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去了。”②掌握“总体性资本”的精英人数虽不是很多，但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社会的支配能力极强。从他们致富的实际过程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依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过程而诞生，而是借助权力市场化，利用手中的资源配置大权，借助垄断条件的再生产来聚敛财富。
权力资本化成为改革中私人财富积累起点这一过程，笔者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里有极为详尽的分析。但时隔成书已有几年，中国腐败的形式已发生较大变化，必须在这里指出：中国的腐败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初期主要表现为个人腐败，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阎健宏、深圳中信实业银行行长高森祥、计划局计划处处长王建业等人的贪污腐败即这类个人腐败的典型。到一九九五年前后，腐败已由个人行为向组织行为发展，所谓组织化腐败的特征可以概括如下：一、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即一把手）带头腐败；二、组织机构拥有的公共权力成为该组织成员进行“权钱交换”的“主要资本”；三、较低一级的社会组织运用组织拥有的公共资源对上级进行贿赂，从而争取更大的财政支持、更优惠的政策倾斜，以及更多的机会。无锡邓斌案已经体现了这一组织性特点。湛江走私案中，市委书记、市长及其他相关部门主要官员全军覆灭，以及军队走私中暴露的问题则是最好的说明。到一九九八年前后，中国的腐败已由组织化向制度化过渡，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组织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社会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以保证组织系统内部减少磨擦。海南东方市委书记戚火贵卖官鬻爵，以及河南省原安阳市市长、市委副书记杨善修，原周口地区行署专员、地委副书记曾锦城，原鹤壁市市长、市委副书记朱振江均在任上大规模卖官鬻爵，就是制度化腐败的最典型例证。③第三，反腐败已不是真正的反腐败，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要挟他人获得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浙江温州地区瑞安市一位乡村流氓利用抓当地官员贪污腐败的把柄，最后控制整个瑞安地区的政治、部分经济活动、官员的人事安排则说明反腐败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④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由于制度不同，腐败的形式极富“中国特色”，但结果却与南美国家及南亚国家极其相似。这批人手中握有的权力与财富确实使他们处于中国社会的顶端，但由于他们积累财富手段相当恶劣，社会对他们大都缺少道德上的敬意。
一九九七年及次年上半年，曾有部分理论家想为中国现存的社会秩序找到合理化的理论说明，那一年曾在报纸上稍露端倪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他们青睐的理论。问题在于，这些理论家们只看到了新民主主义时期那种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的状态，却没有看到表面相似的社会结构的不同社会成因：五十年代中国财富占有不平等的状态，是经过人类社会的自然选择形成的；而现在财富占有不平等则是通过权力巧取豪夺形成的，至今还无法通过中国社会的伦理追问。据我个人看法，新民主主义理论后来没有重新成为一种理论选择，除了政治因素之外，社会结构形成基点的不同也许是原因之一。
二、 社会精英集团的两大支柱——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
如果按大类划分，中国现在分成了精英层、中下层、边缘化集团。而构成这些集团分野的条件各不相同。
中国的社会精英层由三类精英组成，一是政治精英，二是经济精英，三是知识精英。三者占有的资源各不相同。本节只分析前两类精英的状况，知识精英的状况下面另列一节分析。
政治精英集团 特指执政集团。政治精英的形成具有延续性特点，不少是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位置的人。还有一批是改革后技术官僚化过程中进入政治精英集团的人士。具体来说，国家高级官员、地方上的中高级官员、国有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可算是政治精英队伍中人。只要注意转型期精英更替模式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党政干部在社会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只有极少数人因退休或在政治斗争中失利，随着权力的丧失而导致社会地位下降，其余大多数干部都通过原来拥有的权力和其他的社会资源可以更方便地获取市场中的机会。
经济精英集团 由国家银行及其他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血缘关系，由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由于中国是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一些拥有权力的干部，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将自己重构为一个有产阶级。也就是说，他们原来的政治职务已经成为私人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
就精英的主体而言，在改革前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不过是由一种类型的精英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精英，即由计划体制下的再分配经济中的政治精英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精英。许多实例表明，自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国的部分干部精英就学会了“热爱市场”，开始明白怎样利用权力为自己牟取私利。后一类经济精英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些家庭有官方背景，他们通过“一家两制”（父母做官，自己经商）更方便地获取财富，因为这种亲属关系在中国更便于进行寻租活动。另一种情况则是从民间通过各种途径生长出来的经济精英。在中国的大环境下，他们不得不依赖体制内权力资源与体制外物质资源交换这种方式。这两种情况的发展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可以说，这两类经济精英与权力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他们与权力层的关系不是通过制度通道，而是通过个人关系，他们与官员之间建立的这种个人关系所要谋求的利益往往是以制度的破坏为代价。第三种经济精英主要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中国改革前国家对稀缺资源的垄断，不仅包括物质资源，而且也包括社会活动空间，即人们从事社会性活动的具体场所和领域。二十年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正是在这种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基础上，有一批民间人士凭借自己对市场的感觉与机会的把握得以发展。这一阶层的形成，大致可以概括如下：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个体经济开始在我国城乡出现。中国私营经济重新出现的过程所具有的特点，注定了它与政治具有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我国的改革，基本上是四个过程同步发生：主线是党与政府对经济体制定位的不断变化，最初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然后发展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到目前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引起经济体制定位不断变化的最根本原因是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后，国营企业日益衰败，随着国营企业亏损面的扩大，国营企业再也不能成为政府的主要税基，反而成为国家财政的严重负担。在此情况下，才有了私营企业的发展以及法律地位的逐渐变化；伴随着这一过程，私营企业主阶层素质也在逐渐提高，由原来被社会就业体制排斥在外的、文化素质不高的社会底层人士为主体，慢慢形成了一个平均文化素质高于全国总人口水平的阶层，到一九九八年，这一群体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者所占比重已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这两类精英有七百万人左右，约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百分之一。⑤
经济精英这个阶层的结构性关系，凸显出了目前中国社会最根本的转型：私有财产…货币…资本…劳动契约…利润。这一重要资源不再控制在政府手中，就使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过，与世界历史不同的是，按一般规律，资本积累发生于市民社会之中，并受到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上价格、利润、投资机制的推动。而中国现在虽有资本积累过程发生，但确实又没有一般市民社会的特征，主要原因在于一点：中国对社会团体组织的严格控制使得社会中间组织（包括中介组织）都没办法正常地发育成长，因此也就没有代表这些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团体——惟一的例外是代表私营企业利益的全国工商联——在社会活动中发挥作用。
这个阶层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强烈，要求政治参与的热情也越来越高。多年来的活动使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全国工商联”，有宣传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与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据一份一九九六年的材料，近年来，私营企业业主被选为或被推荐为县以上人民代表的达五千四百多人，政协委员八千五百多人，共青团委员近一千四百名，其中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八名，还有许多代表人士进入了全国、省、市（地）、县工商联领导班子，这一数目到近两年只会更多。⑥最让经济精英欢欣鼓舞的是自一九九八年开始，在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修宪”话题终于浮出水面——因为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观念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将私人财富纳入了社会总财富的范畴。这场讨论厘清了许多问题，使政府决策层与社会各界对私有经济的认识向前迈了很大一步，为一九九九年修宪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必须指出，中国这两大精英集团的生活方式表面上尽管有着较大的不同，但有些基本方面却比较相似。如生活节奏较快，闲暇时间较少，生活消费水平普遍很高，娱乐消费以及性消费内容极其相似。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政治精英”获得“文化覆盖”，如性消费及娱乐活动等，大都是通过“经济精英”获得的。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里，已经正在形成这类人的集中居住地。随着精英集团阶层意识的逐渐觉醒与形成，以及适应阶层生活需要的城市微型社区的发展，城市的空间结构将发生很大变化。
三、知识精英集团的演变及利益集团化
知识精英是改革以来分化得相当厉害的一个团体，而且它的产生与循环具有与政治精英及经济精英不同的路径，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还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阶段性特点。本节只分析在社会资源（政治、经济、舆论）占有状态中居于较高层次、对社会起较大影响的知识精英。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对社会的影响较小，不属于本节分析对象。
改革以前，中国的文化建设着重于人文学科，人文知识分子如历史学家、诗人、作家等在社会上比较受重视，这一情况到改革后逐渐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知识精英们由于本身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们在市场化过程中的价值，这种价值使得他们有一部分人能与新兴利益集团结合，另一部分人则无法将自己的知识市场化，因而发生了严重的分化。
毛泽东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故当时的知识分子被贬斥为“臭老九”，对某些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视”，是因为他们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改革之初，一篇《科学的春天》，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改革的美好前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支持经济改革，同时也比较容易认同政治改革。所以，那时党内改革派的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于知识分子，而党内保守派势力则集中于官僚体系内部。但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群体因各自在市场化过程中得到的利益不同，对改革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除了与利益集团相结合的知识精英之外，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则不但未从经济改革中得到多少经济利益，其相对的社会经济地位还难以挽回地下降了。因此，知识分子对变革的态度，不再是无条件支持，越来越为利益导向所支配。
部分知识精英属于改革的受益者。改革以来，随着市场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都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家、工程师很快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少数人还进入权力核心。这部分知识精英非常成功地把原来的政治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他们原来拥有的社会关系网在中国这种寻租社会中办事，常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还有部分知识精英受利益支配，越来越背离其原有的理念和价值观，他们以其拥有优厚文化资本——货币主义意识形态为经济精英们服务，而且凭借这种服务关系在积累财富的第一轮竞赛中大获全胜。他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