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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职官员们的上述表示，只不过是反映了高级将官们，尤其是东部军区的森将军所作的保证。他对第七旅在塔格拉山脊下集中所需时间的估计，一直是盲目乐观的。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他本人和某些参谋人员对东北边境特区情况的无知。地图上只有几英里路，那些在旁遮普平原呆惯的军官们估计部队在几个钟头内就可走到，而实际上部队可能要疲乏不堪地在高山中走上几天。不管如何解释，森将军起初告诉过文职官员，在九月二十一日前，在克节朗河地区将集中一个整旅的部队准备出动迎击中国部队。事实上，一直到十月初，才只有一个连的部队到达克节朗河增援那半营旁遮普部队。
那位替部下撑腰的乌姆拉欧·辛格将军在第三十三军里必定是在进行拖延，换句话说，他不让陆军总部和东部军区逼着他把部队摆到他不能加以接济的地方，去发动一场他和他的下属指挥官们明知是不可能的战斗。
塔帕尔将军虽然不接受前方指挥官们的看法，即认为要用能够在这个地区展开的兵力，把中国部队从塔格拉山脊下清除掉在军事上是办不到的；然而他对中国对印度的进攻可能作出的反应也感到不安。在九月二十二日国防部的会议上，塔帕尔说他觉得中国大概会对西段的印度前沿哨所进行报复，或许会把中国的主张线以东的所有印度哨所都打掉。他以前也曾表示过这种担心，但是文官们总是作出老一套的保证，强调申明中国不会发动全面攻击。国防部和外交部一致估计：在塔格拉山脊下面给中国部队一次猛烈的打击，以显示印度力量，不仅会使他们在那个地区后退，而且会使他们以后对印度在其他地区的行动采取更为默认的方针。他们认为，中国为了保持威信，可能不得不在西段采取一些局部性的小行动，来挽回在塔格拉山脊下面所遭到的失败。一、两个印度哨所，大概包括在加勒万的哨所，也许会丢掉；但为了把中国部队赶回麦克马洪线的另一边去，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这种看法是在外交部研究了中国政府的语调和态度后形成的，并且为马立克作出的估计所肯定。此外，与这种看法相吻合的是在新德里有一种普遍的信念，认为谁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公开袭击象印度这样孜孜于和平事业的国家。中国尤其不会这样做，因为北京对印度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对它的支持是感激不尽的。
因此，九月二十二日的国防部会议拒绝了塔帕尔关于如果印度坚持在东段执行赶走中国人的计划中国就会在西段进行报复的警告，并重申要陆军把中国部队从塔格拉山脊南面赶出去的命令。塔帕尔乃请求把这项命令写成文字。
在当时情况下，这一请求意味着抗议。梅农两天前已离开新德里去参加联合国大会，所以这位陆军参谋长满可以把他的疑虑讲出来而不必担心挨骂。但实际上塔帕尔提出上述请求只不过是要求按通常的惯例办事而已。按照政府正常的工作程序，这样一项事关重大的命令理应写成文字。而且，在这项命令中，应当联系到参谋局对情况的估计，应当申明采取这一作战行动所根据的国家政策是什么；这项命令应当是高屋建瓴地来谈这一作战行动，以便陆军参谋长了解他可以在其他地区进行什么部署（在这方面的关键问题是万一同中国发生战事，估计巴基斯坦会采取什么行动）。可是，非但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始终没有写成文字，而且自从紧急局面开始出现后，在新德里很少用笔头来肯定一项命令或作会议记录。从讨论中国部队越过塔格拉山脊的第一次会议起，梅农就规定不得作会议记录。他表示，这样更有利于保密。这种措施对保密其实并没有多少好处；不过，到要追查谁应该对会议所作的决定负责的时候，就使得真相难于查明了。
军人们也跟着照这样办事。陆军总部常常是用电话给东部军区下达命令，由塔帕尔打给森，一般不再补发电报予以肯定；森事实上常到新德里参加会议，因此可以当面给他下命令，自然也是口头的命令。当时，只有军部和军以下的单位才按正常的工作程序办事，但后来即使在这些单位也不这样做了，也许军官们认为叫他们传达下去的命令是不妥当的或是无法执行的，因此不肯写成文字。这不能说成是改革军队的官僚主义来应付紧急情况。当时机紧迫，生命和国家的安全取决于指挥官们所作的决定的时候，书面记录的必要性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川流不息的军事电报和报告打成一式双份或三份，抄送给下级和上级单位互通情况，可以最有效地保证一个政府及其军队能根据已经了解的各种因素，经过全面考虑来作出决定，并使作出决定的人承担责任。
塔帕尔将军到九月二十二日才请求把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写成文字，时间已经过晚了。这项命令下达给陆军事实上已有十天了。可是塔帕尔的请求仍然使文职官员们一时感到很为难。当时梅农在纽约，由国防部副部长科·拉古拉迈雅（K。Raguramaiah）代理他的职务。他认为肯定一项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命令，超出他正常的职权范围（平时他是管国防生产的，不过问部长的事），但他总算是给梅农挂了电话。即使到了这个时候——陆军参谋长对于发出对中国采取作战行动的命令是否妥当提出了疑问，总理和国防部长又都在国外——也没有同国防委员会或者是它的留在新德里的委员商量。
不过，塔帕尔用不着等多久就接到了书面的命令。几个钟头之后，命令来了，措辞如下：
通盘的决定与前几次会议所讨论的相同，即陆军应作好准备，并尽速将中国部队赶走。据此，指示陆军参谋长一俟准备就绪，就应采取行动，赶走在东北边境特区的卡门边区（Kameng Frontier Division） ＇ 注：卡门是东北边境特区的五个区中最西面的一个区，塔格拉地区算是该区的一部分。 ＇ 的中国部队。
命令是由国防部一个地位不很高的官员施·克·萨林签署的。
对塔帕尔将军来说，这是经受考验的时刻。根据他军事上的判断，赶走中国部队的军事行动会引起中国的反应，而他的部队是没有能力对付的，他这种判断已遭到否定。他根据一生的军事经历和受过的训练而提出的警告，被当时在西半球正忙于联合国大会事务的部长撇在一边。塔帕尔的这种处境并不新奇，自从人类有战争以来，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他的出路也是很清楚的。拿破仑曾经简单明了地讲过：
当总司令的人由于执行君主或大臣的命令而在作战中犯了错误，并不能免罪，因为发布命令的人离开战场很远，对最新的形势发展很少了解，或者是完全不了解。所以，任何一个总司令如果执行了他自己都认为是错误的计划，是有罪的。他应当说明理由，坚持改变计划，最后宁可提出辞职，也不要成为毁灭军队的工具。
但是，就印度的情况而言，至少就塔帕尔而言，前例并不能使人感到宽慰。就在三年前，他的前任由于同梅农发生了一场冲突而提出辞职，结果是在维护“文官最高权威”的名义下受了屈辱，丢了面子。塔帕尔比不上蒂迈雅，而且即使蒂迈雅也没有胆量来对抗尼赫鲁。塔帕尔于是接受了上述命令，并把它传达给东部军区。
如果说，蒂迈雅在一九五九年辞职未成是印度陆军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走向被中国军队彻底打垮的道路的一个标志，那么塔帕尔在这时未能提出辞职就是另一个标志。他所作关于赶走中国部队的军事行动可能引起的后果的判断被文官当局轻率地否定后，他只有一条路可以继续反抗。在指挥系统中地位比塔帕尔低得多的达尔维准将，当时处境与塔帕尔相同，最后提出辞职来抗议。达尔维后来说得好：“辞职在一个民主体制中是部队长官所能采取的符合宪法规定的最后手段。这样做可以使全国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根本性的争端上去，让全国对文官当局和军事当局之间不同的意见进行辩论。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这是对付不称职的、不择手段的、或野心勃勃的政客们的唯一保证。”可是塔帕尔并不这样看。
陆军总部向西部军区传达了经过肯定的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后，告诫他们：即将开始的作战行动会促使中国人进攻一些印度的前沿哨所。因此，部队应处于戒备状态，如有可能，哨所的防卫应予加强。如果受到进攻，应坚持战斗。
当公众的注意力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到塔格拉山脊底下的事态发展上面的时候，整个九月份里西段的局势也日趋紧张。前面讲过陆军总部也拒绝了西段的地区指挥官的一切警告和反对意见。西段的地区指挥官与第三十三军的乌姆拉欧·辛格将军一样，也认为如果对中国部队再迫近些，他们就会猛烈地进行报复，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军事上没有力量去对付中国的进攻。中国部队在不久前开始占领那些位于印度前沿哨所的防御圈以外的空投区。九月二十二日，陆军总部下令给西部军区说，对方这种行动今后不能再予容忍；对企图占领空投区和插到空投区与哨所之间的中国部队应当开枪。那年夏天，文官们和新德里的军人们深信中国部队是不会还击的，可以说，印度只要象镇压老百姓那样打一阵枪，就可以暴露出中国部队对前沿哨所的威胁只是虚张声势而已。然而，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对在前沿的印度部队——经常只有一个排的兵力，有时只有一个班——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可以想象到的。在每一个场合，他们都是在数量上多五倍至十倍，装备上好得多的中国部队的炮口下面过日子的。
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经过肯定和下达之后，上面就一再催促下面执行。于是森命令普拉沙德从达旺前往推动。当时搞不到直升飞机，这位将军只好长途跋涉赶到伦坡；即使对健壮的作战士兵来讲，走这一程也是够受的，有个目睹者说，普拉沙德走到伦坡时，“看来够狼狈的”。且不说身体上受折磨，命令一个师长到前线去，除了使那些军事上一窍不通的人感到满足——为了尽快实施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一切能做的事都做了——之外，没有别的用处。况且这样做使他在三天的跋涉途中与全师失掉联系，离开师部的时间就更长了。
那时达尔维准将已经把旅部设在伦坡，九月二十五日普拉沙德将军也到了伦坡。森曾下令要准备一份作战行动方案。乌姆拉欧·辛格把这个命令传达给普拉沙德，普拉沙德现在就叫达尔维准备这个方案。普拉沙德象达尔维一样地知道要赶走中国部队在军事上是做不到的，而准备这样一个方案只会加强最高指挥部对赶走中国部队的幻想。然而，如果这个方案把战术的与给养的问题提得足够有力，可能会对东部军区和陆军总部起教育作用；况且不管怎样，上面已经下令叫准备方案了。
姑且不说给养问题，印度军队所面临的战术问题就是够吓人的。克节朗河仍然不能徒涉，架在河上的狭窄而又滑溜的便桥，全在中国炮火的射程之内。塔格拉山脊由西向东倾斜，因此从东面向前推进要爬陡坡。从中央向前推进，过了河朝山脊的正面上去，也是很陡的，而且中国部队的阵地处于居高临下之势。印度部队沿着这个方向前进，会被交叉火力消灭掉。唯一可行的途径是从西面去接近塔格拉这个目标，就是说，从一个叫章勒（Tsangle）的地方，到叫僧崇（Tsengjong）的山包，从这个山包可以从背后和侧翼进攻中国沿河的阵地。但即使这样一个纸面上的方案也全然是不现实的，因为它假定的前提是中国方面不会增援，也不会对印度的推进采取相应行动，而是守候在原地，最后不进行认真的战斗就后退。这就是新德里的设想，达尔维就得根据这种设想来制订方案，而不是根据他自己的军事素养所推断的中国部队的可能反应来制订方案。
然而在达尔维和普拉沙德看来，在进攻方案中战术上的明显弱点还不是主要的，需要强调地、详细地说明的是作战行动前必须具备的各种条件。他们要使最高指挥部从这一方面看到里窝那作战行动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增派更多部队之前，需要空投和储存整个旅的三十天的口粮；要运来供一个旅进攻用的最低限度的大炮，即一个半中队的野炮和炮弹；还要有小武器、迫击炮和机关枪用的足够的弹药以及一个旅的全部的武器。要把这一切以及更多的物资在克节朗河储存好以后，作战行动才能开始。所需物资共计五百八十吨。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