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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当时就收回成命，表示歉意，要他继续上班，并给三天休假。郭公也是一个奇怪之物，他在三天假满之后，仍拜拜而去，把洋大人气得直叫，盖他来华垂四十年，这种不开窍的中国人还是第一次遇到。
这本是一件普通的写字间纠纷，用不着一提，可是跟着而来的麻烦，却值得一提。不久郭先生新服务的那个单位，就接到治安机关移过来的密告，说他思想有问题，盖他竟然「反美」，这还得了哉？这一告不打紧，几年下来，跳到黄河里都洗不清，把他告得焦头烂额，忧心如捣。咦，五○、六○年代的台湾，反美便是自杀，不要说前途，连老命都可能送掉。有一次他向我叹曰：「老哥，我媚美还媚不及哩，岂敢反美乎耶。」潮流如此，我想他稍微有点脑筋，都不致这般糊涂。有一天，美国大使馆隆重招待中国作家，我问他为啥不去，他曰：「没有收到请柬。」为啥没有收到请柬？他说当然是他不够格之故，我告之曰：「阁下何其发昏，你不是反美乎，办事的西崽，怎敢招待反美的朋友？」这当然是揣测之词，但无论如何，洋大人之不能乱碰，乃天经地义，否则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阁下读过宗臣先生的〈报刘一丈书〉乎？才德相孚──道德学问和能力，都同样高强的男主角，日夕策马候权贵份子之门，千方百计，见到大亨，呈上寿金，大亨假装不要，结果当然还是要啦。於是，告辞出来之后，遇到朋友，即吹曰：「适自大亨家来，大亨厚我厚我。」且虚言状，（──比如说大亨「骂」了他一顿之类！）又於是，该大亨稍稍告人曰：「某也贤，某也贤。」某也就真贤了起来。呜呼，男主角之如此不要脸，非他天生的无廉耻。而是他想上进，想在人生途中有发展，便非仰赖大亨的讚扬不可，形势固如此也。
宗臣先生是明王朝人，那时的大亨，指的是财势双绝的傢伙，若官崽圣崽是也。呜呼，中华民国小民比明王朝小民有福气得多啦，彼时只「权者」一途，现在则除了可照样走权者的路之外，又多了一条路，那就是洋大人之路焉。无论你干的是啥，或干的是自然科学的焉，或干的是种庄稼的焉，或干的是唱歌跳舞的焉，只要洋大人心血来潮，张金口，吐玉音，立刻就身价十倍。这例子举起来可以举三万箩筐。某作曲家，作了一辈子曲没人理，一经洋人品题，马上成了奇葩，现在已去法国，如果不是洋大人，他非老死沟壑不可矣。某画家，画了一辈子画，不过小小有点名气，可是洋人一看，不错呀，「某也贤，某也贤」，就从此成为中国最大最大的大师，无人能敌矣。当官的更需要洋大人的「厚我」，清王朝末年，干这一行的，曰「办洋务」，洋大人如果不喜欢其人，还办啥洋务乎？现在则处处都是洋务，只要洋大人一句话，其效便立竿见影。萧长贵，州官，翻译，便是典型的时代人品，一个官能干得「连洋人都说好」，自然非大升特升不可，如果干得「连洋人都摇头」，那就糟了天下之大糕。当然也闹了不少趣闻，记得若干年前，有一位某公司的小职员，因手里执有爱因斯坦先生的几封信而身价百倍，连教育部都慌了手脚，全国报纸也好像他一个人开的，天天登他的消息，结果披红挂绿去了美国。而今，他阁下安在哉？盖他除了洋大人「某也贤」外，啥都没有；归又归不得，留又留不下（数理科那玩艺，不像文法科可以瞎混），其出路不问可知矣，这不是害了一个人乎。
有一件事我敢打赌一块钱，不要看柏杨先生活到如此这把年纪，一月工钱只有可怜的九百元，天天饿得发昏。一旦有位洋大人拍官崽之肩而言曰：「你们贵国迷死脱柏杨，真是大作家，其才上沖云霄。比较起来，沙士比亚、汉明威给他提鞋都不配，真你们的国宝也。」不信试试看，包管既颁我奖状，又请我当委员，七八个大专学堂都聘我当教习，然后「美国国务院之邀」也会跟着出笼，我就阔起来啦，连讲话都开始夹起英文字来啦。
问题是，文字不比图画，洋大人不藉翻译，无法了解，想磕头如捣蒜都不行，此爬格纸动物之所以悲哀也。
司徒雷登
阅报，司徒雷登先生逝世，虽然小小刊出，却是大大新闻。四○年代时，他的名字在报上简直是层出不穷，一言一动，都有记者作详细报导，那时如果死啦，当比今天热闹得多矣，盖报纸乃天生的势利眼，你越有办法，他越登你的新闻。若我们这些小民，除非谋财害命，或被分屍，上报的机会少得很也，故当初司徒雷登先生的份量可知。「颱风命名」之后，忽遇司徒先生之死，真是天造地设，应附骥尾。盖司徒先生是一个中国通，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当初他老人家翻手成云，覆手成雨，功过如何，自有公论，我们不必瞎插嘴，但有一点却是非常重要的。柏杨先生以为，最坏事的，莫过於他会中国话，若他根本不会中国话，似乎对中国可能另有观感。
柏杨先生和洋大人交朋友，最喜交那些不识中国字也不会中国话的，他既不会中国之话，我也不会洋大人之话，二人相对若木瓜，固不能互叙衷曲，但他绝不敢瞧不起我。我道貌岸然，正襟危坐，俨然君子，他知道我肚子里有啥玩艺？说不定他会对我佩服得紧。如果他会中国之话，那就非砸锅不可，盖相交之下，我的媚态大批出笼，或者虚骄并发，稍微有点见识的洋人，受得了耶？谈起话来，我既俗且陋，状如幼稚园小班，稍微有点见识的洋人，又忍得住耶？柏杨先生便是浑身解数，恐怕都获不到他的尊敬。中国同胞常有一种错觉，认为只要洋大人会华文华语，对中国就有深刻了解，便最容易打交道。其实恰恰相反，他不会华文华语，在洋书上获得知识曰：中国者，大国也，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更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当洋鬼子还在多脑河畔光着脚丫，手执木棍，吆喝着追赶野兽时，中国人已会很多「奇技淫巧，以悦妇人」，教那些开国仅一二百年的后起之秀，若美利坚者，怎能不肃然起敬？然而一旦他会了中国话，认得中国字，等於茅山道士戴上照妖镜，百年来中国内内外外的烂疮血疤，全部呈现到他的尊眼之前。呜呼，昔尼赫鲁先生来一趟重庆，便看不起中华民国的官，知中华民国不足惧，亦不足敬也。印度那时尚是一个殖民地，眼睛都如此雪亮，何况如今强甲世界的美国佬乎？更何况他又通华文，晓华语乎，那简直是如虎添翼，把我们这个时代的丑恶气质，看穿十丈。
常有朋友叹曰：「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最难应付。」非难应付也，咱们的这一套他统统瞭如指掌，你一翘尾巴，他就知道你要拉啥屎，而中国人的嘴脸又是如此这般。不是过之，就是不及。他怎能和你一字并肩耶？请读者先生赐一答案。
方块字
名作家方以直先生在报上谈「病院语文」，举了一个介绍信的例子曰：求名医看病，依例先求名人写信介绍，介绍信如用中文来写，便和英文大不相同，其效果自也大不相同。中文必曰：「兹介绍某君前来求诊，请惠治为祷。」英文则准是：「我现在把某某介绍给你，看你能给他些什么劝告……」呜呼，记得抗战期中，英军在利比亚沙漠打了一个胜仗，英王颁勳章给其统帅蒙哥马利先生，其褒奖状上便写了一大堆，曰：「你，蒙哥马利将军，在利比亚和埃及交界沙漠地带，以只有敌人三分之一的兵力，在两个星期内，阻止了德军隆美尔将军大军的强烈攻势。并在最后反攻，迫使敌人向西撤退，保障埃及的安全。去年瓜太尔之役时，你，蒙哥马利将军，在狂风暴雨中，没有雨具，站在海滩上指挥撤退，为时达二日夜之久，在敌人来袭前一天，全部撤退完竣，拯救了四千六百人英军的生命和装备。前年……」如此这般，桩桩件件，细说分明，当时便有人在报上为文自嘲曰：「若是换了中国官文书，八个字便缴了卷，『历经战役，迭着功绩』，够啦。」
和这有同样之妙的，还有一则由吾友邱吉尔先生签署的对英国人的文告，那是诺曼第登陆前夕，风雨满楼，眼看说干就干。文告上曰：「我籲请大不列颠全体臣民注意，假使你没有特别重要的事，那就是说，假设你没有必须亲自前往才能办的事，请你千万留在家中，不要外出。登陆欧洲大战的日子，马上就要到来，我不能告诉你那一天的确实日期，但我警告你的是，说不定当你舞会结束的时候，或是当你走出郊区别墅地窖的时候，发现全国所有的交通工具，包括停在你门口的你的汽车，都被政府徵用，你将一个月甚至好几个月买不到火车票，也买不到汽车票。假使你一定要回家的话，只有步行一途，而且你将发现皇家陆军的士兵已和警察并肩站岗，对你不断的盘询，甚至还要搜查……」当时也有人在报上为文自嘲曰：「若是换了中国官文书，恐怕是：『盟军登陆在即，希居民减少外出，以免因交通不便，滞留他乡为要。』」
方以直先生很希望摸透其中道理，岂是方块字本身毛病乎？抑是被文言文酱住了乎？或是礼不下庶人的古老观念在作怪乎？答案是他不知道。我想方以直先生是知道的，不过他不肯用针把它戳破而已。方块字当然是一个根本问题，方块字一天不改革，阻力便一天存在，洋人儿童进了小学堂，只需三四年，便能给爸爸妈妈写一封通顺的信。中国孩子读了六年，小学堂毕业，甚至上了初中，对中文都很难搞通。事到如今，竟然仍有人说方块字不难，其嘴之硬，乃祸国殃民之嘴也。
即以写文章而言，洋大人一时兴起，拿起打字机，拍里拍啦，洋洋洒洒的大作，马上问世。中国人则必须爬到格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往里堆砌，其慢如牛。再好的汽车走到淤泥地上，都飞驰不成。再流畅活泼的思潮才华，遇到方块字，亦同样要大大的打起折扣。抗战胜利后，中美记者并肩採访军事调解委员会消息，美国记者一面听一面打字，讲演或会议一完，他的文章也完，夺门而出，跑到电报局，立刻拍发，报馆收到后，用不着再加改写，就可付排。等到《纽约时报》已经印了出来叫卖时，中国记者还爬在格纸上哼哼唧唧往里填哩。圣人曰：「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好像锯一段木头，洋大人用的是电锯，中国人用的却是钝斧，方块字和思想互相影响，结果双方都滞如浆糊。方以直先生之怀疑方块字，不为无因也。
文言文到了今天，已是末日，根本用不着我们担心它再发生作用，现在只有柏杨先生这一代，在写信时还偶尔用用外，文言文简直啥用处都没有。不过，阁下小时候读过童话书乎？人虽然死啦，殭屍却能复活，复活的殭屍固没有灵魂，但他却能把自己家搞得乱七八糟。古文虽死，其殭屍却一直不断出现，有时在中学课本中，有时在大学课本中，有时则在官崽圣崽们的讲演中。好像下定决心，非把中国人酱得万劫不复不可。盖文言文不彻底死绝，中国人的脑筋永远酱在酱缸之中，不能松绑。阁下不妨买一部《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之类的玩艺看看，五千年传统文化，在文学方面，似乎只有那么一点精华，说议论不是议论，说散文不是散文。中华民族不是倒了楣是啥？而到如今却仍有人抱着它不放，且使年轻人也抱着不放，真是心怀叵测。古文之害，我想用不着再宣传矣，其中最主要的是，它把每一条脑摺纹都涂上了油，滑出来的全是些使人在心弦上不能起共鸣的句子。不是四平八稳，毫无内容。便是咬文嚼字，毫无感情。写信时自然非「兹介绍」不可，你说它错乎，它没有错，但你说它有力量乎？它却没有力量。
文言文这一关不突破，中国人的文章和中国人的脑筋便永远像个乾屎橛。在洋大人之国，「我」就是「我」，连皇帝也自称为我。但在中国，花样就多如牛毛矣，称「吾」焉，称「余」焉，称「予」焉，称「俺」焉，称「愚」焉，称「本人」焉，称「本席」焉，称「个人」焉，称「鄙人」焉，称「在下」焉，称「不？」焉，称「下走」焉，称「本大元帅」「本总司令」焉，看起来很活泼，实际上只是特权思想藉着文言文产生的狗屎花招，能熏死人。
世界上最不堪卒读的莫过於中国官府的文告，其精彩处是，如果把它送进文章病院，会教群医瞪眼，用啥仪器恐怕都检查不出毛病，你说它啥都没有说乎，它啥都说啦。你说它文理不通顺乎？它简直通顺得很，还可以作「观止」之文读。你说它没有思想乎？它每一句话都可以引伸出一本书。但你看了之后，却觉得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