志也来参加，就派出岗哨，紧闭大门，用两根伟大的木桩，牢牢顶住，好像美国西部武打片中那些将遭受印第安人攻击的碉堡，庄严肃穆，如临大敌。
果然，不久之后，只听人喧马嘶，以李不鞮先生为首的「异己者」杀奔而至，抬头一看，那些「信奉国家主义，民主政治则一」的同志，竟摆出对付强盗的架式，不禁悲愤欲绝，记者老爷赵炜先生曾在报上形容当时的场面曰：「一个个都在摩拳擦掌，表示要冲过去。」
这一场攻夺战最后并没有爆发，没有爆发的原因，不是「每一个同志都是信仰而实行其党的宗旨原则的」，而是大批警察光临，努力疏导，才算化险为夷。但李不鞮先生这一派却出了一个花样，虽没有破门而入，血流成河，却在大门口也挂起来招牌，也庆祝起党庆来啦。门内一个党，门外一个党，你庆你的祝，我庆我的祝，以此一事为例，请问孑孓先生，这是谁分化的欤？又是谁挑拨的欤？这种一群人硬拒绝别人也来参加开会，一群人却硬要打进来的干法，是啥子民主？而民主岂是用木桩顶得住的？
孑孓先生又厉声曰：「你配指责吗？」这又算啥话？青年党是一个政治性的集团，而孑孓先生却把它看成一块肥肉，一口吞到喉咙里，龇牙咧嘴，作出凶相。呜呼，不要说堂堂正正公开的政治性团体啦，就是一群流氓，如果总是不断上演精彩节目，人人都可指责，难道只有高考及格的朋友，或只有木桩抵大门的朋友，才有资格指责乎哉？不知道孑孓先生脑筋里是怎么弯曲的，真是怪得很也。写到这里，不禁诗兴蠢动，旦套一曲吾友刘庭信先生大作，吟之曰：「没算当，难思量，勒住脖子钻套项。今日东墙，明日西厢。挡不住他的连珠急三枪。鼻凹里抹上些糖，舌尖上送与些丁香。纵使你阁下钢脊梁，纵使你阁下铁肩膀，也擦磨成内讧担儿疮。」悲夫。
咬住不放
柏杨先生大作，在阴历年前后，突然不见啦十三天之久，说它突然，真是突然，正在跟孑孓先生大战，战得起劲，却被拦腰一刀，砍下马来。偶尔有人打听我怎么不写啦，我就曰：「我当然不写啦，那一点稿费，贴膏药都不够，而且我也实在是太忙。」说罢此话，还努力露出不屑之色，以支持中气。其实我忙啥忙，不过是吊颈鬼搽粉，死要脸罢啦。常听有些官崽在垮了台后，作轻松状曰：「好啦好啦，谢天谢地，这下子可以休息休息啦。」言者有心，听者不信，柏杨先生就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也。
这一停不大紧，于是乎人心大快，有一天在巷口吃担担面，一位老朋友经过那里，瞧我自由自在，既没有戴手铐脚镣，又没有三作牌埋伏捉拿同党，嗫嚅了半天，一脸失望曰：「原来你没有被关起来呀！」正在过年，触这种霉头，真要倒楣三百六十天也。也有一些朋友特地打电话问曰：「是不是因为报上登了一篇更正你文章的信，你发了气，闹了情绪？」呜呼，此何言欤？我向编辑老爷努力猛笑还来不及哩，怎敢生气，又怎敢闹情绪。盖年纪大啦，连情绪都没啦，即令有情绪，也只敢回家关上门向老妻闹，打死我我也不敢向别人闹。
所以突然停了之故，乃是被武侠小说挤掉，编辑老爷一想，武侠小说人人必读，据说高级大官──像从前台湾省政府主席周至柔先生，就是武侠小说迷，一面跟人说话，一面心里想着一拳打碎一座大山。专栏杂文算老几，于是乎说停就停。柏杨先生最初对此倒是信心充沛，以为神交了这么多年，定有读者老爷会向报馆抗议，盖报馆当初也是用这种势利眼停了武侠小说的，结果读者老爷打电话的打电话，来信的来信，有的还把报退啦。柏杨先生绝世英明，没有功劳有苦劳，难道读者老爷中没有一个恤老怜贫的？因之也就毫不在乎，冷眼旁观，恭候编辑老爷三顾茅庐，届时我端起来架子，看他磕头如捣蒜吧。
谁知道情形一直有点不对劲，一天一天过去，始终没有动静，等得我心如火焚，后来实在忍不住，只好托人去报馆暗探，这一暗探不打紧，带来惊人消息，说编辑部倒是接到过一封读者老爷的信，不过该读者老爷并不是支持我的，而是向报馆道贺的，信上曰：「人心不古，世道日微，柏杨杂文应负其责。这几天贵报顺俯民意，把它停掉，真是政清人和，国泰民安。」嗟夫，这个打击未免太大，好在我是经过大场面之人，当下就改变战略，不在家中闲坐啦，拔起尊腿，到处拜托朋友，请他们以读者身份，自动自发的也向报馆写写信，厉声问贵报怎么不刊柏杨先生的大作了呀？查柏杨先生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学问大得可怕，没有他的文章，俺就退报。如果能有热心的朋友去报馆门口表演当场上吊节目，则我的身价就看涨了矣。
可是到处拜托的结果，并不理想，有几个平常看来义重如山的家伙，一听说请他去报馆门口上吊，就努力摇头，甚至给他一块钱也不肯。盖万一弄假成真，丢下孤儿寡妇，将靠何人？而另外一些朋友，不但惜墨如金，不肯帮忙，反而劝我不如趁此天赐良机，打退堂鼓算啦。吾友张容嘉先生拍我肩膀曰：「久在河边站，怎能不湿脚，你终有一天把握不稳，通到大家伙蹄子上，被踢个皮破血流。急流勇退，正是此时。」呜呼，这话说的固然十分有理，但是柏府一家四口，靠啥喂肚乎？有鞋穿的永远不会想到没鞋穿的光脚冰凉，而只会讨厌光脚不顺眼。还是老话，柏杨先生如有一线生路，这么大一把年纪啦，不在家纳福，含饴弄孙，却日夜爬到桌子上填格纸，难道我有神经病乎？
朋友既不可靠，乃采取中央突破战术，请出了「家兄」。把女儿寄给老妻过年的两段洋衣料，送到当铺，当了四百八十元，前去跟编辑老爷拜年。一进大门，就掏出红包，塞到编辑老爷独生女儿手里，编辑老爷斜眼一瞧，竟有五百元之多（另二十元是买菜钱加进去的），慈心油然而生，赶紧曰：「这么大数目，实不敢收。」我一面心痛，一面正色曰：「也不是给你的，而是给孩子的。」编辑老爷看我竟然如此善体人意，既顺调又温柔，就开言曰：「老头，你有几位公子呀？」我急曰：「没有公子，早断子绝孙啦。」盖怕他把红包倒送回来，就影响我的忠贞矣。编辑老爷恻然悯曰：「可怜可怜，写写文章，也是消遣之道。」说到这里，作恍然大悟状曰：「哎呀，对啦，这几天你怎么没送稿呀？」我大喜曰：「明天送，明天送。」告辞回家，脚底上好像风火轮，好不发晕。
这是柏杨先生应「读者要求」，恢复敝大作的隆重内幕，说出来固然有点不登大雅之堂，但我的目的是盼望读者老爷千万念及这年头吃饭不易，下次再遇到这种腰斩的镜头，务必给报馆打个电话也好，给老板写封信也好，即令没有这份闲情，千万别再道贺啦，君子不断人财路，柏杨先生如得了爱国奖券第一特奖，或我能有那么一天，吉星高照，应了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考察三年，走一趟单帮，钞票之多，连银行都塞不下，届时就是编辑老爷转过头送我小孙女一千块钱的红包，我都不写。现在实在是走投无路，所以咬住不放，乞谅乞谅。
额手称庆
关于那一封更正函，因为恰是「照登」该函的当天，敝大作腰斩了的，有些朋友起了疑心，前已言之矣。事情虽与该函无关，但恐怕读者老爷硬是往上面误会，把我看成了有骨气的人，似乎得说明一番。
柏杨先生于去年（一九六五）十二月十五日，在谈现代化的时候，信口开河，鬼迷了心，提起来台北忠孝新村，说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