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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丧母，母亲姓魏，是辉县西关人，外祖父母早已去世，记忆中的舅父、表兄弟，都很冷淡。母亲死时，只我姐姐郭育英抱着我在床前哭，姐姐是个苦命人，出嫁后生了一个女儿，不久，姐夫即行逝世（不知道怎么逝世的，只记得国民党清党时，他四处逃亡）。她就带着唯一的女儿守寡，一直到前年（一九八六）才病故。我从小不专心读书，在学校又总是闹事，当姐姐的操了不少心。
我在百泉初中读书时，姐姐已经寡居多年，我像游魂一样飘荡，一个正值叛逆年龄的男孩，在没有人管教、爱护下，自生自灭。我最后被学校开除，给姐姐带来伤心的打击，任何时候回想起来，我这个当弟弟的，都深感惭愧。
往事如烟，煞车声提醒我，车已到百泉宾馆，见到了一直等候在那里的乡亲，刚刚坐定，素萍带着孩子们赶到，虽然父女去年（一九八七）在香港会过亲，但当她扑到做父亲的身上哭时，仍无限伤感。这是我回到辉县的第一个夜晚。第二天，杨晓杰先生告辞回郑州，拜托他代购十一月六日由郑州赴西安的卧铺票。杨晓杰先生走后，我才知道新乡每天都有一班直发西安的夜快车，也有卧铺。如果早知道的话，我不致打扰郑州的朋友，但也庆幸信息错误，才得以认识郑州那么多新友。
新友两个字，提醒自己的年龄。第二天县政府宴会上，面对着热情招待的父母官县长刘廷和、共产党县委会书记李维海、辉县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李作杰，向他们多少年来照顾素萍致谢，同时，询问各人的年龄，不禁叹息说：「你们都是我离开辉县后出生的！」所以，即令在辉县，仍然也几乎全是新友，虽不是丁令威化鹤归来，但我跟我最熟悉的故乡，当中却隔着一条时间鸿沟，无法逾越，无法使时间倒流。就在院子里，灯光黯淡，一个驼背的老妇人，满头粗糙稀疏而苍白的头发，脸上横布着时间巨斧砍出的深邃皱纹，一身破旧而不合身的衣服，她蓦地阻住我的去路，没有一句寒暄、一句介绍，就用半吆喝的声音，向我质问：「你瞧我是谁？」我望着她，对这位老太婆，从神情上可看出她跟我并不陌生，她再问：「你瞧我是谁？」我无法揣测，有些人围上来，我忽然发现她一定很窘，可能她已向亲友肯定我会认识她，于是她厉声再问：「你瞧我是谁？」我抱歉我的记忆不好，而且相隔四十年以上，我也无法想起，她有点沮丧，低声说：「我是杜育民！」她就是常咸六的妻子，就在她家，北京口袋胡同二号，我们和徐天祥一同聆听「和平解放」广播；同样的也在她家，我背起行囊，穿上杜继生送的棉袍，逃出北京。她，那个长发披肩、身材婀娜的美丽少妇，却成了今天这个模样，我突然喊说：「你是杜育民，我不能接受！」我抓住她的肩膀，喃喃自语说：「我可以接受你的老──」我没有说下去，但我心里悲哀的说：「但我不能接受你老得这么丑！」常咸六在北京「和平解放」后，回到辉县，以一个国民党军官，在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下，痛苦可知，更糟的是，好容易等到儿子长大，却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常咸六不声不响，在厕所里摸索着把绳子吊到梁上，自缢而亡。杜育民生活无着，只好再嫁，偏偏穷苦的后夫也跟着逝世。她虽然跟常咸六生了儿女，但在那个封闭的社会里，仍难逃祥林嫂的坎坷命运。
另一位国立兰州大学同学杜其庆，他是一个苦读生，家庭贫寒，师范学校毕业又教了几年书，才考上大学，毕业后，在重庆财政部人事处做事，跟一位他一谈起来就眉飞色舞、高不可攀的才女万书林女士结婚。对日抗战胜利，他调到上海税务局工作。一九四九年我离开上海时，曾在他家作客，小家庭布置得整整齐齐，那时他的长女不过一岁，夫妻把她当作公主一样照顾，是一个多么令人称羡的幸福家庭。上海易守，他们又一连生了三个女儿，然后，众所周知的灾难来临，杜其庆入狱，万书林女士疾如闪电的跟他划清界限，而且坚持阶级立场，把长女、次女交给后来出狱的杜其庆带回辉县育养，万书林女士则带着三女、四女，仍留上海。杜其庆前年（一九八六）曾和两个女儿到上海探望母亲，万书林在楼上勉强接见两女一面，但对杜其庆则阶级立场仍十分严正，连一面也不肯见。现在，长女、二女都是文盲。回想四十年前，在父母怀抱中撒娇的心肝女，她永不会了解，妈妈的党性会把她父女当作路人。
祭父墓
将来我远葬台湾，因为我在台湾已落地生根！
辉县是一个小县，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却大大出过一阵锋头，全国一窝蜂学「辉县经验」，结果是苦了辉县人，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整天追求享受，却要求别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辉县位于太行山麓，除了「苦」和「死」外，还有什么可以输出！然而，辉县并不是河南省最坏的县份，辉县在全体民众努力下，做到了「三通」指标，这「三通」不是台湾海峡两岸的「三通」，而是辉县境内的「三通」──路通、电通、水通。四十年前我离家时，辉县只有一条通往新乡市二十公里的公路，没有公共汽车、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现在却什么都有，公路通到每一个村庄，而每一个村庄都有电灯，自来水也深入农村，凡没有自来水的村庄，由生产单位互相认领，遇到天旱井枯，各生产单位负责每天运水到它所认领的村庄。三通的意义不能用自由世界的标准去理解，公路大部份仍是泥土路面，下雨成泥，晴天扬尘；电力不足，而且大多数人都负担不起电费，我曾经到较贫苦的拍石头村参观，屋里一片漆黑，收音机发出声音，但没有人扭开电灯。自来水仍十分落伍，素萍住在县城西关，因地势稍高，龙头就滴不出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改善，以致洗衣机放在那里，毫无用处。
辉县应是特殊县份，除了有「万元户」外，还有「亿元乡」──孟庄乡，我特地到那里参观，他们有自己的发电厂、化肥厂。即令我们郭姓族居的常村，千年来苦旱之乡，也忽然在村头凿出泉水，饮水情形自然完全改观。硬体建设比起四十年前，可以说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准虽然比外面低，但比过去高。我踏进素萍家的第一印象，就是长长的叹息，但她现在已经很满意了，她们每星期吃一次肉，而在从前，她和孩子们每天只能喝一碗玉米稀粥，饿得双腿疲软，眼睛发黑，天黄昏后看不见东西，要扶着墙才能走。
前往大陆的海外朋友，往往从横切面观察，震惊大陆的落后和贫苦，但是如果从纵切面观察，大陆同胞生活，比起文革时期，确实获得急剧改善。
到辉县后不久，就看到姐姐的女儿窦芳爱，我离家时，她还是一个不满十岁小女孩，和我玩捉迷藏游戏，笑得咯咯的，现在已是一个白发太婆，而且不认识字，我问她为什么不念书？但立刻懊悔自己失言，寡妇孤女，能够有碗饭吃，就够显示那个大家庭优待了。大陆「解放」后，姐姐带着芳爱，给人帮佣做工，过继了一个儿子，也十分不如意。当我脱下项链挂到芳爱颈上时，她说：「舅舅，你救不了我，我家是个黑窟窿！」甥女似乎无法了解，我只是向已死的姐姐，聊表一个不争气的弟弟的一点心意。
最出人意料的是见到九婶，九叔郭学澐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河南大学毕业后，在几个县主持苗圃，一直从事稻麦品种研究工作，抗战胜利后，他才回到辉县，担任县政府建设科长，年纪轻轻即行去世。九婶胖多了，行动不便，天寒风急，我扶她上车，答应她再去晋见老人家，叙叙别情，但日程排得太满，仓卒而去，回到台北后，特地写信给素萍，务必代我前去请安。我父亲兄弟九人，仍存人世的只剩下九婶，也是我在故乡唯一的长辈。
抵达辉县的翌日，十一月三日，去拜祭祖坟。父亲郭学忠先生在我们郭姓大家族中，是少数读书人之一，曾经当过通许县长，后来定居开封。他的官运一直坎坷，以后很少找到像样的差事，稍后娶了继母祁女士，是满清王朝的没落贵族，她养尊处优惯了，最初吸鸦片，后来吸海洛英，家庭遂告败落。父亲于一九四一年病故开封时，已是租房而居。我把灵柩运回辉县安葬，看到黑漆棺木冉冉下降，里面躺的是父亲遗体，不禁抢地哀号：「爸爸，爸爸！」那情景，今天仍凝聚心头。
祭墓的车队在坐在前车的素萍引导下，出城向祖坟进发，祖坟不过麦田中墓塚累累的一小块葬地，我在父亲坟头立的那块石碑，仍矗立在那里，显得孤独凄凉，素萍焚起冥纸，纸灰随风飘荡。小时候，父亲常说：「等你娶了媳妇，我死也甘心！」停一会又说：「那也不甘心，我还要抱孙子！」而今，儿也有孙，父已化为泥土。我跪下向父墓叩首，思及再来何日？碑毁何时？不禁黯然。父墓左下方，安葬的是二弟郭德漳，他比我先亡；父墓正下方，是我的预定墓穴，而将来我却远葬台湾，因为我在台湾已落地生根，大半生时间在台湾奋斗、挣扎、入狱、重生，有我太多的汗迹和泪痕，有我儿孙的家室，有我太多的朋友情义。女儿扶我起身，原野北风又起。
常村故居
我停留的时间不过半个小时，满怀惆怅无奈。
祖坟在常村村头，常村定居的郭姓家族，父老们传说，当一八七七年山西省发生严重旱灾时，郭姓祖先在山西省洪洞县一棵大槐树下，摔破一个铁锅，兄弟姐妹，各拿一片，向四方流亡，希望有一天，即令自己不能，子孙们也要回到洪洞县故乡，各拿碎片，作为血缘证据，使骨肉重合。其中一支，就在辉县常村住下。再聚的诺言，子孙们已永远无法履行。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是家族观念很重，但中国人的家族意识，却很模糊，西方人一向被认为没有家族观念，但西方人的家族意识反而强烈，常能列举他们家族几代祖先，和他们的「英雄」事蹟。就以美国而论，一般人差不多都能追述第一代移民，甚至兴高采烈的介绍他们在欧洲的祖先，即令身是海盗。而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如果他出生时祖父已去世的话，恐怕连祖父叫什么都不知道，对曾祖父事蹟还能津津乐道的，万不出一。郭姓家族不能例外，早已不知道开创辉县基业的第一代祖先埋葬何地？叫什么名字！
抵达常村故居的时候，街上已挤满了人，我下了车，面对着单调划一，好像一片灰海的男女老少，他们大都是郭家的人，可是我却一个也不认识，一位缠着小脚，头上苍苍白发，一脸皱纹的老妇从人群中挤出来，抓住我说：「我就是二嫂呀。」五叔（我父亲的亲弟弟）有两个儿子；长子郭祥生、次子郭吉生。祥生精明而吉生老实，我称为大嫂的是堂兄祥生的妻子，已经去世，只剩下祥生健在，他住在儿子家，儿子媳妇排斥他，当女儿给他一点钱，买点肉回家时，儿媳妇却不准他用火。看着二嫂，那种老的形象，使我心中抽痛；我一手牵着她，一手牵着素萍，从人群中挤到我曾经住过的宅院，大门、堂屋、厢房、南屋，依然如昔，但全破旧不堪，依稀的仍记得那煤火灶，就在煤火灶台上，五婶冬天总是盘腿坐在上面。我在五叔常坐的已经破烂的木椅上坐下，二嫂扶着她丈夫吉生进来，安排坐在一旁，他行动迟钝，两眼发呆，我问他认识不认识我，他点点头，旁边一个人告诉我说，他已很久不能进食，吃了就吐，身体虚弱，行动不便，但晚上仍起床几次，给骡子拌草。我大声喊叫说：「你们应把他送医院检查！」我有心理准备，如果她们说没有钱，我会表示我愿全部负担，但二嫂的回答出我意外，她说：「他没有病，过些时就好了！」武勤英女士在旁也心情沉重的劝她们送他去医院，他儿子随意──我离家时，他还垂着鼻涕玩泥，也说：「俺大爷没病！」她们对亲人的那种态度，使我感到寒冷。耳际听到的是一片嘈杂，我摸着一些孩子们的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终于告辞，临上车时，祥生挤过来，叫我买些风湿药。车子缓缓驶出村子，一去四十余年，今日重到，前后不过停留半个小时，怀着满怀的惆怅和无奈。
车子前往段屯。
我虽然是辉县人，而又在辉县读过小学和初中，但我从没有听说过段屯的名字；还是昨天晚上，素萍告诉我，我才知道。段屯是个小村庄，位于新乡市到辉县公路中途，我当时就决定，祭过父坟后，直去段屯。
我所以急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