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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的作为起因于在麦克马洪线上形成的一次对抗——或者说得更确切点，是在麦克马洪线中国一侧形成的对抗。麦克马洪所画出线的那张地图是基于初步的勘察，当印度行政管理人员于五十年代到达边界地区时，他们得出的结论认为，麦克马洪线的某些地段应当放在向北数英里的地方。既然中国人认真遵守麦克马洪所画的线，将它看作是事实上的边界，并称它为“实际控制线”，显然不要让任何事情去干扰在这段的形势是符合印度利益的。中国遵守麦克马洪线每过一年，都有利于加强印度的主张。然而，一当他们能够这样做时，印度人却开始在麦克马洪所画的那条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几个地段建立前哨基地，认为他们有权作出这样单方面的“纠正”。既然北京阻止这种如邓小平后所说的“对中国领土的蚕食”，结果是始于1959年8月朗久冲突的一系列长时间的武装对峙，持续直到现在。
为印度声称拥有的在麦克马洪所画的那条线以北的唯一一块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位于其最西端，印度在那里最高处塔格拉山脊的阵地，可以使其前沿哨所观察到中国的基地和交通状况。1962年6月印度部队为执行源自穆立克的占领该山脊的命令，在流经其脚下的山间小溪南姆卡河（Nam Chu）建立了一个哨所——山脊则超出了其部队后勤供应能力所及。9月间中国人作出了他们正在西段进行的反应，以一支较强的抑制军力与印度的新哨所对峙。印度政府接着宣布是中国人派出军队越过了麦克马洪线，而尼赫鲁则公开发誓要将他们赶回去。
印军即使要将轻装的步兵团队调往那个地区也得挣扎着克服种种令人烦恼的困难——所有的武器和供应都得靠人搬运越过许多陡峭的山峦，其高度对它的水土不服并且衣着单薄的部队来说是致命的；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武器和给养则通过卡车运到正靠塔格拉山脊的背后，然后用骡子驮过山脊。想靠袭击把中国人从山脊上赶走在军事上是不可能的，即使印度人想方设法集中起一个旅的步兵——的确印度方面的任何规模的集中都会被中国人轻而易举地在数量上压倒。一个其部队将不得不遵从命令发起一场毫无希望的攻击的师司令官在回忆他在广播中听到尼赫鲁声明时的反应说：
该声明好象是给我当头一棒。我简直难以相信任何人，更不用说一位有国际声誉的政治家，会公开发表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军事行动的声明……其军事含义和中国人可能作出的反应，至少对我们这些在前线的人是清楚的。既然尼赫鲁公开宣布了他要进行攻击的打算，那么中国人就不会等着遭受打击。 ＇ 注：尼兰詹·普拉萨德少将（退休）：《塔旺的陷落》，帕利特出版社，新德里，1981，第69页。 ＇
10月9日印度部队开始了对山脊攻击前的策略性预备行动。这次有勇无谋的出击在印度人还未给中国人造成严重伤亡前便迅速被赶了回来。几天后另一个营挣扎着下到河沿地区去支援那里的印度人，使他们的人数达到约2500人。印度部队的部署是为了进攻，而不是进行防御。这样，北京没有理由怀疑尼赫鲁说的话是否算数，知道印度对中国阵地的进攻迫在眉睫。 ＇ 注：关于印度军队如何勇敢地努力执行由政治领导通过腐败的陆军总部、西线司令部和第4军的指挥系统下达给其职责是发起进攻的师、旅司令官的不可能实现的命令的详情，见于以下两本书的令人惊叹的记述：旅长约翰·P。达尔文准将的《喜马拉雅山失策：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启幕人》（Himalayan Blunder： The Curtain…Raiser to the Sino…Indian Border War of 1962，塔克尔公司，孟买，1969）和N·普拉萨德少将的《塔旺的陷落》。 ＇ 毫无疑问，此种进攻能够被击败，使进攻者遭受重大损失而中国遭受最低限度的伤亡。但是北京想必认识到，这样一个局部性的胜利只能使中国的问题变得更糟。印度人的失败会使他们加大报怨被作为牺牲品并指责中国人的侵略——这在西方是被人相信的——并使他们一旦变得足够强大时，要决心再次战斗。只有一次远为更大规模的惩罚性打击才能期望阻止印度继续通过武力实现其边界主张的企图。
10月20日黎明前，人民解放军发动了预防性的进攻。边界战争开始了 ＇ 注：北京虚假地指责印度军队那天在塔格拉山脊地区和西段发动了进攻，因而中国人进行了反击。中国军队对尼赫鲁已向全世界通告了的印度进攻先发制人，这一真相更对中国有利。 ＇ 。塔格拉山脊下的印度部队在被打垮前战斗了约30分钟，其弹药即告罄尽，中国在东段向前推进，直到占领达旺。在西段“前进政策”中建立的最前沿的印度哨所也被清除掉了。这时中国军队停止了前进，周恩来亲自向尼赫鲁发出了呼吁。他建议停火，并将人民解放军撤回到麦克马洪线后面的阵地；作为回答，要求印度终止向前推进并开展谈判“寻求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尼赫鲁立即拒绝了该建议。三周之后，中国军队在第二次进攻时只用了三天便摧毁了印度在东西两段所有争议地区的抵抗。惊慌失措中，尼赫鲁以如此歇斯底里的言词吁请美国的军事干预，以致印度大使在递交信件时因蒙受屈辱而眼泪盈眶。 ＇ 注：B。K。尼赫鲁：《好人屈居第二》（Nice Guys Finish Second），维肯公司，新德里，1997。 ＇
人民解放军在到达中国所主张的界线后停止了前进。接着中国宣布从11月22日起单方面停火。并在一个月后将其武装力量撤退到麦克马洪线后20公里的阵地。
这就是瓦杰帕伊向克林顿所说的“中国对印度武装侵略”的始末。上述的记事和分析表明：1962年的边界战争并不是那么回事。印度制造了边界争端，拒绝就它进行谈判，然后企图凭借武力实现其主张。武力回应是被强加到北京头上的，当它来临时，它得到恰当的估量。中国的武力反击从战略上和政治上说都是有正当理由的。印度的政策的确使北京没有其它现实的选择余地。正如一位印度评论家所说的，“＇中国的＇‘未经挑衅的侵略’这个警句在边界战争后广为传播纯粹是为了政治目的——它是一种为争取同情而玩弄的冷酷政治花样……”。 ＇ 注：R。C。艾耶尔：《中印争端》，前线出版社，加尔各答，1970。 ＇ 但是，因为这种黑白颠倒可以抚慰印度政治阶层的深受伤害的自尊，它便被立即当作真理接受了，并且在印度一直成为一种受到珍视的谬见。瓦杰帕伊在其致克林顿总统的信中表明：印度政府依然想从昔日的虚构中谋图好处。
二、争端为何依然未得到解决
中国在边界战争中的胜利是完满的，印度的失败是绝对的，但是通过其它办法作为外交的继续，中国的惩罚性远征只取得了部分的、暂时的成功。印军的溃败导致对各总部的肃整。只有一两个阿谀奉承的军人保住了他们的前途。 ＇ 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任军事行动处主任的D。K。帕立特准将，他是在陆军官员报告（仍未公布）中被指责为印军的溃败负有责任的4个成员之一，但是他却升为少将。自然，在他自己的记述中不会提及这一共谋：《在高峻的喜马拉雅山上的战争：1962年印军在危机中》（War in High Himalayan： The Indian Army in Crisis，1962，赫尔斯特公司，伦敦，1991。） ＇ 印军回复到由专业人员指挥，曾将它引向前进政策并导致溃败的政治干预宣告结束。边界恢复了平静，在25年中不再有印军在西段挑战性的刺探，或者越过麦克马洪线。但是政府在外交做法上没有变化。尼赫鲁的立场依旧僵硬，而现在还的确为一种想象中的伤害和背叛感，以及真正的羞辱感所加强。中国使用武力并没有决定性地和持久地完成其两项政治目标中的任何一项：使印度回到谈判桌来；并向印度人表明，在这种谈判前试图以武力将印度的领土主张强加给中国是徒劳的和在自我毁灭。
周恩来与尼赫鲁打交道的亲身经历，使他感到颇受轻蔑和令人愤怒 ＇ 注：1971年作者在北京同周恩来讨论中印冲突时，他仍怀有并表达了那些感情。 ＇ 。1963年4月他认真起来，终止了总理之间的通信。他指责尼赫鲁采取了“一种表明印度根本不打算举行谈判的不诚实的做法”，并以更糟的结尾收场：“如果印度政府由于国内外的政治需要，暂时不准备进行谈判，中国政府愿意耐心等待”。36年之后，它依然在等待。
中国的态度自周恩来在1960年高峰会议上首次阐明以来从未改变。自那时以来一次最为明确的阐述是1981年邓小平在接见一批印度评论员时简洁地作出的：
中国从未要求归还为旧殖民主义者非法并入印度的全部领土。中国建议双方都在实际控制边界线的基础上作出让步，中国在东段，印度在西段，以使中印边界问题在一揽子计划中予以解决。 ＇ 注：卡鲁纳加尔·古普塔在《中印关系：还事实真相》中予以引用，《政治家报》，新德里，1981年5月11日。 ＇
尼赫鲁所采取的曾使其政府无所作为的立场。使得逆转、甚至是调整，都非常困难。除了他自己和其他政治家的花言巧语外，在边界战争期间议会曾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政府——及其后继者——“收复”全部被中国占领的印度要求拥有的领土。1954年发行的官方地图是如此充满信心，以致将印度边界说成是“牢固和明确的”——而且是不可谈判的——这可以用来作为论据，说明任何与北京的妥协解决方案将会牵涉到割让印度领土。宪法没有赋予行政机构割让领土的权力。因此可以说，在一项条约能得到执行前，需要对宪法进行修订，而要做到这点，在任何可以设想的政治环境里都将是极端困难的。因此，即使某一届印度政府准备迎着政治风暴同北京展开谈判以解决边界问题，这一努力仍然会遇到尼赫鲁设置的路障。
不过历届继任政府都谨慎和缓慢地跨着步子，同北京走向关系正常化。作为其父尼赫鲁贴近继任者的英迪拉·甘地在1976年将外交代表恢复到大使级。在1979年人民党政府当政时，当时的外交部长A。B。瓦杰帕伊访问了中国，在这次访问后，重新开展了就两国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的低级别官员的讨论，结果是立即在基本矛盾上触礁——北京建议要谈判的内容新德里认为是不可谈判的。尽管这些会议是在激烈的争吵中进行的，到八十年代中期，关系却得到稳步的改善。接着在1987年边界争端突然再次变得尖锐起来，重新走向武力仲裁，第二轮印度对华战争。
如在六十年代初期那样，陆军总部的变革将另一位具有“拿破仑情结” ＇ 注：这些判断是一位十分了解该将军的老资格印度官员同作者交谈时作出的。 ＇ 的军人安置在最高指挥的地位。早些时候，尼赫鲁的亲信考尔将军，一个低层公关官员，由于总理的偏爱被提拔到崇高而极为重要的参谋局长的职务，接着担任负有将人民解放军从印度要求拥有的领土上请除掉之责的军团司令官。在八十年代，K。森达尔吉担任了陆军参谋长，他也是个雄心勃勃的军人，但是同考尔一样，在其履历上没有战斗的经历。他拟定了一个印度式的鲁登道夫计划，期望出现一次能让印度利用其军事优势使巴基斯坦沦为一个“断了脊梁的国家”的机会。
1986年印度在巴基斯坦边界实施了直到当时为止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黄铜平头钉行动——如一位分析家所指出的。其目的是“制造一种巴基斯坦将被迫进行攻击的局势”。 ＇ 注：拉维·里克耶：《从未有过的战争：印度战略失败的故事》，（Ravi Rikhye； The War That Never Was： The Story of India's Strategic Failures，西纳克亚出版社，德里，1988），第35页。 ＇ 森达尔吉没有得到将其计划付诸实施的机会，因为巴基斯坦政府镇定自若，不为挑衅左右。于是他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将陆军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