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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抗议书。这位年轻皇帝的反应是，以屈服于英国人的罪名斥责和贬抑他父
亲所信任的这些官员。此后，他支持徐广缙及其亲密同僚广东巡抚叶名琛的
不同西方使节交往的政策。同时他命令上海、南京和天津当局把一切外事活
动移交给广州钦差大臣。北京的这条强硬路线，使巴麦尊于1851年曾考虑过
采取武力报复，但是他于12月被免去外相职务，而他在伦敦的继任者却并不
那么感到需要卷入中英斗争中去。
1858—1860年英、法联军远征中国之役，是由于1854年双方共同努力
谋求修改条约的谈判遇挫而引起的。促使采取这一外交上的努力有以下几个
因素：英国想寻求机会与南京太平军叛军进行贸易的希望遭到破灭；1854和
1855年英法在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实行外交合作和军事上无暇他顾；美
国公使（麦莲）来到中国，他较他的前任更少怀疑英国人的出尔反尔而愿意
与英法两国共事合作。总的说来，到1854年，外国舆论已经认为不能从太平
军的胜利中捞到什么油水，而英国政府也已决定采取中立和不干涉政策。在
法、美两国同意下，三强企图通过修改条约来增进它们在中国的利益。结果
三国公使于1854年5月到11月之间纷纷在福州、上海，最后在天津，从多
方面提出申诉或建议，企图劝服当时的广州总督叶名琛。这些努力有助于达
成上述上海的地方协定，然而它们在与北京朝廷打交道时却无效果。1855年
2月巴麦尊出任首相以后，在中国的英国活动分子越来越不安分了。①
① 科斯丁：《1833—1860 年的英国与中国》，第114 页及以下各页，第180 页及以下各页；格雷戈里：《英
国与太平军》，第1 — 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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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名琛当对因为要对付广州周围的叛乱而陷于困境。他顽固地拒绝英国
人进城的要求，所以他在西方的记述中成了一个表示死不交涉的代用词，但
最近的研究表明，当邻近的江西、湖南甚至珠江三角洲都被起义所震撼的时
候，他在广州十年的真正功绩却是维护住了清帝国对那里的军事控制。太平
军于1852年由广西向长江北进，部分原因也是叶名琛保住了广东。然而太平
军的榜样在广东也引起了一系列叛乱。叶名琛通过向绅士课税来筹措民团经
费以对付这些叛乱，这正反映了广州地区当时的困难局势。华南的叛乱促使
福建的茶和安徽、江苏的丝改经较短的路线运至上海，因此，在翻越梅岭和
别的关隘而至广州的旧运输线上谋生的船民和码头搬运工都被迫失业。和三
合会有联系的秘密会社，象 1853年占领过厦门和上海城的小刀会，现在有了
用武之地。1854年期间，广州地区被卷入“红巾”之乱的漩涡中。广州城只
是由于农村民团局（这是添加在地方宗族结构之上的组织，所以在提供救济、
控制物价和鼓励生产的同时，还能庇护和组织人民）的效忠才免遭掠夺。所
有这一切都是在绅士领导之下完成的，原则上要由朝廷批准，实际上总督批
准即可。叶名琛在坚持科举考试，奖励有功的绅士，处分那些为非作歹的人
方面似乎都是公正而有力的。但是一旦“红巾”被镇压，几万人便在1855
年被处决，广州的绅士仍旧在地方重新保持权力地位，他们能够用贸易税捐
支持他们的乡勇和民团，而农民则比过去更加贫困，经官方批准并由绅士领
导的民团已与由绅士资助的乡勇 （他们的所作所为经常无异于老百姓的敌
人）合流。①
成为1856年10月开战理由的“亚罗号”事件，便显示了正在成为中英
关系典型的亦中亦英的特征。这种船有外国的船身和中国的装配。船主是中
国人，但他住在香港。船长（甘纳迪）是英国人，十二个水手全是中国人。
“亚罗号”曾在香港登记，但已超过这一年的有效期十一天，而根据殖民地
条例，它有权在回返香港以前悬挂英国旗。但事实上“亚罗号”不管是否打
了英国旗，它当时已参与了海盗活动。叶名琛声称他的捕快在扣押船上水手
时捕获了一个恶名昭彰的海盗，这种海盗他曾处决过数以百计。当时巴夏礼
领事刚从英国回来，英国的巴麦尊已经同意必须对清政府“提高嗓门”，并
且要求中国对即使是最小的侮辱也要立即赔礼道歉。巴夏礼领事有香港总
督、当时的自由派领袖包令爵士 （他初到中国时曾做过广州领事）做靠山。
包令把自己对自由贸易的热情同巴夏礼坚决无情的炮舰外交的信念结合了起
来。
1856年10月，英国海军再度攻占虎门炮台，一直打到十三行。他们用
一门大炮每隔十分钟向叶名琛衙门轰击一次，他们轰垮了城墙后派遣一支突
击队冲入衙门，到处耀武扬威地展示其火力威力。然而叶名琛蔑视他们，拒
绝同他们谈判。后来人们用一副联语来嘲弄他在这次危机中表现的死顽固态
①
度：“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可是，鉴于他有他的政绩，
① 小韦克曼：《1839—1861 年中国南方的社会骚乱》，第13—15 章；J。Y。W。黄： 《1807—1819 年叶名琛
的政治经历》（1971 年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博士论文）引用了1858 年缴获的广州督署档案，现存伦敦
档案局，外交部档案第682 号；又可看黄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一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 年版。
① 引自杜联哲，见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第905 页。关于“亚罗号”，见J。Y。黄著： 《亚罗号事件
的再评价》，载《现代亚洲研究》，8。3 （1974 年），第373—389 页；J。Y。黄：《巴夏礼与中国的亚罗号战
争》，同上，9。3 （1975 年）第303—3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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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却不是持平之论。
政治上的互不妥协此时导致僵局。1856年10月，叶名琛关闭了广州的
海关，贸易陷于停顿。12月，十三行被焚毁。1857的2月末，英国议会辩论
包令在广州的行动。格兰斯顿和狄斯累里赢得一项不利于政府的动议，但在
其后的普选中巴麦尊获得大多数选票，这似乎表明人们支持对中国作进一步
的胁迫行动。然而当年6月派往中国的远征军在途中不得不回头去帮助镇压
印度的兵变，所以进攻广州的行动推迟到1857年12月。那时，法国也因中
国不公正地判处了一名神甫（马赖，1856年2月在广西）的死刑而参加了这
次报复。
英法联军终于到来，他们总数约五千七百人。12月28日，他们炮击广
州城，接着登上城墙，并绕城墙而进。1858年1月4日，他们甚至派遣几个
小队穿城而过去捕捉巡抚和总督。他们把顽固的叶名琛用船送到加尔各答，
叶即在次年死在那里。他们把曾在广东供职二十多年的蒙古人，即那个谨慎
而无倾向性的巡抚柏贵，当作现代第一批傀儡行政官员之一安置在他的衙门
里。利用柏贵的名义，一个由能讲汉语的委员巴夏礼理所当然地占支配地位
的联合委员会统治广州达三年半之久，直到1861年10月为止。这个联合管
理机构于1858年2月重新开放关闭了十七个月的港口贸易。它派出由中国警
察和外国海军陆战队共同组成的巡逻队，沿街维持城内秩序，而中国人的法
律诉讼和别的日常行政事务则继续由巡抚衙门处理。柏贵的布告由巴夏礼在
幕后审查。
北京把这场灾难归咎于叶名琛。朝廷也大体知道巡抚柏贵是受外国控制
的，但没有撤免他或替换他，虽然也派遣了其他官员试图收复广州。北京以
一种愚不可及的乐观心理希望广州乡村民团能把入侵的外国人赶走，因此新
任总督黄宗汉就采取中间立场，想凭借民众难以和解的反抗精神去限制外国
人的要求。这是中国人应用人民主权的方式，即任何政体都要顺乎民心，合
①
乎天命。象那些好战派说的：“国家根本全在民心，英夷所畏亦即在此。”
要激起由绅士领导的民众的排外情绪是不难的，但要胁迫入侵者却是另外一
回事。为此目的，清政府需要一如既往地显示自己军事上的威力，但这一点
已办不到了。广东民团局暗中受到鼓励，终于在1858年7月21日进攻广州
城，但结果还是被英国炮兵击退。同时主和派在北京已占了优势，在那里天
津条约已被接受 （详下）。
没有得到朝廷进一步的支持，民团运动现在面临着联军巡逻队的威胁。
到1858年底，巡逻队越来越深入到广州周围的乡村，旌甲鲜明地穿越村镇，
以炫耀新政权的威风。1859年1月，当七百名英海军陆战队员接近民团总部，
最后受到炮火攻击时，英国人派出一千三百名步兵和六艘炮舰，在三天战斗
中占领并烧毁了该总部和总部所在的村庄。民团的贡献开始变得无足轻重
了。广州民众曾经以排外怒火长期阻止这些陌生人进城，现在开始习惯于英
国人和法国人来维持秩序了。绅士领导的民团运动在乡村也渐趋消亡。由于
没有别的办法对付这些蛮夷，这里也象在上海一样，蛮夷们被接纳加入地方
政权机构之中。
① 朱凤标等人的奏疏，1858 年6 月30 日，《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7 第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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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的和解
在广州赢得了对意志力考验的胜利以后，英法联军花了两年时间使北京
就范。向远征军供给粮食，意味着要与英、美商号订立业务契约。它们的代
办为军事指挥官和外交使节大开筵宴，传教士也为他们效劳。商人和士兵、
政治家和传教士，共同形成了一个代表他们的文明的西方社会。
联军开始从上海北上，尽管北京照例要他们返回广州。1858年4月，他
们用帆船和十几艘汽轮炮舰装载几千名步兵，到达天津下游河口的大沽港
外。他们没有宣战；只要求谈判。特别是额尔金要求清朝谈判者象他从英国
君主那里获得“全权”那样有权。对中国来说，这种意见是奇特的，而且清
帝就近在咫尺，所以它也是不合逻辑的；然而它却是额尔金为取得具有约束
力的协定而采取的雄心勃勃活动的一部分。为了支持这个努力，他的炮舰冲
破水上障碍攻占了大沽炮台，在天津登陆。在那里，清朝全权大臣在几经抗
议之后终于在1858年6月与英、法、俄、美签订了新条约。俄、美两国公使
作为非武装的中立观察员乘坐自己的船只到来，他们也在这样的条约中几乎
获得了联军通过战争取得的所有特权。
英国在天津的主要谈判者 （与威妥玛在一起）是年轻的翻译官李泰国；
他是广州首任领事的儿子，从 1855年年中以来，已是上海海关主要的外国税
①
务司，现在是从中国的这一职位上被“借用”来协助额尔金进行谈判的。
当年老的大员耆英受朝廷派遣想背城借一地再次对英国人施展其魅力时，二
十六岁的李泰国便向耆英引用了广州衙门缴获到的耆英奏疏中的话，即他曾
把蛮夷描绘得多么蠢笨；耆英因此也闻之愧赧。这也有损于朝廷的面子，因
而经过审讯，清帝赐耆英自经而死。
额尔金勋爵要求在北京派驻英国使节，以便越过广州当局而直接迫使清
政府履行条约，以此不仅当作促进贸易的手段，也作为约束英国臣民的手段。
他在中国痛恨的是那些“出于最自私的目的而把这一古老文明践踏在脚下”
的人。后来他写到：“我已经在我的同胞那里看到了比我过去生活中所看到
的更多的、使我厌恶的东西。”他认为，英国的外交已经获得了条约的特权，
现在必须制止对它们的滥用。英国人在中国负有义务的这种观点，更使他有
力地坚持在北京有一驻节公使的主张。这是他自己（也是李泰国）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