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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此政客之间的兴趣，就集中于组织小派系，和组织小而收获大的政治俱乐部了。
在老国会恢复之初，首先老的‘国民党’和‘进步党’都萎缩了。前者的骨干乃另组其‘宪法商榷会’，和‘政学会’（后来南京国民党政权中‘政学系’的始祖）一类的小组织，以便在当时最热门的政治事件中，实际参加，并发生影响。一些沧海遗珠的国民党员，则仍然株守于其老巢，什么‘客庐派’、‘韬园派’，和‘丙辰俱乐部’一类的小组织。总之，原来号称‘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国民党’，是被一些亲孙、离孙，乃至叛孙的一些小组织代替了。
至于老的‘进步党’，它也以相同的道理分裂了。其骨干精英，在梁启超等人领导之下，与袁世凯时代，就存在的老的‘研究系’（以梁启超为首），和‘交通系’（原来以梁士诒‘财神’为首，把持了财政部、交通银行，和铁道运输的亲袁老官僚的无形政团）联合，也组织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宪法研究会’。因此，这个恢复了的‘老国会’，就变成两个以研究宪法为名的政团短兵相接的战场了。＇参见，一辛着，‘中国政党小史’（节录），载上引‘北洋军阀’，卷一，页二一三─二三○。＇可叹的是，他两方倾掣，重点不在福国利民，而是以各该系的本身的利益为主。因为他两系都不是‘选民’选出来的，没有对选民负责的问题。所以他们既不代表任何社会阶级，也不代表任何社会团体。因此他们争吵的内容，就纯粹以各该系政客最狭隘的私利为出发点了。这也就把最高级的议会政治，低贬成最低级的帮会政治了。事实上，上述邓小平和江泽民所诟病的，不是英美式的议会政治，而是画虎不成，走了样的中国式、走火入魔的‘帮会政治’。
在宏观史学的远景之前，议会政治盖为将来中国必有的客观实在。但是它在早年的中华民国，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还可望而不可即，一般人民和当国者，都被帮会政治（像文革时期，四人帮那样的政治）吓昏了头，便错把帮会政治，当成议会政治了。
老国会是怎样恢复的
再谈谈三头马车之一的国会吧。袁死段继之间，那时各派政客和南方军阀，争得最厉害的，便是恢复‘民元约法’，和‘民二老国会’，两者在当时都是神圣无比的，但是读者知否？所谓民二老国会，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只结不散的，没个固定任期的万年国会也。这个国会的上下两院，共有议员八百七十余人。他们是在民国元二年之间，经各十询出的代表，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四月八日正式就职开议的。这在民国史上号称‘第一个正式国会’里，国民党原是第一大党，宋教仁便是想运用此第一大党来组织责任内阁，而招致杀身之祸的。
由‘宋案’而引起的‘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夏季），虽然导致孙袁决裂，但袁世凯对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国民党却屈与优容，因为他要利用当时的国会，来选他做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在他当选了并于十月十日正式就职之后，国会正在进行制宪，并曾推出一部中华民国制宪史上‘第一部宪法’，所谓‘天坛宪法’。可是这部宪法还有待政府正式公布施行时，袁就在国会中找个借口来驱除国民党议员了。结果有四百三十八名国民党议员的议员证，于同年十一月五日被袁勒令吊销，国会失去了开会的法定人数，这个所谓‘民二国会’就被解散了。其后袁氏又借口他底总统大位是根据‘民元约法’选出来的，而民元约法是个施行‘内阁制’的约法，与他担任的‘总统制’相矛盾，所以他要修改约法。因而，在外籍宪法顾问的鼓励之下，袁就炮制出一套适合他理想的‘新约法’，并于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公布施行。这样得寸进尺，他后来就做起皇帝来了。
等到他袁皇帝加冕未成，又取消帝制回头做总统时，袁又恢复使用他的‘新约法’。段祺瑞便是在袁氏恢复‘新约法’时出任国务总理的。袁死之后，由于南方护国派的坚持、段的同意，‘新约法’再度被废除，‘民元旧约法’和‘民二老国会’也就随之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六月底八月初，相继恢复了。这段很复杂的故事，我们曾做过详细的叙述，本篇只略为反刍一下，以帮助说明这个老国会恢复的经过。
‘参战案’是怎样开始的？
第二个更严重的政治皮球，就是‘参战案’了。
所谓‘参战案’者，便是一九一四年七月，欧洲的德奥与英法两帮帝国主义之间，忽然爆发了一场国际战争，后来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战争虽然发生在欧洲，因为战争双方都是白色帝国主义，它就必然牵涉到交战各国在亚非拉澳四洲的殖民地了。中国那时正是交战两方的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日本其时则是英国的同盟国，因而日本也就学模学样的，做了个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加入了英法一帮的协约国，对德宣战。日军既然不能远赴欧洲去参战，它就向在我国山东半岛的德国租借地开战了。它不但占领了胶州湾和青岛的德国租借地，它甚至把中国整个的山东半岛，也给霸占了。并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时，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要把中国干脆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事详前卷。
就在欧战正酣之时，我国朝野，尤其是对欧战有‘研究’兴趣的知识分子和政客，也就发生了中国应否像日本一样的去‘参战’的问题了。就在这研究中和辩论的当口，欧战转剧，德国于一九一七年二月，宣布了它在世界五大洋，各公海中，为封锁协约国的海上物资供应，而实行其所谓‘无限制潜艇政策’。这一来就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对外贸易了。
这时美国的对欧政策，本是偏向于支援协约国的。只因国内德裔公民阻力太大，一时尚需维持中立。迨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政策一宣布，尤其是美国邮轮被袭击之后，美国便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向德国宣战了。美国既然参战了，美总统威尔逊也就有各种理由，邀约中国一同参战。美国对中国的邀请书一旦发出，中国政府如何回应呢？这在北京政府之中，和全国舆论之上，就发生中国参战与否的现实问题了。
参战利弊大辩论
当时主张参战最力的是国务总理段祺瑞，和他底‘北洋系’的全班人马，这批‘北洋军阀’之热中于参战，其动机显然就不像段氏之单纯了。其时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而拥段的原进步党和研究系等有影响力的政客，也全力附和，他们认为参战对中国，有百利无一害。理由甚多：首先是美国参战以后，协约国在欧战中的最后胜利已十分明显，因此中国应该参加协约国，庶几在将来的国际和会上，有争取胜利果实的权利。
中国的着眼点则集中在山东半岛，因为日本志在战后，承继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而扩大之。中国要抵制日本，收回山东半岛，就非参加战后和会不可。要参加将来的和会，目前参战而成为战胜国，实为必需也。
再者，中国参战之后，不特可以立刻收回德奥等国在中国的所有租借地和一切财产，停付对德奥等国的庚子赔款；还可以参战为借口，要求缓付对协约国英法美义等国的庚子赔款，其年均总数皆在两千万以上。由缓付开始，战后中国，更可乘机要求全部停付一切赔款。前途无限，利莫大焉。
抑有进者，在段党看来，中国参战还得有其参战军。段政府正可乘机扩大国防军，增加北京政府在国内外的军事力量。为着扩军，政府还得整顿税收，交涉外债。总之，对段政府而言，参加世界大战，对中国是有百利无一害的，所以段氏主张接受美国邀请，立刻参战。事实上，段氏为着参战，几乎废寝忘餐，全力以赴。其刚愎自用的个性，在参战政潮上也表露无遗。反参战也另有理由可是站在段之对立面的黎大总统，就同床异梦了。黎元洪何以反对参战呢？说穿了，黎与段至此已是势成水火的政敌。凡敌之所好，我必反之，已成为转型期中国政坛的公式（包括国共两党当政时期）。更重要的还是，黎此时是一位徒拥虚名的政治领袖。但他却有其被利用的政治价值。这时刚刚恢复建制的老国会，和国会之中的多数党（老国民党各派系），和他们现时在野的老党魁孙中山，以及当时盘据西南数省的实力派，像原护国军首脑、现任云南督军的唐继尧、广西督军岑春、广东督军陆荣廷，也都声明反对参战。在他们底影响之下，京沪各大都市中一些商学团体也反对参战。并在北京政府中公开表示拥黎反段。这一来，中国是否应该参战的问题，黎段两派，就旗鼓相当，政府也就随之一分为二了。那位原无政治实力的黎大总统，在各实力派一致拥护之下，也就顶起了‘反参战’的半边天了。（关于参战辩论和舆论的原始文件，上引‘北洋军阀’，第三卷，颇有选录，见页五六─九九。）反参战的理由何在呢？说来也是大可理解的。就以孙中山先生来说吧，站在一个民族革命家的立场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原来就是一埸白色帝国主义抢夺殖民地的战争。我们这个深受帝国主义之害的中国，有什么理由来参加他们帝国主义之间的分赃战争呢？
再者，在一个革命家看来，中国问题之彻底解决，是个革命成功与否的问题。不幸的是辛亥革命半途流产，革命果实被北洋军阀，拦路打劫去了。现在‘革命尚未成功’（中山口头语），弄得民国不如大清。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打倒军阀，完成革命。如今袁去段来，军阀盘据如旧，全国上下，还要拥护军阀，乘势壮大，去参加欧战，岂非舍本逐末？所以孙中山就反对参战了。孙中山当时在国内是颇享清望的，在他底号召之下，商学各界，就深受影响了。
至于西南各省的军头，为何也反对参战呢？那就更不难理解了。他们所反的事实上却是北洋系这一政治实体，而非‘参战案’这个政策。因为时仅一年之前，在反袁世凯帝制的‘护国战争’期间（一九一六春季），他们初次摆脱了北洋系的控制，颇尝南北分治的政治甜头。如今袁去段来，北京政府虽然少了个皇帝，然北洋系控制北京政府的本质，却是换汤未换药也。加以他们原来又都和革命派甚为接近，虽然无爱于国民党，但是他们原和黎元洪一样，也都以民国的缔造者自居，对北洋系的军阀，忌嫉与憎恨兼而有之。如今眼见段派北洋系以参战自肥，他们以反参战为借口，而达其拥黎反段的目的，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若论部分国会议员之反参战，其所反者，实际上亦系北洋系之专政，非参战之政策也。中国参战与否，对他们实在非关闳旨。若在任何情况之下，能使北洋系政府垮台，由国会议员来组织责任内阁，则参战与否，原不在话下也。
一言以蔽之，这也就是‘转型期’政治现象的可悲之处了。各实力派都要利用响亮的政策问题为借口，来大踢其与政策无关的政治皮球，从事权力斗争而已。还是李宗仁先生的话说的好：‘在大家斗到白热化的时候，哪还想到什么国家民族啰。’制宪、参战，两大政治皮球上面的例子还只是唐氏以亲戚身分，私人干政；国会就不同了，它是中央政府中三个分权单位之一。它如遇事必反，把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当成政治皮球，在议会中踢来踢去，这个中央政府便要搁浅了。今日台北政坛的混乱，多少也似乎与这个传统有关。当年的当政者的袁段蒋毛之憎恨议会；后来邓江诸公对议会政治的顾虑，显然也在此。
从大处说，当年黎段当政时代的国会里，就有两大皮球被踢来踢去，最后闹垮了段祺瑞内阁，引起轩然大波，使尚在襁褓之中的议会政治瘫痪到底，天下大乱，至今还令人谈虎色变。这两大皮球，第一是‘制宪’；第二便是‘参战’。
先谈谈制宪，前文曾说过，当年搞政党政治的政客们，最高的理想，和最大的兴趣，便是制定宪法。他们认为，只有实行三权分立的宪法，才能约束独裁，防制寡头。让政党党魁组织责任内阁，使政党政治发生实效，才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办法。他们这一理想，在袁世凯时代，被老袁彻底的粉碎了。如今到黎段时代，他们就企图重振旗鼓了。因此，在老国会恢复之后，国民党的精英都集中到一个新组织的‘宪政商榷会’去了。进步党的精英则热衷于他们的‘宪法研究会’。两党的本身，对他们活动分子来说，似乎都是次要的了。
一百年快过去了，今日我们回头看去，所谓宪政运动，在民初中国，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