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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请笑一笑，笑，就是美！
我在上海停留五天，最后一天曾经周游部份市区。据说上海是大陆变化最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变化的大城市。在这个拥有一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我们看不到纽约、东京、巴黎那种活泼蓬勃的五光十彩景色，触目所及，只看到一片灰暗；满街都是尘土、落叶，阵阵风起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黄浦江已严重污染，外滩和外白渡桥破落陈旧不堪，虽然人车拥挤，但四○年代的人车拥挤，要超过今天数倍。上海朋友要我说出他们城市什么东西最美？我说：「梧桐！」他们迟疑的点点头，因为住宅区夹道的法国梧桐，乃是帝国主义遗留下的一种植物。
除了参观市区，在新朋友的安排下也拜访了几位他们的家庭，包括以后我所到的其他城市在内，人们的住宅实在太小，跟我抗战时在四川念书的寝室相差无几，提醒我们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人们在这么小的空间中挤来挤去，他的心情又如何能保持平静祥和。
上海最后一天发生了一件使我狼狈不堪的节目，当我们高高兴兴到《华人世界杂志》特派员陈利先生家作客时，他拿出很多当代名家的字画让我们欣赏。最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在桌上摆出笔墨纸砚，要我写一副「对联」或一个「条幅」，这跟一个慈善团体认为我是世界级大富翁，请我捐款五千万美元一样，我老实的告诉他我不会写毛笔字，陈利却认为我真是谦良恭俭让。使我发现：一个人到了老年，想坦白承认自己的缺点，都不容易，会被解释为拒绝的藉口；所以当我坚决表示不会写毛笔字时，他们也坚决表示我不会写毛笔字简直不可思议，并稍稍透露口风，只不过是我自以为「伟大非凡」，不屑于为他们留下「墨宝」罢了。最后我只好屈服，写下了下列几个字：
中国人，请你笑一笑，笑，就是美！
他们被我的字吓呆了，但仍接受我所写的祝福，大家鼓掌，我深受掌声的鼓励，在以后其他无论什么地方的题词中，差不多都写此一句。一位小姐问说：「女士们如果乱笑的话，男士们会认为你对他有意思！」我说：「只有在丧礼上笑，才是乱笑！而且，岂止女士，纵是一个纠纠武夫，也不要给对方一种暧昧的笑！」笑是善良人生存的弹性能力，世界上所有动物，只有人类会笑，这是上帝赏赐的最高贵的礼物，使人跟其他动物不同，在会笑了之后，就跟其他动物分道扬镳。可是中国人的笑，却是那么稀少，我怀疑中国人一生的笑会超过他一生咳嗽的次数，可能因为两千年之久的专制政治，人民长期苦难，以致笑的机能急剧衰退。从上海街头路上行人看起，看到北京，看到西安，人人脸上都蒙上一层厚厚风霜，紧锁双眉，眼光迟钝，弯腰驼背，好像不胜负荷一个我们外来人看不见的重担，或许他在想即将来临的批斗，或许他在想物价飞涨，或许他在想医院里付不出医药费的亲人、或许他在想怎么才能正确无讹的找到后门！他笑不出来。
我们承认笑不出来，问题是不能被贫困紧紧把我们从高贵的层面，硬拖到深谷。菲律宾人民的日子，远不如大陆同胞，但他们笑口常开。不过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贫困时你不会笑；富有时你也不会笑。连囚犯都不是整天愁眉苦脸，为什么中国人整天愁眉苦脸！
中国人最吝啬自己的笑，谁要大笑，谁就违犯了「君子不重则不威」，于是中国人的笑遂成为单行道，只「向上笑」──笑给长官看、笑给老板看、笑给尊辈看、笑给「亲密的战友」看，蔚为世界奇观！我的盼望是如此的简单，要笑向每一个人，包括地位卑微的人、陌生的人、困惑的人、恐惧的人。不是取悦他，而是释放你自己的高贵情操。
离开上海的前夕，乡思阁酒家经理徐庆鹤在他那里请另一批新朋友给我们饯行，徐庆鹤先生是集体户，他承包下酒家，自负盈亏，我给这批新朋友也写了上面那句话。上海《新闻报》，这个具有百年历史的古老报纸的年轻记者张曙小姐，递给我一张电视节的首日封，要我在上句话之外另题几个字，我写说：
四十年相隔，一夕相聚，既传奇、又伤感、又欢喜，愿我们互相祝福。
这不但是柏杨赠给张曙，也是台湾同胞赠给大陆同胞。饯行在午夜结束，当车子穿过寂静的街头驶向旅馆时，我充满了感谢之情。上海，这个当初我最后离开，四十年后又第一个来到的巨大港口，给我太多和太丰富的印象，明天，我将前往北京──返抵大陆的第二站。再来上海不易，我凭着车窗仔细的看，依依惜别。
两腿滴血
「我要回去，妻子儿女还在家等我！」
十月二十五日，我们乘中国民航班机，抵达北京，天已黄昏，香华去年（一九八七）圣诞节在香港参加《文学世界杂志》所举办的亚洲各国华文作家会议时，认识了来自北京的诗人晓钢女士，和《人民文学》副主编周明先生。今天，他们就在飞机场等候。北京飞机场比桃园机场，规模既小而又简陋，但它们的行李履带台却很宽大。这样才可以免得旅客们在提行李时，挤得人仰马翻，不过行李拿到后却找不到手推车，只好又拖又拉、又提又推，把几个箱子运到门口，香华跟晓钢、周明，以及同样来接我们的《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分别热烈的拥抱握手，我则和再度神奇遇上的韩国教授许世旭先生──他也搭这班飞机来到，约定台北再见；中国作家协会迎接他的官员，正好同时向我表示欢迎。不过我们立刻就又分开，中国作家协会招待许世旭住另一个地方，周明先生则把我们安置在北京饭店。
离开机场，车子在宽广的林荫大道上，向西奔驰，林荫大道使我震惊，那是比台北仁爱路宽两倍的柏油马路，据说仿效莫斯科。我没有到过莫斯科，如果一定用外国来比的话，我则觉得它很像华盛顿的宪法大道。车轮发出轻微的跳动，引擎盖前端的弧形线条，闪电般吞噬着没有尽头的像匹练一样的路面，感觉到一种家国雄伟的气势。我看过很多有关北京的报导，无论录像带或照片，都局限于古城风光，包括残破的胡同，和凌乱的摊贩，却从没有人介绍过这条林荫大道。
「四十年前，」我告诉第一次来北京的香华，「我们脚下，还是一片农田。」
香华和晓钢、邵德廉同乘一车，我和周明先生同乘一车，一路上我直盯着大道两旁飞也似的向后倒退消失的树木（可惜我无法分别它们是什么树木），前额微微挨着玻璃，又回到四十年前北京陷落（大陆称「解放」）的年代。
那是一九四八年冬天，我在渖阳，一面在辽东学院教书，一面想筹办一份《大东日报》，那也是共产党最辉煌的年代，在对国民党历次战役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十一月一日，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歼灭了国民政府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渖阳成为真空，遂告失守。我于一个星期后，和仅有的两位伙伴：中央警官学校毕业的孙建章、国立复旦大学毕业的徐天祥，一同逃亡到当时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所在地的北平。到北平后，徐天祥在东长安街找到一间房子，孙建章投奔十六军一位当连长的朋友，而我，我找到常咸六。
常咸六是河南辉县人，我们在百泉初级中学读书时，他比我低两班，抗战胜利后，他在青年军二○六师当一名尉级军官，驻防渖阳，他的未婚妻杜育民，万里寻夫，寻到渖阳，就在渖阳军中举行婚礼，婚后生活安适而快乐，可是常咸六忽然生了一种怪病：双目全盲，部队把他送到北平治疗，他也确实受到最好的照料，但无论如何都查不出致病的原因，最后，法国医院把他当作一个特殊病例，免费诊治，认为可能是一种迄今还没有被发现的滤过性病毒所致，于是注射一种使他体温上升的药剂，藉着高烧，使血液循环加快，再用这种加快循环血液里的白血球，在通过眼睛时，施展它的杀菌能力。
这是一个充满想像力的治疗方法，只有轻微的进步，常咸六可以隐约的感觉到眼前的人影，但注射必须停止，因为每天高达四十度的高烧，可能使他变成白痴。我到北平看到他时，他的头发已全部变白，他那尚是新娘之身的美丽妻子、长发披肩、亭亭玉立，我们为她后半生的命运叹息，但又满怀私心的唯恐怕她把我们的朋友抛弃而去。常咸六后来回到辉县，杜育民陪他支撑艰苦的岁月，而常咸六却在长子出了车祸后，自己在厕所上吊身亡。一九四八那年，我和常咸六都住在北平口袋胡同二号，他们夫妇经常把我，甚至我的朋友，都叫到他家，吃一顿面条，或吃一顿饺子。那时，北平已陷入人民解放军重围，除了偶尔有空军飞机空投粮食，作象征性的援救外，事实上已水泄不通、插翅难飞。国民党追随者进入暗淡的日子，我记得从东北南下，漫长的逃亡途中，被释放的国军俘虏们，衣服褴褛、精神委靡、面目痴呆。经过山海关时，一位湖南籍的战士，双腿被炮弹炸断，鲜血还往下滴，两只拐杖夹在腋窝，走不了几步（事实上是走不了几拐杖）就摔倒在地，鼻脸再渗出鲜血，我吃力的把他扶起，问他：「你要到哪里去？」他喘息着说：「湖南，我要回去，妻子儿女还在家等我！」我几乎是哭着跑开！四十年来，这一幕不断浮起，四十年后的今天，他在湖南家乡的妻子儿女，是不是仍在痴痴的等待？是不是认为他会随军撤到台湾？或他会不会奇蹟似的像有些台湾同胞一样，突然回归家园？当盼望全部落空时，这位双腿滴血战士的妻子儿女，会不会在台湾报上登寻人广告，犹寄一线希望！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陷入重重包围
收音机播出：「各位听众注意，各位听众注意！」
北平城像一个孤立在烈火中的蚂蚁窝，但人们对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的信心，仍很坚强，只是怀疑他用什么方法解除当前的困境。物价像脱缰之马一样飞涨，西单市场手拿银元的小贩，口里单调的念念有词：「买俩、卖俩！买俩、卖俩！」我已忘记当年银元和金元券的兑换率是多少了，只记得当小贩从街这一头，一块银元兑换五千元金元券时，到街那一头，就兑换五千五百元，等到再回原来位置，一块银元就兑六千元金元券；反过来说明：当小贩在街这一头，金元券五千元可买到银元一元时，等他走一趟回来，大概二十分钟，你就必须用金元券六千元才能买到银元一元。我从渖阳带出来的家产，只剩下两块银元，前途茫茫，没有一文收入。常常，我和徐天祥在西单市场前徘徊，饥肠辘辘，望着路旁小吃摊上热腾腾的「茶汤」「油茶」，升起阵阵饿火，我告诉自己：「你吃不起，懂吗？你流落到今天乞丐地步，是你自己的错，你应该挨饿，你应该饿死街头！是的，你应该饿死街头！」徐天祥吃惊的问：「你跟谁说话？」我说：「我跟我说话！」他呆了一下说：「你饿疯了，明天死也比今天死好，换掉最后一块钱，去吃碗『茶汤』！」
我们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吃的，也不知道明天身在何处？有些人打算继续逃亡，有些人身有余钱，租了房子或买了房子，组织了温暖家庭，他们说：「共产党还不是中国人？」宁愿留下。然而，不管哪一种，都忧心重重，眼看着暴风雨就要来到，却无能为力。北平各学校学生几乎早就随着他们所敬佩的教师，全成了共产党虔诚的门徒，形成一种具有强烈裹胁性的狂热。国民党的学运彻底失败，所有作家几乎全部唾弃国民党，当然，国民党早也唾弃所有作家（当时全国知名作家，只梁实秋、王平陵先生二人到台湾），于是不仅是北平学生，而是全国学生，成为一面倒的趋势，倾向共产党。
我曾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住了几天，住在一位研究生兼助教的李思忠宿舍，他现在是国际闻名的鱼类学家，已自中国科学院退休。当时，他正年轻，对共产党崇拜得入迷，每天早上，当他看到在楼下体育场操练的傅作义的部队，就叹息说：「可怜，这堆国民党的炮灰！」第二天他再说时，我就反驳说：「是谁把他们打成炮灰的？国民党？共产党？事实上两党都是凶手！」但我们到底是从小同窗，感情至笃，他劝我不要继续逃亡，他说：「你在国民党里绝对没有前途，你的性格太显明，而又总是喜欢讲话，你非惹祸不可。共产党是个民主洪炉，有非常大的空间，你可以尽量发挥你的才华。答应我，不要走！」
后来，我搬到口袋胡同二号，他仍不时来找我，要我发誓不走。意识形态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