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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河南话都不会讲；又想到家在旧金山义女刘元旭的儿子，说的全是英文。席间，我们谈一些她们或她们的老爹到大陆的情形，像我当初到台湾一样，都是四十年前的往事。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形容异地相逢，人不亲，地亲，更何况人也亲。我先后也看到另两位来自台湾的同胞，一是陈鼓应，一是黄顺兴。陈鼓应先生，这位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在一次国民党「清除革命阵营」小动作中，全系教授被驱逐一空，导致他后来竞选国大代表，把「外交部」称为「断交部」，严重的伤害到国民党形象，然后前往美国，国民政府遂不准他再回台湾，他才应聘到北京大学教书。是他安排我和北京大学同学见面，以致发生一点小事端的。而黄顺兴先生，这位台湾反对党前辈，在台湾还是恐怖时期的一九六○年代，当选台东县长，后来更当选立法委员，他在他的女儿因去了一趟大陆，被捕判三年牢狱之灾，刑满出狱后，也前往大陆。他现在是人民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四十年，第一个发出反对声音的人，博得海内外的尊敬，他是台湾同胞在大陆的一颗巨星。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他抛弃妻子，在北京另行结婚，结婚并不是污点，但迄今为止，并没有这回事。他对政治的兴趣已逐渐消退，而把注意力转到环境保护上，那是一个更远程更艰巨的目标。当我们匆匆一晤，又匆匆分别时，我发现他跟在台湾时一样，满头白发，一脸沧桑。爱心，使他憔悴。
平等万美之母
我们迫切追求的应是民主生活和民主气质，然后才是民主政治。
陈鼓应先生是一个性情温和的知识份子，不是一个激烈抗争型的人，他在台湾对国民党所作的批评，并不严厉，可是他的宣传文字，却咄咄相逼，如果不是外交上发生变化，美国跟台北断交、跟北京建交，选举暂停，他可能当选国大代表。后来，他到美国，因为反对台湾独立，和选举伙伴也分道扬镳，最后才到北京大学任教，对于近代中国知识份子而言，北京大学有强大的吸引力，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当初不准他回台的挫折，似乎还有一点点高兴之情。我同样的以能到北京大学访问为荣，所以当陈鼓应告诉我北京大学副校长罗豪才先生欢迎我到北大讲演时，我很高兴的答应，但是过了一天，他告诉我讲演没有场地，是不是可以改作座谈，我立刻知道，又是老模式变化。
座谈会于十月二十八日下午举行，进了校门，看不到任何举行座谈会的标帜，车子转弯抹角，在一座不知道名称的大楼面前停下，同样的没有半张海报；楼前站了些学生，茫然的看着我们下车，我还以为可能被带错了地方。在接待人员陪同下，上了二楼一间稍大的教室，已坐满了人，陈鼓应起立介绍，我才知道出席的有几位是北大教授，其他则是各社团负责同学（印象最深的是「学海社」，座谈会结束后，社长同学送给我一个北京大学纪念座牌，和他们出版的全套《学海》学报）。
名义上是座谈会，实际上形成一场「口试」──由北大师生当主考官，我当学生，我非常兴奋的接受口试，台湾有较多的资讯了解大陆，大陆对台湾（以及对外面的自由世界）的了解，则比较困难，我盼望有机会告诉他们有关我们的实情。
同学们首先问我民主的意义？和怎么追求民主？这是一个智慧的探索，自从西方Democracy被译成「民主」，传入中国后，民主就成为政治上最响亮的招牌，不管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只要他从事政治工作，他就是扞卫民主的斗士，甚至，他就是民主，民主就是他。于是不久就露出真相：争取民主的人，包括为争取民主而坐牢入狱的人，他们往往并不知道什么是民主。多少年来的情形是，大家都在向一个不知道的东西效忠，并为它奋斗。
有一件事发生在台北，至今使我震骇难忘，一位因抨击国民党不民主而被判五年徒刑的朋友，出狱后参加一家杂志社工作，由他担任总编辑，有一天，为了一本丛书的封面，和一位董事发生争执，他认为他的意见可以得到大多数董事支持，坚持提交董事会表决。表决的结果，除了他的夫人弃权外，全体投反对票。我的朋友脸色苍白的坐了一会，然后霍的站起来，用手指着全体董事，诟骂说：「你们这些人卑鄙无耻！」「我看不起你们！」大踏脚步而去，大家被他的诟骂吓呆了，包括他的夫人在内，目送他背影消失，很久很久，没有人发言。那个惹祸的董事喃喃自语说：「是他要求表决的呀！」我可以断言，这位朋友如果有权，铁帽一定出笼，那些投反对票的人，如果不是「匪谍」「挑拨政府与人民间感情」，就一定是「国特」「现行反人民反革命」。
非常抱歉我用我的朋友作为例证，因为这件事一直横亘在我的心头，不但没有随着岁月消逝，反而随着岁月而更增沉重，使我想到中国民主的危机，不在官而在民，发生问题的不是目前有权的官，而是现在还没有权，但将来一定会有权的民。我常伫立街头，观察那些来往的青年学生，也常想到监狱里正在服刑的被称为民主斗士的政治犯，他们将用一个什么样的体质，去接班掌舵？中国历来的改朝换代，都是不换宝座换屁股，我们一直认为只要推翻眼前看得见的暴君，让高喊民主口号的新屁股坐上去，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几乎是铁定的：我们最后都会发现高喊民主口号的新屁股，更为凶恶。这算不算中国人的悲哀？抬头问天，中国为什么不能像美国一样，在一场战争后建立一个三权分立的政府？为什么不能像英国一样，在一场革命后建立一个代议政治？为什么不能像日本一样，在一次外力冲击后，建立一个君主立宪体制？战乱一次，革命一次，不但不能提升一次，反而更堕落一次。
我想中国人追求的，应该是生活民主化！把民主定位在政治上，只要求政治民主，是灾祸之源。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家庭生活、学校生活，和社区生活。有了民主生活之后，才会有民主政治，跳过民主生活阶段，去追求民主政治，犹如一个小学生跳过中学大学，去进研究院一样，用一句简单的话说明：民主，要在日常生活中成长。我的建议是：我们应把努力换屁股的工作，交给选出来的代议士（议员或代表），而把努力换气质的工作，当作第一要务。这跟独善其身不一样，而是我们要明确、公开的，建立我们从来没有过的「人人平等」观念。平等，是万美之美，众美之母，一切美德的基础，一个人必须了解别人也是人，对方跟我一样，需要尊重和尊严，然后才有能力跟别人沟通、和别人团结、与别人合作、向别人让步、对自己克制。而沟通、团结、合作、让步、克制，就是民主生活。
四化到六化
财产私有化，是拯救中国大陆的唯一一条路，再无他途。
北京大学座谈会上，很多时间来讨论「民主」，从生活民主化到政治民主化。民主政治的意义在西方国家十分明了，但一旦掉进酱缸，细胞上就发生变化，野心家既没有胆量抛弃民主，又没有智慧实行民主，只好在它头上动点小手术，蒋中正先生发明「集中民主」，毛泽东先生发明「人民民主」「新民主」，将来再有英明领袖型人物出现，恐怕还有其他别的什么民主。他们所以辛辛苦苦发明，目的只有一个，他要过专制封建真龙天子的瘾！幸好旧野心家已经逝世，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二波新野心家登场，但中国人民必须了解，民主政治是一个有反对党存在的政治制度，没有反对党存在的政治制度，就不是民主政治。一个国家如果抽去了反对党，它就是法西斯国家，不是民主国家。邓小平先生说：「实践检验真理！」我们同样说：反对党检验民主政治，丝毫不爽。同时，民主就是民主，一眼就可看出：头带花草的民主，绝对不是民主。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成为监赏家，十手所指、十目所视，使舞台上的演员无所遁形。
我还回答了「酱缸问题」「四化问题」「台湾青年生活问题」「民主和暴力问题」，以及「中国统一问题」。在同学们提出统一问题时，香华递给我一张纸条，纸条上说：「你应该问问他们的看法？」但参与座谈会同学们，似乎对这件事并不十分关心，所以当我介绍过我的「长大再结婚」理论后，还没有来得及征求他们的意见，一位同学就又提出一个新的意见：「柏杨先生，你以讲真话受人尊敬，请告诉我们，中国还有没有救？」就在北京，四十年前，我看到新中国的成长，每人精神蓬勃、充满自信，而四十年后，几乎所有人壮志已销。这群知识份子的精英，突然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中国人受的是什么样的煎熬，和青年们受的是什么样的绝望痛苦。稍后在西安，我看到更多的这种场面，同学们──他们是那么小，不过二十余岁，被沉重的对国家的忧愁，压得苍老沮丧，从他们机警、茫然，又复热情澎湃的眼神中，我几乎全部读到他们内心的奥秘！那正是四十、五十年前，我那一代学子们内心的奥秘，如果流尽我们的血能救国家，我们会让血流尽；如果流枯我们的泪能救国家，我们会让泪流枯。然而，死者（那些死于日本人以及敌对党派之手）血已尽、生者泪已枯，下一代反而仍在旁徨国家有没有救！中国，你走错了方向！
然而，问题不是中国有没有救，而是，上帝既不能吹口气使中国消失，那么，它就必须有救。我们看到病人倒在街头，还要伸出援手，而不管他是不是有救，为什么对自己的国家要发出这种询问？不管中国是不是有救，我们都要救。而且，一种很明确的症候显示：中国一定有救，因为中国人已开始有胆量、有智慧，检讨自己的缺点，和面对自己的缺点。关于「四化」是不是会成功？我认为「四化」实际上只是「一化」。十九世纪末叶，清政府认为洋大人所以所向无敌，只因它船坚炮利而已，中国政治制度仍是天下最完美的制度，用不着更改。想不到一百年后，历史毫厘不差的重演一次。人民政府又在认为中国政治制度是天下最完美的，用不着更改，只要有现代科技就可脱胎换骨。根据历史法则，一个身体衰弱的老拳师不可能练出铁拳头，四化因之也不可能成功。多少年来，人们加上「政治民主化」，问题是，政治怎么才可以民主化，这不是主观愿望，必须靠客观条件。有人把希望寄托在大陆留学生身上，认为他们留学西方，会带回西方民主风气，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盼望，把留学生的影响作过高的评估。有一件泄气的事要说明的，中国留学生对西方民主生活，很少吸收。有一次，我参加美国东岸一个大学的开学式，看了一段影片，由大学外籍学生顾问部放映，介绍各国留学生生活给新到学生，其中有一段专门报导由台湾去的中国留学生，自成一个族群，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玩在一起，吃中国菜、用中国话交谈，甚至教台湾家人买中译教科书寄来上课，学校有什么party，中国留学生就像海豹一样的挤在一起；很少到美国同学家作客，更很少跟美国同学郊游；美国同学在一起，除了谈女孩就是谈体育，中国同学在一起，除了传播一些是非，就是谈国内政治，双方格格不入，越拉越远。该影片在结束时，响起顾问部职员的呼吁：所有外籍学生，应以中国留学生为戒！我感到汗颜，但我可以肯定，三年五载转瞬而过，中国留学生连啦啦队长是怎么选举的都不知道，他又怎么知道民主政治？又哪里来的民主气质？又怎么能影响别人？大陆留学生因年纪稍大的缘故，学习功课已够痛苦，学习生活简直根本不可能，缺少语言能力、缺少时间、缺少金钱、缺少兴趣。不要说普通留学生，就以金银堆积如山的宋美龄女士而言，她可是吃英语长大的，并以登上第一夫人宝座沾沾自喜，第二次世界大战，她代表中国前往美国，罗斯福总统告诉她美国正遇到困难──罢工！然后顺便问说：「如果罢工事件发生在中国，中国政府会怎么办？」宋美龄女士举起她那涂满了蔻丹的尖尖手指，用一个不容置疑的姿势，往咽喉上一抹。罗斯福总统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上叹息说：「宋美龄虽然身受美国教育，但她并不了解民主！」
中国大陆要想得救，不能奢望留学生；很多留学生，像宋美龄女士之流，只学会了英语而已（有的连英语也不会）。所以，救中国需要另一条道路：除了政治民主化外，还要财产私有化！使「四化」变成「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