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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为了七块钱而脱自己的裤子，生活逼人，我们寄予无限同情。一个作家为了三十元到五十元一千字的稿费，而脱别人的裤子，大概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柏杨先生上周应朋友之邀，去看台湾歌仔戏，唱着唱着，唱到当中，忽然冒出了脱衣舞，心中大乐（当时没有戴老花眼镜，乃平生最大遗憾），等到紧张之处，那女郎忽然不脱，台下群众（包括柏杨先生在内）就大吼曰：「脱！脱！」不久之后，小石子飞到台上矣，嘘声如雷矣，嚷着要退票矣。处此环境，女伶自然非继续脱之不可。
作家自己脱没人看，只好脱别人的。南宫博先生脱李清照女士的裤子，有啥可惊的欤？何况那不过是循例脱之，没啥了不起，所有的古代女人到了南宫博先生手里，都照脱不误，没有一个人能免此灾。有些人还发过呼籲，要求他不要再脱啦，再脱把文坛上的一点纯洁情操，都脱光啦，但那有啥用？一则是观众硬要他脱，最好是再有声有色才过瘾。二则是他自己也硬要脱，成为新闻人物的那个暗娼，你给她七块钱，她就脱自己裤子。脱裤派大作家亦然，你给他稿费，他就脱别人的裤子，不要说李清照女士的裤子，就是圣女贞德的裤子，都可脱也。盖他除了脱裤之外，别无他长。犹如猴儿戏焉，耍的老是那一套，你不教他耍那一套，教他耍哪一套？不信的话，且看看南先生在《联合报》上连载的《这一家》，能看得下去乎，不过中国人的特质之一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再加上他又有脱裤绝技，自然所向无敌。
南宫博先生脱古人的裤子，是中国式的脱法，而且脱的千篇一律，《李清照》是如此这般，《西施》、《杨贵妃》等等，无不如此这般，看一本而知百本，没有新鲜滋味。郭良蕙女士脱今人的裤子，则是新潮派，乃洋大人式的脱法，看过《查泰莱夫人的爱人》的读者先生，再去看《心锁》，恐怕一定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两者简直有点一模一样。晋王朝时名士之风盛行，像竹林七贤，有的不穿裤子，有的喝酒喝得七窍流血，当时就有一位乐广先生笑曰：「名教中自有天地，何为乃尔也？」我不是忽然想当正人君子，而是说这句话似乎可以套用，曰：「不以性为主的作品，自有天地，何为乃尔也？」新潮派的原意是啥，我不知道，也不必问，说起来准一大套。但现在看来，不过是脱裤派罢啦。而且脱得越光越妙，时代风气如此，我们无可奈何焉。不过，问题是，一定不脱，也照样可以快快乐乐，照样可以连载出版，何必一定要脱乎哉？无论哪一本震世名着，内容免不了有性的描写，那是构成困扰或骚动的主要动力之一，但绝非仅以那玩艺为满足。一个作家也好，一个读者也好，如果认为非脱裤子不过瘾，那就未免高速公路矣。天下只有前面所举的暗娼者流，才那么急吼吼的猛脱。便是台北的陶公馆，也都要稍微有一点情调。盖男女之间，即令是嫖客和妓女，除了性之外，还有别的更多更重要的东西，而脱裤派却硬是非此不乐，大概各有其痒也。
描写性行为是不是道德，迄今没有定论。说脱裤派是艺术的，我们不置一词，因木宰羊焉。但穷斯滥矣型文人硬说脱裤派竟然是道德的，就得研究一番。《金瓶梅》以一十万字写性行为，以几千字写淫夫淫妇的悲惨结局，凭天地良心说，有道德上的效果乎？如果认为只要有悲惨的结局，使淫妇淫夫受到惩罚，就是道德的，我宁愿横行世界九十年，然后死於砰的一声。凡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应强迫他们的妻子儿女，每人都要熟读《金瓶梅》和《查夫人》，是不是道德的，到彼时才知也。我想，道德的规范随时代而不断改变，本已无法固执，而艺术家文学家也同样有其特权不理那一套，但是有一点似乎应该考虑到，如果自己的作品不能让自己未成年的儿女们看，他就没有理由让别人未成年的儿女们看。
一个人被批评并不容易，柏杨先生想被别人批评，以便抬高身价，还没人肯批评哩。盖被批评的人必须有相当分量，而且为批评的人所惋惜。如果别人对他连批评的兴趣都没有时，那就惨矣。据说《春秋》专门责备贤者，狗咬了人，只能责备人不小心，不能责备狗乱咬也。《创作》月刊责备南宫博先生和郭良蕙女士，以及柏杨先生这篇大作，都是此意。盖脱裤文学天下滔滔皆是，有的更血淋淋的焉。纵然多两位加入，也没有关系。不过以南先生和郭女士崇高的地位，也去脱之，大家自然要掩书叹息。柏杨先生特为此文，刺激刺激，希望多加考虑。如果仍认为脱裤是对的，则不妨尽量的脱，甚至高兴起来，亲自上台脱给大家看，我都不在乎。
妖风妖风
前些时台北发生一场学术论战，论的大概是「中西什么化」之类的玩艺，普通小民不懂也。但后来却逐渐有点儿懂，盖招架不住的一方，以居浩然先生为首，祭起各色各样的帽子，把胡秋原、郑学稼、徐
复观，几位先生，祭的晕头转向。一会说他们是汉奸啦，一会说他们曾经反抗过政府啦，一会说他们思想有问题啦，一会又说他们简直彷彿非是共产党不可啦。呜呼，论战的主题是「二加二等於四」，即令他们是汉奸，反抗过政府，思想有问题，二加二仍等於四，不能就等於五。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预卜的，只要能把某一顶帽子扣个结实，则对方或杀头焉、或坐牢焉，就等於封住其嘴，他阁下的论战就大获全胜矣。
这股妖风目前似乎已从「学术界」吹到「文艺界」，其焦点乃郭良蕙女士的长篇小说《心锁》，那本描写性的大作，柏杨先生曾表示过道德万丈矣。但一个文人也好，一个作家也好，所能做的，应该是到此为止，不能超过笔的界限，去向官府搬兵，教唆杀人。尤其是我看某一本书不顺眼，不等於我看该书的作者不顺眼；我喜欢某一本书，也并不等於我喜欢该书的作者。如果由书而牵连到作者，那就是人身攻击矣。我们可以反对《心锁》，但不能说郭良蕙女士一钱不值。世人每每相信文如其人，这句话把人活活害死，如果文真如其人，则凡是文章官冕堂皇的傢伙，只要笔下俨然岸然，都可以吃冷猪肉啦。
该股妖风现在更吹到中国文艺协会，听说该会理监事会上，学问甚大，道德甚高的朋友，提议要开除了郭良蕙女士的会籍，不禁大吃一惊。呜呼，上帝，千万保佑没有这回事，如果有这回事，就教人呜咽。文艺和道德的关系，人类已研究了几千年，还没有研究出啥名堂，文协的理监事朋友千万别替天行道。谨叩头流血，郑重哀告曰，如果开除了郭良蕙女士的会籍，柏杨先生不等开除，就也要隆重宣佈退出，当然也可以把郭柏二人一齐踢掉，则尊腿既是你的，只有悉听尊便。
该股妖风好像还在酝酿要建议官府查禁《心锁》，《心锁》之适合不适合少年男女去读，是另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文化人的努力，不应超出讨论的和批评的范围，更不能借刀行凶。文学问题，只有以文学的方式解决，只能诉诸自己的见解和读者的智慧，不能乞灵於政治干涉。尤其是，批评家和线民不同，作家应有石头般的挺劲，官府可以拆除台中公园门前的塑像，当然更可禁书。像美国的邮政局，就可以对某书某刊，拒绝寄递。像张作霖先生，他甚至可以杀文人的尊头。但如果自己是一个文学艺术工作者，他就不应对自己反对的东西，暗下毒手，乞灵官权镇压。也不应用打小报告的手法，去激官府之怒，而查之禁之也。这不是单纯的《心锁》问题，而是原则问题和基本问题，此风一开，有权势的大人先生，和有权势的黄马褂作家，就勇不可当矣。
（柏老按：结果是，中国文艺协会仍然开除郭良蕙女士的会籍，柏杨先生跟着也就宣佈开除了中国文艺协会。世界上只有中国有此怪事，作家不但不维护作家，反而充当杀手。嗟夫。）
洋奴之治
一位读者先生，来信告曰，他有一天去台北市公园路二十五号某长辈家串门，看见教育部农业教育委员会写出来的一封信，收信人姓名地址，全是英文。一字不易，照抄如下：Taiwan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rp 25 Kung Yuen Road； Sec。2 Attention： Mr。 Yao Chen； GeneralManager。因公园路是一条直通的短径，没有分段，故邮差先生不得不迳行投到二十五号，而二十五号乃台北女子师范学堂的宿舍，那些日夜教学生爱国的教习，看到了该信，痛哭流涕之余，不知道如何是好？应集体到教育部上吊乎？抑买一吨巴拉松送去，请该会官崽服之，以便为国家留点元气乎？该读者先生学问甚陋，百思不得其解，以柏杨先生不同凡品，故敬请教焉。
呜呼，小哉，问也，古人不云乎，「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这种年头，如果神经不健全，看这也不顺眼，看那也有疑问，真要窒息而死矣。想当初四世纪、五世纪两晋南北朝时，「汉人学得胡儿语，站在墙头骂汉人」。而今虽然教育部是中华民国的教育部（柏杨先生严重考察的结果，发现该教育部确实是中华民国的教育部，绝对无误。疑心它里面西崽甚多则可，疑心它是美国教育部的派出所，我就要向他怒目而视）。虽然中华民国的教育部发给中国人的信，竟用的是英文，教一些土包子想不开。但我们可骄傲的是，他们并没有用英语开骂，却是称收信人为「迷死脱」的，这就是进步的象徵。不在这上面拍巴掌，而只仅仅计较小节，为智者所不取也。
一个人研究问题，如果不了解问题的本质，而又不深入探源，只就表面上观察，自然会失惊打怪，坐卧不安，该读者先生的毛病正在於此。盖自八国联军之后，洋大人的枪炮把中国人打得屁尿直流，大批留学生出笼，看见外洋有抽水马桶焉，有高跟鞋焉，有汽车嘟嘟嘟焉，心中大喜。遇到聪明才智之士，若居浩然先生者，更发明英文可以救国，只要一说英文，便无人可敌；只要和洋大人一握手，哲学就有了根据，於是乎，近百年来的政治，就成了洋奴政治。洋奴政治的特徵之一，就是「嘴巴英文化」。君没坐过招商局的船乎？中国人乘中华民国政府的船，所填的表，却全是英文的焉。於此可看出洋奴政治的苗头来矣。你如果不会英文，或英文程度不够作临表泣涕之用，连船都坐不成。其实这个没啥可稀奇的，一旦进化到连坐公共汽车都要用英文填表，一旦国民学堂的课本，都成了book； book； a book；到那时再稀奇不迟。不过到那时候大起恐慌的恐怕不是我们小民，将是那些靠「嘴巴英文化」吃饭的傢伙。盖大家都成了英语民族，他的那一套人人都会，他的饭碗就没有如今这么牢靠矣。
写到这里，不由的心花怒放，呜呼，将来悲哀的竟然不是我们，而成了他们，你岂能不顿开茅塞哉也。
前文已经声明过，中华民国教育部乃货真价实的中华民国教育部，不是美国教育部驻中国派出所，这一点谁要反对，他就头脑不清。至於中华民国官府或官崽写信给中国人，竟用的是英文，那只能说该官崽有西崽的气质，不能说连官府的本质都变了也。一旦形势不同，那些洋奴被赶出大门，教育部固仍是教育部焉。有些朋友担心这样下去，大家逐渐的都被教育成了西崽，岂不危险乎哉？柏杨先生却不以为然，盖这年头谁不以当西崽为荣耶？法国人常讥笑英国人曰：不要看他们一个个面如冰霜，一旦和贵族在一起，笑容就会冒出来。中华民国若干同胞，经数十年的训练，似乎也养成了一点生理上的反应，若居浩然先生者流，若陈文宽先生者流，若某些官崽者流，一旦和洋大人在一起，笑容就自然出笼。柏杨先生对门有一家洋大人之宅，只有一辆破汽车，不像是有钱之辈，但柏杨先生见了他们的小孩，便不由得丑态毕露，含笑呼曰：「洋弟弟」，再含笑呼曰：「洋妹妹」，柏杨夫人常为此而猛起鸡皮疙瘩。不过教育部已把我教育得入骨三分，有时候真想挺起脊梁教洋鬼子瞧瞧，却硬是挺不起来。
今年（一九六二）夏天，有一位女学生要举行音乐会，前来请教，我就面授机宜曰：「别的我不知道，但你一定要唱英文歌，节目单上一定要印上英文，如果再能印上义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腊文，或阿比西尼亚文，以及其他乱七八糟谁也木宰羊之文，那就更妙。」她曰：「我唱的全是中国歌呀。」我曰：「蠢材，蠢材，为啥如此之嬚。快去凑上两个英文歌，这年头有些人身上被教育的，多少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