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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和梅农一定是把考尔看成救星。有了考尔担任指挥，他们就可以指望在议会复会时或者复会后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他们两人都深信这将是个痛痛快快的行动，因为中国不会进行反击。一边是尼赫鲁和梅农，一边是塔帕尔和森，他们一起表演着幻想四重奏。这两位将军深信，如果中国不作出反应，里窝那作战行动可以迅速地胜利完成；尼赫鲁和梅农则深信中国人不会作出反应。这两种幻想融合成一个信念：只要物色到适当的指挥官，很快将大功告成。尼赫鲁从国外归来（从伦敦返国途中访问了加纳和埃及），仍一如既往深信不必担心中国会进行重大的报复。当塔帕尔向尼赫鲁表示他担心中国可能在西段进行反击时，据考尔说，尼赫鲁回答道，他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不会对我们采取什么强烈的行动”。
考尔在被指派为第四军军长的当晚去见尼赫鲁。对尼赫鲁当时的想法，他是这样叙述的：
＇他说＇他同意外交部的一些顾问的看法，即我们容忍中国部队入侵我国领土实在太久了，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必须采取——或者显得是在采取——强硬立场而不计后果的阶段了。他认为，中国用进入多拉的方式来实现对东北边境特区的领土要求，我们就必须用尽一切办法争夺多拉。他希望中国能明白事理，撤出多拉；如果不撤，我们就只能把他们从我们领土上赶走，或者至少是尽我们最大力量试图这样去做。尼赫鲁说，如果我们不去采取这样的行动，政府就会完全丧失公众的信任。
考尔在这些事情上讲话不一定可靠，不过他对尼赫鲁的观点作的这一概括听起来象是真的。尼赫鲁又一次被当时的事态牵着鼻子走。如果事态按照原定的方向发展下去，就可能导致军事的灾难；但也可以肯定，如果尼赫鲁这时企图改变方向，“政府会丧失公众的信任”。
十月三日，考尔通宵忙于挑选军部的工作人员，半夜里把他们叫起来。第二天早晨，他就飞往提斯浦尔，这也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关头。他的同伴后来在作证时说，他在飞机上告诉他们：各家报纸第二天早晨会把他的任命登作头条新闻；他还说：假如他的使命失败了，政府也就难免要垮台。
当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形势向着高潮发展的时候，印度同中国进行着外交交涉的最后一个回合。在边界的小冲突发展成为战争之前，他们是否会再次进行会谈？如果要会谈，他们讨论问题的范围将是什么？象以前一样，中国建议举行会晤；象以前一样，印度加以拒绝。
八月份，印度通知北京说，他们乐意在新德里接待一名中国代表来讨论双方共同从西段有争议的地区撤出的问题。这就是一九五九年印度所建议的双方撤至对方所主张的边界线以外，而且，如同尼赫鲁现在再次向议会保证的那样，“很显然，这包含＇中国人＇撤出一个很大的地区，我们撤出一个很小的地区”。按照印度照会中的用词，这个建议所提出的措施可以“恢复近五年来被武力更改的该地区的边界状况和消除该地区目前的紧张局势，以便为举行和平的讨论造成适当的气候”。 ＇ 注：见第二章 ＇
所以印度的立场是首先讨论在西段共同撤出的方式，就是中国从印度提出要求的一切领土上撤出，而印度仅仅从最近设立的前沿哨所和早些时候在碟穆绰克设立的哨所撤出。一旦上述撤退完成后，印度准备在一九六O年双方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进行会谈。不过会谈将不涉及全面的边界的解决，只涉及“国际边界”——即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的次要的、细微的调整。
北京在九月十三日的复照中指责印度在“寻找借口拒绝……讨论边界问题”，指出印度在西段的军事行动变本加厉，印度的政策，即尼赫鲁所说的双重政策，等于“假谈真打”。如果真想谈判，中国是欢迎的；但是“打，中国是要抵抗的”。北京再次提出周恩来在一九五九年首次提出的建议，即双方的武装部队沿边境全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并极力主张两国政府应该迅速在双方官员报告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讨论。“中国政府正式建议，两国政府指派代表轮流先在北京，后在德里从十月十五日起开始进行这种讨论。有关细节，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双方看来在再次进行讨论问题上有所接近。然而双方所建议的讨论内容是不同的，这种差异是关键性的。
九月十九日，新德里表示同意按中国提议的日期在北京开始会谈——不过要进行的是印度所建议的会谈，而不是中国所建议的会谈。新德里的复照说，“印度政府准备在适当的级别举行进一步的讨论来制定恢复近年来被武力改变了的西段状况的措施，并且消除该地区目前的紧张局势。”如果中国表示接受印度的提法，就可以安排在十月十五日举行会谈。这时，旁遮普联队已进入沿克节朗河的阵地。但印度的建议只是谈西段问题；印度根本拒绝讨论东段问题。
十月三日中国答复时，克节朗河一带的形势变得象西段一样紧张。中国认为印度的建议，即“中国从自己的大片地区撤退，然后才能讨论中印边界问题”，是绝对不能同意的。中国方面说，他们反对会谈有任何先决条件，但是并不反对讨论印度方面可能提出来的任何问题。他们因此建议印度代表在已经协议的十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各方都同意讨论对方愿意提出的边界问题的任何一个方面，并且明白表示中国会提出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形势问题。这样，如果中国的建议被接受的话，两种迥然不同的会谈可以并在一起。
印度政府原来同意讨论从西段互相撤退的问题，然而它在十月六日的复照中甚至连这一点也翻悔了。照会宣称，“不在胁迫下或在不断的武力威胁下进行任何会谈和讨论”。只有在中国部队撤出塔格拉，而且北京明确同意只谈双方从西段撤退的问题之后，印度才能谈判。中国把印度这种态度描述为“终于……断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
在印度看来，中国是利用对东部边界进行一次新的蓄意的入侵，使麦克马洪线列入会谈的范围，从而导致成为全面谈判。印度立场的核心是它坚决认为麦克马洪线绝不能重新谈判，所以，他们拒绝讨论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形势是理有必至，甚至事有必然的。印度的公众对政府迟迟不能使麦克马洪线不容侵犯的诺言兑现越来越感到不满；由于这种不满，舆论更加坚决反对同中国举行任何会谈，而且政府如果同中国重新会谈，不管新德里的说法如何，舆论肯定会把这事看作是对中国的姑息，从而对政府进行猛烈抨击。八月间，北京曾撇开印度提出的先决条件，而采纳新德里关于双方进行讨论的想法， ＇ 注：见第二章 ＇ 这就使印度政府陷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但印度政府在十月六日的照会里翻悔了原议，使自己摆脱了这种窘境。
印度断然地、毫不含糊地拒绝了会谈，可是它在照会中却又谴责中国阻挠会谈，硬说拒绝谈判的是北京。这样，印度翻悔了暂行同意举行会谈十天之后，又在一个照会里指责说，“中国政府不仅拒绝举行会谈和讨论……而且在东段……制造进一步的紧张和冲突。”这里说的东段就是指塔格拉山脊下面。象往常一样，大多数旁观者接受印度的说法，特别是因为尼赫鲁到最后还表示他是愿意并且随时准备会谈的。他在返回印度后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总是准备举行会谈的，只要对方是正经的，对我们是合乎自尊的。我从来不拒绝同任何人谈。”
考尔离开新德里的第二天，报纸的大标题很灵地应验了他在飞机上所作的预言。
成立特种部队赶走中国军队
考尔将军亲赴东北边境特区指挥
印度陆军待命大举出击
有两家报纸的报道说，考尔受政府的特别委托去执行把中国部队赶回塔格拉山脊另一边去的任务。《印度时报》把考尔描绘为“一位有非凡的勇气和干劲的军人”。那两篇报道都用了“特种部队”的字眼。考尔本人或是他的部下在他的指示下，根本不顾考尔的任命和新军的组成是最高军事机密，向两家主要报纸的政治记者介绍了情况。事已至此，国防部只得予以弥补，在当晚证实这些事实，但是指出：成立新军是一种通常的行政性的改组，并不存在成立特种部队的问题。他们说，麦克马洪线上的形势完全在印度掌握之下。人们原来乐观地期待着陆军会很快从东北边境特区的印度土地上把中国部队赶走。当然，国防部的这种搪塞的说法一点也没有减低这种期待的心情。
考尔和他亲自挑选的一批军官在十月四日快傍晚的时候抵达提斯浦尔。森将军在机场迎接他，这种把部队礼仪规格颠倒过来的作法正说明了当时存在的实际情况。名义上，森是考尔的上司，但是事实上考尔却是统帅，他是受尼赫鲁本人的委托来执行一项重大的作战行动，并直接向新德里报告。从这时起，森和他的东部军区就退居次要地位，只是在考尔因病暂时离开前线时才重新露头。
考尔一到提斯浦尔，就正式通知陆军总部他已经就任。虽然当时考尔手下只有少数骨干，第四军本身也只是个空名，但乌姆拉欧·辛格提出要借给考尔一些熟悉情况的第三十三军的参谋人员时，考尔却谢绝了。对考尔来说，大概对陆军总部来说也是如此，这证实了成立第四军仅仅是为了使考尔能直接指挥里窝那作战行动的一种手段。考尔的任务是在这次作战行动中指挥第七旅，任务完成后就返回新德里担任原职。在考尔回去前，参谋局长职务由他的副手代理，并没有指派新的参谋局长。里窝那作战行动完成后，第四军就可以结束，或者在一名新的军长领导下正规地建立起来。
考尔、森和乌姆拉欧·辛格的会面一定是一个难堪的场面。森和乌姆拉欧·辛格长期来是敌对的，现在森又把乌姆拉欧·辛格换掉，这只能使他们的关系更僵。另一方面，乌姆拉欧·辛格和考尔自早期在陆军时就是老朋友。乌姆拉欧·辛格重述了不可能早日实行里窝那作战行动的看法。考尔当然是把他的前任的意见当作耳边风。
东北边境特区的军事部署在前几个星期里已起了一些变化。从印度中部调来了另一个步兵旅（第六十二旅），但马上就拆散了，它的三个营分派到三个地方，然后又进一步分散。情报局局长马立克在陆军总部的地图上把中国部队可能渗入的地点标了出来，于是印度部队就被派往他挑选出来的这些地点，而对全面的军事部署却丝毫不加考虑。马立克认为有的地方是漏洞，于是就把两个新来的营派去堵塞漏洞。另一个营——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4 Garhwal Rifles）则被派往达旺加强第一锡克联队的防务。（达旺现在成为一个单独的旅管区，临时旅部由一个炮兵军官领导。）第六十二旅旅部设在米萨马里平原上，旅部下面没有部队，旅长不久也撤换了。
在森的直接命令下有两个营开往塔格拉地区，一个是第九廓尔喀步枪联队（第一营），即在东北边境特区呆了三年准备前往旁遮普和平驻地的那支部队，另一个是第二拉加普特联队（2 Rajput）。拉加普特士兵们也是刚结束在东北边境特区的三年巡行任务，正在平原准备开往北方邦。他们原来是在边界东端的瓦弄一带活动的；如果真的考虑到在东北边境特区进行全面作战的可能性，那么就应当把他们派回瓦弄地区去，但是他们却被划归第七旅指挥，奉令进驻伦坡。由于公路不通，只能用卡车把他们运到德让宗；从那里他们就要步行翻越色拉山口到达旺。他们不能适应那样高的地方。他们穿着夏季的单衣，在连绵不断的霪雨中行军，在野外宿营。他们在达旺休息一天后，九月二十四日才到达伦坡，在路上足足走了两个星期。廓尔喀士兵在九月二十六日左右开抵伦坡。这样，第七旅名义上有了三个营的兵力。可是新来的两个营在长距离强行军后已精疲力竭，严重减员，而且只携带轻武器和子弹带里能装下的子弹。拉加普特士兵到达伦坡的第二天，达尔维准将就派他们的一个连去克节朗河增援旁遮普部队。
当考尔就任时，印军的部署如下：
在克节朗河：第九旁遮普联队，加上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的一个连，还有一个中型机枪排（两挺机枪）。
在伦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