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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要么就什么也不是。”
她的惊世骇俗式而不由反驳的论断，每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为此而陷入忧虑或者喜悦的思考——我们又爱过吗？这个残酷的法国女人已经锐利地刺破了我们生活的虚伪，她几乎用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不屑地问我们：“你体验过真正的爱吗。”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了“爱”的模样了，爱要么像一个美丽酌甜品点缀在我们的生活中，它在我们孤独的时候给以慰藉，在快乐的时候提供容器。在经典的描述中，爱情是那些在漫长的生命历程中互相搀扶走过的身影，是所谓的生锈了般岁月的长久的“牵手”，是一个被亲情充斥，而没有欲望声音的平庸生活，是有着太多的精神上的思念，却排斥了肉体声音的想像的情节……爱，被加入了太多文化的成分，被注入了太多精神意义，爱变成一种间接行为，它需要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媒介来完成，它似乎已经不是两个生命之间赤裸裸地交流了，它被繁琐所包围着。不断地被这些平淡稀释成一个平面化的词语，一个丧失了立体感与强劲热量的符号……而爱，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本能，是一种毫无顾忌的生理反应。这一点，惠特曼似乎表达得更清楚，在《歌唱带电的肉体》中，他几乎是肆无忌惮地用他那底气充足的西部口音叫喊道：“而假如身体不是灵魂，那什么是灵魂呢？”而在《一个女人等着我》中，他则更直接地写道：“一个女人等着我，她拥有一切，什么也不缺何是如果缺少了性，或者缺少了健壮男人的水分，就缺少了一切……如今我要拒不接近那些缺乏热情的妇女，/我要去跟那个等着我的人，跟那些热情的/可以满足我的女人们同住，/我看她们了解我，也不拒绝我，我看她们值得我爱，我要做那些女人的强壮的丈夫。”这个粗壮的美国的内心独白，让我感到一种强烈的生命感撞击着我，爱情是一种力量的交流，是毫无阻碍的直白。
杜拉斯无意中已经渲染了“肉欲主义”，但是普通的纵欲者其实仅仅是一种更深层的无能，他们仅仅是让自己投入一种数量之中，甚至让自己产生了麻木。而真正的爱，或者说真正的肉欲主义者，应该是对于质上的无限追求，每一次身体的颤抖都直通向幸福的宫殿，那耀眼的晕旋——正如杜拉斯所说：“每次我有欲望，我就有爱情。”
欲望的声音（2）
杜拉斯所渴望的“叫声”，正是对于福柯观点的回应。这位哲学家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性的欲望已经被工业机器所压迫殆尽，三百年来，我们始终处于无法高声尖叫的压抑之中。没有比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论述更让人辛酸的了，这个墨西哥诗人说，在20世纪的各项伟大起义中，爱情是缺席的，爱情与性被政治所歪曲，它已经不是激情，而仅仅是一种权利。而到了马尔库塞那里，爱情与性甚至变成了一项消费品，快感成为工业机器的一部分。以致于弗洛姆要大声疾呼：“爱，是一种能力。”我们是否可以解放自己。我们学者们不是正在鼓吹一种全新的文明“信息文明”正在到来，人类将被从机器中解脱出来，那么我们的性呢？结果我们失望地看到，性在信息文明的代表工具互联网上泛滥着。我们肆无忌惮地谈论着它，把潜藏的欲望变本加厉地诉说出来。但是，我们的对象只是显示器后虚幻的对象，我们在无情地欺骗自己。我们甚至让自己的本能陷入一种不真实，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无能呢？
天哪，我们正在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身上最原始的激情的消失，我们变得如此麻木，或许可能无法逃脱杜拉斯的蔑视“我们什么也体验不到！”由于缺失，我为电影《玛戈皇后》中的场景激动不已。玛戈与他的情人在街头初次相遇的片段。两颗陌生的灵魂在黎明的街头相逢，真正的爱是不需要语言的，他们靠在巴黎街头的墙壁进行生命中最本质的交流。那墙壁一定冰冷吧，同时又是粗糙与生硬的吧。但是，玛戈那张如此沉醉的脸已经说明了一切，他们的爱是不需要那些间接的方式来传达的。而在苏格兰女王玛丽亚·斯图亚特遭遇她的情人斯博韦利时，这位平日狂傲的女王让自己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疯狂之中，深刻洞悉人性的茨威格用饱含着激情的笔触来描写这个被情感所征服的女人，在不能自己的情欲面前，女王的身份消失了，她是一个赤裸裸的女人在等待着男人。而这位斯博韦利爵士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精神层面丰富的家伙，他有的是他狂暴的欲望和一个雄性动物的征服欲。
100年前，埃米利·狄金森在一首名叫《我啜饮过生活的芳醇》中写道：“我啜饮过生活的芳醇／付出了什么，告诉你吧／不多不少，整整一生／他们说，这是市价。／他们称了我的份量／锱铢比计，毫厘不爽，燃后给了我我的生命所值/一滴，幸福的琼浆！”我宁愿相信，这一滴芳醇是杜拉斯所说的“欲望的声音”、“肉体的狂热”、“身体绝对，服从欲望的感觉”，是惠特曼歌唱的“那带电的身体”，而这是我们之所以生活在世间的最重要原因，也只有它能够证明我们曾经作为人而生活过。
行动者海明威
1951年，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街头第一次见到欧内斯特·海明威时，这个28岁的新闻记者根本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他远远地扯着嗓门，用着拉丁美洲味道的西班牙语喊道：“大师！”这个词几乎概括了几代青年对于这个用全部生命来历险的人的绝对崇拜的情感。海明威那张宽宽的脸绽放着孩子气的笑容，似乎永远倔强的胡子乱乱地堆在他的脸上，一张温暖却坚毅的面孔，那上面记满了酗酒、斗牛、打猎、追求女人的痕迹。它们几乎完美地混合在一起，让这副面孔充满了蛊惑人心的魅力。这是本世纪最著名的符号之一，它不断地出现在各种广告画面中，几乎就意味着那个单词——作家。
尽管不断有学者在质疑海明威的真实性，他们认为，海明威在用那支无与伦比的笔营造了一个虚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这个人是在炮火中救助战友的英雄，是不怕死的斗牛士，是无畏的记者，一位酒精爱好者，当然最重要还有——位在女性世界中无艰不摧的人物……传记作家肯尼斯S．林恩把这原因归结于海明威幼年所受的心理伤害，于是成年后的海明威为了躲避这种自我恐惧，“他只好写故事，以创造和虚构相同情况的方式来努力克服内心世界的混乱……他比任何人都更习惯于借助艺术来再造他的生活……”
但是，对于大多数年轻的心灵来讲，这种弗洛伊德式的分析简直是多余。不管是否是源于自我恐惧，海明威的确曾经出现在前线，游荡于巴黎的夜幕下，在西班牙的斗牛场里呐喊，还有非洲丛林中的狩猎，他的身边不断变换着美丽的女人……在那些作品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位害怕生命在平凡中轻易流逝的男人，他努力在寻找生命中最核心的东西——本能的力量。冒险、酒精、性的刺激无疑通往生命核心的最直接的途径，在这种高强度的体验中，海明威让自己触摸到了生命。而我们则通过那些已经被压缩成平面的文字，同样感到了那种生命激情，我们在阅读中让自己激动得颤抖。海明威是文学史上最具生命真实感的作家，当一个人写出这样的句子：“人生不是用来被击败的。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击败。”他怎么可能是虚假的呢？
比起后来的学者，我更愿意相信同代人菲茨杰拉德所描述的海明威：“一个身材魁梧、浑身是力的农民。如水牛般健壮，是一个地道的运动员。他随时都可以过他笔下所描述的那种生活。如果他的身体条件不允许他过那种生活，那么他就决不会去描写那种生活。”
对于这个身材魁梧的、生活肮脏邋遢的农民来讲，本能的满足意味着生命的全部意义，这也是他的最动人之处。在《永别了，武器》中，海明威借弗雷德里克感慨道：“我生下来不是为了去思想。我生下来就是为了吃。是的，上帝，就是为了同凯瑟琳一块吃饭，一块喝酒，一块睡觉。”比起那些苍白的思想者，行动的海明威更体现了黑格尔的论断：“人的真正存在是他的行为……它的存在不仅仅是个符号，而是事情自身。行为就是这个行为，有什么样的行为，就有什么样的人。”我们热爱海明威那些简洁的句式，但我们更热爱的是海明威那些行动本身。
乏味的大学（1）
47楼可能是中国目前最著名的学生宿舍楼了，孔庆东在10年之后，在一面泛黄的纸上描述了那时候的北大的故事。打动我们的是什么，是那些生命种最珍贵的趣味性。尽管，一位青年批评家在那里高姿态地说道：“那些笑容背后是苦涩。”但是，在这里苦涩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陪衬，只有趣味才是最穿人我们心肺的。
趣味的前提是存在的事物的多样和丰富。10年前的北大存在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群，他们有着迥然的风格，并且执着地按照自己的生存状态存在。并且他们的环境还是宽松，他们没有太统一的目标去追逐什么，于是在悠闲之中，他们很自然地展示了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北大往事》里描述了太多的这样的故事，那些今天看起来荒诞不经的故事散发出来的味道具有某种诡异的魅力，激发起我内心深处潜藏的不安分的欲望。我走在世纪末的北大里，呼吸着北京日渐污浊的空气，痛楚地看着我身旁那些和当年的孔庆东们一样年轻的生命已经不再“好玩”。一位诗姐曾经感慨道：“现在的校园不比从前，放眼一望，学子们个个山清水秀，走在一起分不出赵钱孙李，很像是批量生产出来的，花色品种变也变不到那里去……”大学越来越像工厂，流水线生产同样的产品，生产力在不断提高的同时，我们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小。分数、出国、赚钱，现在的学生的道路似乎被限制到如此狭窄。他们日益繁忙，却不知道为何繁忙，我们过多的把大学看成一个学习知识的地方，死亡的知识拥挤了我们充满活力的心灵。大学也越来越变成一个学习机构，我们在这里寻找到生存的技巧而不是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所以我们越来越被要求去适应这个社会，而不是保持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让自己有趣味。趣味需要的是自由，而这种自由和趣味又可以增加个人本身的抵御力。所以，当年那些纵情声色的宿舍里的脏小子如今也出落得楚楚动人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使人变形的．社会里依旧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自己的本色，这是作为一个人存在的根本。
大学本来应该成为这样发挥个人独特性的场所，在这里年轻但是充满激情活力的生命不会遭受太多的损害。读牛津剑桥大学的校园文章常令人心驰神往，那些未来的达观显贵此时都是恶作剧的高手，这些绅士们想方设法地取乐。“光干工作不玩耍，聪明的孩子也变傻”，剑桥大学的莘莘学子以对待科学研究同等认真的精神来玩耍，甚至是胡闹、放肆的程度。科研圣殿三一学院的门楼上，站着创建者亨利八世的雕像，左手托球，右手握节杖。50年代在一次学院的晚会上，闹疯了的学生大概为了抒发对亨利八世曾砍掉剑桥大学校长费雪脑袋一事的愤慨，想出了一个荒唐无比的恶作剧；竟然爬上了“伟大之门”把皇帝老子的节杖扔掉，换上一截破椅子的木腿。从此，满脸庄严的万岁爷便拿着破椅子的木腿站着，一站就是几十年。这种自由甚至疯狂的氛围其实是每一所推崇“独立健全人格”的大学的共识。但是这种气氛在目前的中国大学极度欠缺。“现在的校园气氛一点也不好玩，学生都挺傻的。，’北京广播学院的一位学生在闲聊中说道。在他的记忆中，9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越来越像中学生，除了脸上的稚气未脱，在思维上也呈现出幼稚的倾向。他所怀念的时光是90级以前的学生，那时候整个学校就像一个大家庭，尤其是在圣诞化妆晚会上，每个人像疯了一样地折腾，在人与人之间似乎根本不存在隔膜这一个词。而现在的学生什么都玩不起来，他最怀念的传统是每一届毕业生在离校之前，都要恶作剧地把校园内的一座土墙推倒，这几乎成了毕业班的一个传统，虽然不比剑桥，但也相当有趣。可是这种传统消失了。更为有趣的是燕京大学的一位早期的女学生回忆，如今她是一位北大学生的奶奶。这位当初聆听了冰心的课程的女才子回忆那时候燕大的一个伟大的传统是将新生骗到未名湖边，然后像一项仪式一样将他们扔人未名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