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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官费’和后来的‘庚款’一样，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个‘官费生’都是个小富翁。加以他们又是富裕家庭出生的小少爷，轻财仗义。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发现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孙文却是满口流利英语的留学生老前辈。敬佩之心，不觉油然而生。乃通过与中山有旧的鄂籍旅美学生刘成禺，邀请中山先生赴欧一晤。
这时待在纽约的孙中山，原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我相信他那时在纽约以‘打工’为生。五十年后的不才，也是纽约市内的一名穷光蛋，也以打工为生。深知这批打工仔当中不乏藏龙卧虎之辈也，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便是我们打工仔前辈中最大一条‘龙虎’。只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凌空而降。他不管中了‘乐透’头奖。因此一下把‘银盘’扔掉，一溜烟跑到欧洲去了。──在欧洲，中山先生是个有崇高声望的。因为他是当年震骇世界的伦敦‘西安事变’的主角。
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布鲁塞尔和柏林，中山与那百十个汉族留学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个名震国际、革命经验丰富、英语流利，又博击群书，满肚皮哲学，而又有正式M。D。学位的老留学生，那批斗志昂扬，却两头不通气的小竹节们，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老套，把他们组织起来了。──这个新组织是没有名字的。中山先生怕引起留学生的反感，没有把他那个早已死掉的‘兴中会’搬出来复活（事实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时，已不愿再用这个老名字，而改用‘中华革命军’了）。
这时中山觉得自己已经是个世界级的革命领袖，与英法政府都有往还，实在不能再住rooming house了，他要搬入一级观光大旅馆。这意见一经提出，信徒们从无异言。据朱和中回忆，大家‘争相捐助’，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中山既得巨资，在巴黎、伦敦大活动一阵，尚余‘万余佛郎’，乃乘高级邮轮，直奔远东去者。（作者注：那时留法公费生每月学杂费为四百佛郎。）中山在巴黎时虽然还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汤芗铭等四个‘反骨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琪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动；还是把法国公文直接退还给孙博士，并恭送中山离境了事。
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一个‘开始的结束’
中山这次自海外归来，可说是‘适得其时’（perfect timing。他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上岸，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国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每省一票），他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在南京就职。改元、易服，使用阳历。中国历史上三千年的帝王专制，和最后二百六十八年的满族入主，同时结束。中华民国也就正式诞生了。
辛亥革命如今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回头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对这段历史，我们的执政党─国共二党的党史家，各有官方的解释。
国民党官方的解释是根据‘总理遗教’的叫做‘革命尚未成功’。‘革命’怎样才算‘成功’呢？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全部实现，才叫做成功。如此说来，则‘辛亥革命’只是个流产革命，因为它的果实被袁世凯等军阀官僚所窃取；被党内叛徒所断送，所以国民党要继续革命，二次、三次到无数次。不达目的，不能罢休。果然在北伐完成之后，国民党就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五院政府，应该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了。谁知这次革命果实，又被共产党半路窃去，所以国民党还要继续革命下去，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建设中国。不达目的，则革命永远不能罢休……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则更为简单明了。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基本上也是反动的和假冒伪善的。算不得是个革命。因此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所制造出来的‘中华民国’，也只是反动阶级所控制的一个‘朝代’。一部‘中华民国史’也只是一部‘断代史’。真正的‘人民中国’还是从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的。
其实从‘党史’的观点来解释‘国史’，是不容易立足的。因为每个‘政党’，尤其‘革命政党’，都有其极其主观和排他性极强的意蒂牢结。首先肯定了一个意蒂牢结，然后再谈历史，这就不是‘以马拖车’，而是‘以车拖马’了。抽象的说，这就叫做‘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
历史是条长江大河，永远向前流动。搞历史的人，随着潮流前进，然后回头追本穷源去看看，哪儿是青海源头？哪儿是金沙江、三峡？哪儿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然后才能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我们如果昧于极其客观发展的历史事实，而在想像中制造一条随自己意志发展的历史，甚至对未发生的历史发展，也根据自己的意志，加以指派，这就叫做‘实行某某主义’；主义实行得了，那是‘客观’与‘主观’的‘巧合’。客观与主观如果不能巧合，甚或抵触，那往往就要出大毛病─轻者误民误国；重者就伏尸亿万，万劫不复了。古人常说什么‘误天下苍生者，乃此人也。’一个大大小小的独夫，在一位智者的眼光中，本是不难辨认的。
再回头看看‘辛亥革命’吧。
辛亥革命所完成的两大任务：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前者是没什么可说的。重点是在后者。
什么是‘建立民国’呢？简单的说，就是‘把君权换成民权’。君权是‘中古’的制度；民权是‘现代’的制度。在政治上把‘中古的制度’换成‘现代的制度’，用个抽象的名词，便叫做‘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不是任何国家所独有，它是世界历史上的共同现象。而各国又因为历史和社会等等条件的不同，其政治现代化的程序，亦有长短、缓急、迟早、逆流、顺流……之不同。
具体说来，把‘君权’换成‘民权’，以美国为最早─美国摆脱英皇于一七七六年。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国’（Republic）。但是美国建国不是一蹴而几的。他们‘英语民族’自有其特殊的‘英美政治传统’（The anglo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大体说来英语民族成功地约束王权，盖始于‘光荣革命’（一六八九）。自光荣革命到美国革命，他们大致挣扎了八十余年，才‘建立’了一个说英语的‘民国’。
法兰西民族，从君权完全换成民权，自法国大革命（一七八九）到第三共和之确立（一八七五），大致也挣扎了八十余年。
俄国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苏俄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中经列宁、斯大林将近四十年的独裁专制…远甚于沙皇的独裁专制，到最近的政变流产，和戈巴契夫自联共主席逊位，也搞了七十四年。要进步到真正的民主共和，恐怕也要在八十年之上。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开始，历经军阀起伏专政，直到一九四五年战败，也挣扎了八十余年，始搞出点民治的雏型来。
比诸世界先进的民治国家，老实说，咱们中国人向现代民权政治进展，也不算太坏。我们自辛亥革命搞起，至今也已八十年了。八十年中我们出了一个只做了八十三天的袁皇帝。一九一七年宣统爷也回来搞了几天。其外蒋毛二公也各做了几十年的皇帝，但是二公毕竟不敢搞‘黄袍加身’。最近‘纽约时报’也把邓公小平封为The Emperor Of China。说句公道话，‘小平您好！’比蒋毛二公毕竟要民主多了，虽然他也搞出‘天安门事件’的一大败笔。但是我国近代史上，从君权到民权的转型浪潮，正如今夏百年一遇的洪水……。朋友，对付这场洪水，君不见官家只能‘炸堤’，哪能‘筑堤’呢？─‘社会科学’还是应该多学点才好！
我们搞‘炸堤泄洪’大致也要搞它八九十年。这时限是民主先进国家一致遵守的通例嘛！─所以我们的成绩，不算太坏！
那末，‘辛亥革命’在我们这‘从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转型期’中，算个什么呢？
曰，广义的‘辛亥革命’（一八九○─一九一二），是我国历史上从君主到民主这个转型期的‘开始’。
狭义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则是这个‘开始的结束’（The End of a Beginning）。如此而已。请读者诸位指教。（全文完）──一九九一、九、一，晨九点五十八分于北美新泽西州三权已足。五权不够精通‘国父思想’、‘孙文主义’的专家们，可能认为笔者所说的‘八字’灵符，太简单化了。国父还有‘五权’宪法呢，你只提了三权；国父没有‘三民’主义呢！你只碰到二民。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你就不谈了耶？
限于篇幅。应另有专篇始能详答。简而言之，我们要知道，国父也是逊清遗老，去古未远。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遗教中最最可取的两大制度：‘考试制度’和‘御史制度’。他要把它们延续下来。于三权之外，另设‘考试权’和‘监察权’。殊不知这对难兄难弟，都只是‘农业社会’和‘中央集权’前提下的天才发明。可是在工商业发达，现代化的‘多重中心的社会’（Multicentered Society）里，他兄弟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在一个多重中心的现代化社会里，要‘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以这超级工业化的美国情况来说吧，凡是沾上要领取执照的职业，几乎无一不要考（虽然‘考试’这个怪物原是中国人发明的）。且看律师、医师、建筑师、会计师、社会服务员（Social Worker）、警察、邮务员、飞行师、领航员，甚至尝酒师（Winetaster）、水喉工、地产经纪、货车驾驶员、计程车驾驶员、电器工、电梯操纵员、私家车驾驶员……盖不下百数十种，再加上各大公司行会，亦各有其专业考试，下及垃圾夫等等……无不有其考试。一个‘考试院’哪考得了那许多？所以中山所特别强调者，只是‘文官考试’（高普考），专为入朝当官而参加之考试也。试问今日台港有志青年，有几个要做官？他们要在工商界当大老板呢！际栽骸缮队贸。�
至于‘监察权’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国传统上的‘御史’也、‘言官’也、‘参劾’也。都是专制政体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罢了。最近在台湾的蒋纬国将军为了‘私藏’几十枝‘打靶枪’被揭发，便弄得手忙脚乱。在他老子和哥哥当政时代，纬国要私藏几个原子弹，于右任院长敢瞥他一眼？…在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之中，发生监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对党也！所以在一个现代化了的政体之内，防贪防腐，三权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权、十权亦无济于事也。设个专打苍蝇的‘监察院’有屁用？
‘武昌起义’的经纬
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义’的故事，史家所记盖不下千百万言。笔者个人在海峡两岸的‘近代史研究所’暨老友章开沅、谢文孙诸教授鼎助之下，所收中西日文书目便有数千种之多，允为‘民国史’中各专题之最。按题翻阅起来，岂一人一辈子所能了？
可是武昌起义的实际情形，亦不妨以三数百言一笔带过：‘武昌起义’是清末革命党人所发动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装暴动，而能占领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孙黄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稳脚根，则全国各地便会作连锁的响应（chain reaction）。从湖南、陕西、江西（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开始，时未逾月，全国便有十三省宣布独立，而策动独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党，而是各该省内，由立宪（保皇）党所掌握的民意机关─‘咨议局’。这一来，那些无用的满族王公应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摈斥的袁世凯来撑持危局，而袁氏则养寇自重─一面‘进剿’，一面又与革命党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汉三镇反攻，也只取二城，留个武昌给黎元洪、黄兴这一架两头马车去慢慢拖延。
原来当黎元洪被拖出作革命军的‘都督’之后不久，黄兴亦赶到武昌（十月二十八日），并被推举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如此令出两府，便隐约的引起黄黎、湘鄂两派的分歧。黄兴苦战经月，终致两汉皆失，武昌垂危，黄氏终为鄂派孙武（民问误传为孙文之弟）等所排斥，悄然解职遁返上海（十一月二十七日）。然克强虽去，全国革命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