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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恰好相反。在西藏高原上，调动部队和修筑道路相对地说来是容易的，中国已经在雅鲁藏布江河谷修了一些东西走向的公路，往南又修了一些支线，有几处通到距麦克马洪线只有几英里的地方。这些公路都是全天候公路——在山北的西藏那一边，雪也下得小——能够行驶最大的军用车辆。适应气候条件，对中国部队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大批部队在西藏已经驻扎了多年，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参加过平定康巴叛乱的战役；中国士兵在体力上已经适应于在海拔很高的地方居住和作战，而且他们穿着暖和，装备充分。沿着山峰的印度这一边的情况，则迥然不同。布拉马普特拉河河谷和麦克马洪线之间的地形是山峦起伏、崎岖难行、丛林密布的地带。当地降水量很大，雨季大雨倾盆，冬季积雪很厚。河谷大都是南北走向，因而给东西走向的运动造成极大困难，甚至沿河谷上行也很吃力费时。那里的河流雨季涨水，冬天积雪，激湍倾泻，一年里大部分时间不能徒涉。有的地方，象在洛希特河和达旺河上，河水把两岸切成深达三百英尺的悬崖绝壁。一九六二年在这些深涧上曾架过桥，那只是一些用窄木搭起的八字桥或者是用绳索、竹子搭成的吊桥。骡子根本不能过吊桥，过木桥也是十分勉强，而且有危险。要修筑通过这样地带的公路，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而且即使修成，也会被经常发生的山崩和雨季的大雨冲刷所破坏。
在整个东北边境特区，条件对印度方面就是这样地不利的，而印度政府决定要对中国进行直接军事挑战的地方条件最为不利。有一条中国公路通到距离塔格拉山脊只需步行三小时的地方，公路可以行驶载重七吨的车辆。但印度的公路只通到达旺，从达旺到塔格拉地区，要步行六天；而从山麓到达旺，即便道路的情况许可，车辆也经得起颠簸，也还需要五天。这条路，沿着山脊的凹处蜿蜒而行，时而陡然上升，时而急剧下降。它是一年前才修好的——只能通到达旺——完全没有大部队迅速调动所必需的兵站设备和组织。耸峻的山口常有山崩和积雪，经常使这条路无法通行。因此刚从平原调来的部队，就不得不在一万三千多英尺高的地带，携带着他们所能够带的一切装备，徒步行军。他们到达达旺时已经精疲力竭，而且常常由于高原反应和用劲过度而得了肺水肿病。 ＇ 注：这种病常被误认为肺炎。如不把患者送到地势较低的地方去，进行治疗，很快就会丧命。 ＇
那么，尼赫鲁和外交部的官员们怎么会到最后还认为东北边境特区的有利条件都在印军一面，认为可以利用这些条件把中国部队好好打一顿呢？考尔和陆军参谋长塔帕尔将军在去年十一月间曾由公路前往达旺，因此，他们应当领会在麦克马洪线上作战所面临的后勤上的困难非常大。但迟至一九六二年十月，尼赫鲁还在告诉记者们说，东北边境特区的有利条件在印度方面。很清楚，总有人是在搞欺骗。不是尼赫鲁蓄意哄骗公众，就是他的高级军事顾问们蓄意哄骗他。梅农也必定是不幸被人哄骗，或者是他故意哄骗别人。但不论是谁在进行欺骗，到一九六二年九月它在印度已被公认为是事实。因而公众期望政府迅速采取坚决行动把中国部队从塔格拉山脊赶回去的心情，就更加迫切，更加不可动摇。
政府并不需要公众的或政界的压力来推着它采取行动。甚至在关于中国部队越过塔格拉山脊的消息发表之前，政府就已经作出了要在该山脊之下打击中国部队的决定。九月九日上午新德里国防部举行会议，决定立即以武力把中国部队赶出去。但是，这是“政府”在作决定吗？“印度政府”倒底算什么呢？
那次会议是由梅农主持的，塔帕尔将军和东部军区的森将军参加了会议。当时考尔还在克什米尔休假。内阁秘书凯拉（S。S。Khera）和国防部一位联合秘书施·克·萨林（S。C。Sarin），大概还有包括马立克在内的一、两位其他官员也参加了会议。尼赫鲁已经在九月八日前往伦敦出席英联邦总理会议。他的习惯做法是当他离开印度时，对于应由谁实际代他主持政府的工作，一向很小心不作任何表示。倘若他作出表示，从当时的环境来看，会被当作是他对那个老问题——“谁是尼赫鲁的继承人？”——的各种答案表示倾向性的意见，而尼赫鲁一直到最后是不愿意作任何这种表示的。如果内阁在他不在时开会，通常是由财政部长德赛主持的。但是，这次德赛同总理一起在伦敦。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当时的内政部长，是内阁国防委员会留在德里的资历最高的成员。可是梅农不打算召开国防委员会会议或是同夏斯特里商量；他自行作出了必要时使用武力把中国部队赶走的重大决定。
这是尼赫鲁作风的自然结果。尼赫鲁习惯于不同内阁商量而作出重大决定。其他部长有时也如法炮制，处理自己主管范围内的事务。梅农同尼赫鲁关系最为密切，在这个问题上他断定印度作出强有力的反应的必要性是如此明显，甚至没有理由要同尼赫鲁商量。事实也表明他这个推断是对的。尼赫鲁立即得到了关于事态发展的报告，他把赶走中国部队的决定就作为他自己的决定。梅农起初并不赞成前进政策（考尔在一九六二年告诉作者和其他人说，这个政策是他想出来的，并且超越过梅农，“兜售”给尼赫鲁），他倾向于同中国谈判解决问题。可是，他在这些问题上没有能够影响尼赫鲁，反而跟着前进政策走，并且逐渐成为这一政策的最有力的鼓吹者之一。现在他在必须把中国部队从塔格拉山脊赶走的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的、公开的路线。
出席九月九日梅农召开的会议的一些军官，提出与麦克马洪线有联系的多拉哨所的位置问题。他们指出在他们自己的地图上，这一哨所是在中国境内（第四师最先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向陆军总部提出的询问没有得到回答）。梅农交代他们不要去管他们的地图，把塔格拉山脊的山峰作为边界。塔帕尔将军接受了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显然没有表示异议。于是，电报就打到第三十三军：命令第九旁遮普联队（9 Punjab）（即最靠近多拉哨所的那个营，其中一个连早已在伦坡）立即进驻多拉哨所，第七旅的其余部分也应在四十八小时内赶到，所有部队都要准备好投入战斗，“不应示弱”；如有可能应对围困多拉哨所的中国部队进行包围。赶走中国部队的军事行动的密码代号是“里窝那”（Leghorn）。 ＇ 注：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欧洲服役过的一个印度参谋人员，联想起意大利港口里窝那（即利伏诺Livorno），所以如此命名。看来这一军事行动不是用Leghorn这个词的另一义（一种白色的鸡）来命名的。 ＇
这一命令是许多类似的命令的第一个，是陆军总部自始至终所采取的做法的典型。它响应政府的政治要求，尽其职守，但忽视了最基本的军事考虑。它不经事先侦察，也不考虑部队的补给问题，就命令一个旅进驻地形险阻、情况不明的地区。它表现了任何军队中最糟糕的参谋人员所特有的一种疑虑，即认为如果不是自上而下严厉地轰着前方的官兵们向前走，他们就会“表现懦弱”，不去打仗。而且，他们没有获得有关多拉哨所附近中国兵力的可靠情报，就命令印度军队在到达多拉哨所后立即主动出击。这第一道命令还包含了一项警告：在这种军事行动中，政治因素始终是要压倒军事因素的；这一点后来得到了充分的贯彻。在新德里的决策人士中，没有人出来阐释真正的军事上的各种考虑，或者，至少没有人能够使得别人听取他对这方面的意见，并且自己有决心一定要使会议在考虑到军事上的因素后再作出决定。后来有一位与塔帕尔共事的文官这样评论他当时所扮演的角色：“他简直是随波逐流，把他的兴趣随时转向别的方面；他不时让他的部下，特别是那些他认为可以缓和梅农的脾气的部下，充当他自己和国防部长之间的缓冲。”当时考尔将军固然休假不在场，但参谋局的其他人员也象文职的领导人一样，对军事上的前景一直是抱着一种不在行的、过分乐观的、根本不合理的观点。东部军区司令森将军驯服地把命令接过来，又传下去。部下提出的反对意见，他一概置之不理或断然拒绝。他还使自己成为新德里的打手，被用来对付那些被认为在前方贯彻命令不力的军官。
随着东部军区和第三十三军关系的破裂，指挥系统中的裂缝不可避免地逐渐扩大。上面的军官随时听从文职领导人及其政治要求，而且相信文职人员提出的中国不会作出激烈反应的保证。而下面的军官却对于后勤的和战术的因素、中国部队的能力以及印度军队的命运，给予较为充分的估量。森将军和第三十三军乌姆拉欧·辛格将军之间长期以来的个人怨恨，又加深了这种军事上的分歧。
九月十二日乌姆拉欧·辛格提交了一份关于当时情况的意见书，把看法上的尖锐分歧摆了出来。他向上级军官保证他决心采取迅速的行动，但他提出，这种行动的性质应当根据他的部队的能力来决定。他指出，中国方面能在达旺以北很快地集结一个师的兵力，因此，不管印度能够投入塔格拉地区的增援兵力有多大，中国总是能够超过的。印度给多拉哨所附近的部队的一切补给都要空投，而中国的公路则到达了塔格拉山脊后面仅仅几英里的地方。他的部队要在海拔一万三千至一万六千英尺的高地作战；冬天就要来临，因此需要厚衣服和帐篷。乌姆拉欧·辛格最后提出建议：多拉哨所应当干脆往南撤三英里左右，撤到地图上所标的边界线上（如同印度在一九五九年撤出了在塔马顿的哨所那样 ＇ 注：见第一章第一节 ＇ ）；如果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不能这样做，那么陆军承担的任务应当只限于两个营，部署在多拉哨所以南和地图上所标的麦克马洪线以南，以对付中国军队进一步的推进。
九月十二日，森将军前往提斯浦尔，亲自向乌姆拉欧·辛格、普拉沙德将军（第四师师长）以及其他军官重述了上级的命令：必须把中国军队赶回到塔格拉山脊那边去，因为政府不允许越过麦克马洪线的任何侵犯。不要再去怀疑塔格拉地区的边界走向，也不要去管陆军地图所提供的证据——边界就是沿着塔格拉山脊的。如有中国武装人员进入印度境内，军队可以伺机开枪。为了备案存查，乌姆拉欧·辛格再次说明他自己的以及师长、旅长们关于赶走中国部队的任务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看法，并且指出，如果企图这样做，只能使达旺失去掩护。然而森将军重申了上级的命令。
与此同时，第九旁遮普联队已在伦坡集中，并于九月十四日凌晨出发前往多拉哨所。新德里在九月八日发出命令后，只有这个营能够迅速依令行动——该营当时实际兵力也只有半个营，编制是八百名步兵，而当时只有四百名。这些旁遮普士兵是在去年冬季进驻达旺的；虽然他们由于缺乏供应过着艰苦的生活，但却已适应了当地的气候。这个旅的第二个营，即第一锡克联队（1 Sikhs），驻在色拉（山口）以东的德让宗，因为如果它也驻扎在达旺，补给问题就不好解决。第三个营驻在平原上的米萨马里（Misamari），正准备上火车到旁遮普去驻防。这个营，即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1/9 Gorkha Rifles）是一支有赫赫战功的精锐部队。不过他们在东北边境特区过了艰苦的三年，已经疲劳不堪，盼望着住到营房里，能够心安理得地休息一番。然而，他们却掉过头来并且奉命开往塔格拉地区。
所以，当第七旅奉命在四十八小时内进驻多拉哨所时，实际上只有一个营，而且兵额只有半数。如果塔帕尔和森两人对此一无所知，那么，不是他们就是参谋局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或者是双方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九月十四日旁遮普部队开始从伦坡前往多拉哨所时，陆军总部接到报告说，在塔格拉山脊下面的中国部队的数目，比最初估计的要少得多，实际上只有五、六十人。多拉哨所的指挥官把中国部队最初行动的人数说成是六百人，这是决定印度的反应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假如报告的数字比较符合实际，说是六十人左右，印度的反应很可能就不会是那样的强烈。然而，即使现在报来的中国部队的数目大为减少，新德里仍然无意取消赶走中国部队的行动。相反地，陆军总部直接向旁遮普联队发出命令，要他们在九月十九日以前占领塔格拉，并在山脊上海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