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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与《百花洲》恢复到了“陌生”的时代。
文学刊物，应当是作家的“家”，更是各种流派的“沙龙”。在中国，刊物因人而生存，每个编辑都以自己手上有自己的“作者”为生存条件的做法，实在叫我不能理解。常常遇到国外的同行，听说他们那儿也有这种现象，但他们并非因人而异，而是因流派而聚。中国的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台湾也一样存在。有好多次，痖弦来信总是说岛上的作家抱怨他们发表了太多的大陆作家作品，使岛上的作家生计成了问题。据说，许多刊物的编辑常常以自己能组到稿而在编辑部地位显赫，这种现象是否正常，我不能说。但这也多少反映出一种工作的能量，仅此而言。
我没有与朱焕添见过面，他在电话里虽然说过多次希望我能去看看南昌，话语中又多次有要我能够谅解的意思，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又颇费解。现在想起来，我是明白了一些。朱焕添以他宽容待人的胸襟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对作家与编辑部的一些误会，他总是主动地向作家联系解释，使人感觉到并非是作家与刊物的“稿件关系”，而是朋友。刊物与作者，自然应该是朋友。先是朋友，再是“生意”，事情可能就好办多了。刊物退稿，作家也不会有什么怨气。这正是先辈郑振铎他们那一代人的风格。这样的人，现在是少了。在无数次通话里，我认定，朱焕添正是这样的人。许多与我一样感觉的人，正是冲着朱焕添同志这样的胸襟去的。朱焕添先生走了以后，像我这样的人也就感觉到了庐山的凉意。这倒也无所谓，文坛四季转着吹春风也是一种正常。
七年的交往，没有能够见一面，通话无数，竟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这大概也只有像我这样的作家才有的事，如今的年轻一代，有哪个会不知道刊过自己多部作品的刊物门朝哪开？主编何貌？
不知我做的到底对错，但有一点，我是要抓紧补课了，免得留下遗憾。
王实味与胡适
？ 程巢父一九九四年十月六日，全国第六届书市在武汉开幕，黄山书社以提前赶印的《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参展。十六开影印本，四十二巨册：二万六千元。惜无力购藏，艳羡不止。后来在南京、苏州、上海、武汉等古籍书店及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见到，唯望架兴叹而已（数年来此书已成各大城市第一流书店如“上海书城”镇店之籍）。五年来魂牵梦萦而不得亲炙之，今秋始购得一部（当然不是原价）。书未来，夙夜企盼；书来日，“内欣欣而自美兮，聊愉娱以自乐”焉。它在胡适研究领域，其资料的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殊不知此书仅印二百部，弥足珍贵！此文为藉助此书文献的开局之篇，兹略识之。
王实味与胡适的交往始于三十年代初，仅通数函，未曾谋面。原因是在一九三○年七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年会上，决议设立“编译委员会”，聘任胡适为委员长。王实味寄了一部译稿给胡适。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日王致胡之信：适之先生座右：月前致书冒渎，并寄上拙译样稿恳先生校正，行将匝月，未蒙赐复，想系先生多忙，无暇应此渎烦。思之不胜惶愧！果如所云，请先生即将寄上之译稿及原书掷还，俾免系望。
多扰清神，维先生谅之。
即颂道安王实味 十一月九日通讯处：上海福履理路建业里东巷七十一号这封信应属王致胡之第二封，此前，即十月十一日或十二日（依第三信定此信日期，见后）随同译稿尚有一信，今不存。
王实味，一九○○年生，河南潢川人。早年考入北大，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共，后自动脱离。曾在南京国民党党部当过小职员，在家乡教书。原名叔翰，笔名实味最早出现于《创造月刊》。在三十年代初，他大概已成为一位很有功力的翻译家了，故而敢于主动向编译委员会寄稿。编译委员会简章第二条规定：（一）历史部选择世界史学名著，如时代史、各国史，或一种学术或一种运动专史之类，聘请能手次第翻译出版。
（二）世界名著部选择在世界文化史上曾发生重大影响之科学、哲学、文学等名著，聘请能手次第翻译出版。
（三）科学教本部审查国内出版之各种科学教本，依据实地需要，延请专家编纂适用之教本。我想王实味所译大概属第二类。
迄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王又有致胡第三信：适之先生座右：阅报见先生近已返平，不知前上各函俱承鉴及未？拙译样稿寄上已九十日，敢请务于最近赐一结果！先生为国家社会多劳，味所深敬！然既主持译事，似亦不宜如此偏废。心爱贤者，敢贡愚忱。尚希鉴谅！祗颂道安王实味三十三年一月十一日通讯处：上海福履理路建业里东巷七十一号此信二十年前中华书局编印《胡适来往书信选》时不载，台湾胡颂平生前亦未见此信，故其于一九九○年十一月最后校订《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时亦未涉及，惟《秘藏书信》辑存之。
因为三个月王实味没有获得回音，信里已经微露埋怨情绪了。但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教养大都不差，仍然保持了容忍气度与敬重尊长之礼。看来王实味似乎没有正式职业，在靠译书投稿维持生活，故有紧迫之感。此段经历只有靠刘莹夫人（今已九十三岁，未知健在否？）或其哲嗣来证实了。
这期间胡适在北平忙些什么呢？时值“九·一八”以后，国事纷纭，胡适在忙他们的《独立评论》和学人干政。迄五月三十日，事情有了结果，胡适才给王实味复信。文曰：实味先生：尊稿为审查所搁置，延误甚久，十分抱歉。现已取回，送呈先生，千万乞原谅。
有几处有审查人校记，想先生不见怪。匆匆，问安。
胡适上 廿二、五、卅实可惜译稿未被采用！当年编译委员会的稿酬是很丰厚的，其简章第六条：译稿与编稿，由委员会酌送稿费，约以每千字五元至十元为率。
这稿酬在当年的实际价值如何估定呢？若以单身人过平常生活，每月十元足矣。即王实味的译稿为编译委员会收购，王则可得稿酬数百元，可以维持数年的译书生活。而译稿若被接纳，王、胡的交往或可能延续下去，不一定后来王就必向左转。上海是全国文化中心，购、阅书及投稿都极方便，他就不一定会离开上海，阴差阳错地去那是非之地，写那《野百合花》，种下亡于非命之因。中国真糟塌了一个有思想有才华的翻译家和杂文家！
假鲁迅事件真相
？ 余开伟二十年代末期，曾经发生过一起有人冒充文坛泰斗鲁迅招谣撞骗事件，当时曾经轰动一时，成为读者关注的社会新闻。然而，时移世易，年湮代远，这个事件现在早已被历史淡忘，鲜为人知。只是在有关史料和鲁迅先生著作中尚有记载，可作轶闻趣事聊为谈助，事情经过是这样：当时上海政法大学学生马湘影（字萍痕）女士一九二八年一月十日在杭州孤山，遇到一个自称“鲁迅”的人，此公向她吹嘘其小说集《彷徨》销了八万册，但他并不满意，扬言不久将创作惊世骇俗的小说让人们耳目一新。而且，这位自称“鲁迅”的人还告诉马湘影女士，他在杭州苏曼殊大师的坟旁题了四句诗，并将此诗抄录送给了她。诗文如下：我来群寂居，唤醒谁氏魂？
飘萍山林迹，待到它年随公去。
鲁迅游杭吊老友曼殊句一、一○、十七年临别时，这位自称“鲁迅”的人还答应马湘影女士今后可以写信求教，他一定热情回复。天真单纯的马湘影女士因为年轻缺乏社会经验，出于对鲁迅先生的仰慕，竟不辨真假，信以为真。一个月后，她果然写信给“鲁迅先生”表达求教之诚。原信全文如下：树人先生：我们自一月十日在杭州孤山别后，至今已多久没见面了。前在杭时，蒙先生允萍时常通信及指导，但是我在杭时，也曾有信寄曼婻女士转先生，并又有疑问请问，但是至今已二月二十一号了，也未见复，不知先生究因时间关系？抑没有收到耶？使我很念。
腊月二十三回沪至家，至今已将一月，而在正月十五十六考上海法政大学，今已上课，但是，唉！不愿写了，如果先生收到了此信，希望先生抽空复书，至盼。
马萍痕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来书寄上海金神父路法政大学马湘影收鲁迅先生接到马湘影（马萍痕）这封来信后非常惊诧，感到十分蹊跷。因为他根本不认识这位女大学生，从未与她见过面，不知她信中所述从何说起。为了弄清事情真相，他当即复信马湘影，“说明我不到杭州，已将十年，决不能在孤山和人作别，所以她所看见，是另一人。”《鲁迅日记》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记载：“午得开明书店所送《神话研究》及转交马湘影信，即复。”
马湘影女士接到鲁迅先生复信后，才恍然大悟，明白自己已经受骗上当，闹成了笑话。为了揭穿骗局，维护鲁迅先生声誉，当面向鲁迅先生陈述事情经过，她由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朱国祥陪同访问了鲁迅先生。马湘影女士还当面将那位假鲁迅抄录送她的在苏曼殊坟旁的题诗拿给鲁迅先生看。鲁迅先生看了这首诗后啼笑皆非，指出“那首诗的不大高明不必说了，而硬替人向曼殊说‘待到它年随公去’，也未免太专制。‘去’呢？自然总有一天要‘去’的，然而去‘随’曼殊，却连我自己也梦里都没有想到过。”鲁迅先生很感谢马湘影女士认真负责的精神和一片赤诚，对她进行了一番安慰。后来经过调查才弄清楚，那个冒名“鲁迅”的人叫周鼎夏，是杭州松树场小学教师。如此“为人师表”不免使人慨叹莫名。鲁迅先生为此曾写了《在上海的鲁迅启事》在报纸上发表公开辟谣，以示与杭州那个假“鲁迅”毫不相干。
鲁迅先生在这个“启事”中声明：“中国另有一个本姓周或不姓周，也名鲁迅，我毫没法子的。但看他自叙，有大半和我一样即有些使我为难……我自到上海以来，虽有几种报上说我‘要开书店’，或‘游了杭州’，其实我是书店也没有开，杭州也没去，不过仍旧躲在楼上译了一点书。因为我不会拉车，也没有学制无烟火药，所以只好这样用笔来混饭吃。因为这样在混饭吃，于是忽被推为‘前驱’，忽被挤为‘落伍’，那还可以说是自作自受，管他娘的去。但若再有一个‘鲁迅’，替我说教，代我题诗，而结果还要我一个人来担负，那可真不能‘有闲，有闲，第三个有闲’，连译书的工夫也要没有了。所以这回再登一个启事。要声明的是：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还有一个叫‘鲁迅’的在，但那些个‘鲁迅’的言动，和我也曾印过一本《彷徨》而没有销到八万本的鲁迅无干。”
鲁迅先生这个启事发表后，杭州出现假‘鲁迅’的事件终于真相大白，成为一桩历史趣闻。那位冒充鲁迅的假“鲁迅”周鼎夏先生从此消声匿迹，想必早已作古。那位天真单纯而又满腔热情的马湘影女士亦渺如云鹤，不知所终，事隔七十年，伊大概也早已长眠天国了吧。
《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
？ 张志强
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的旧书架上见到这本《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我以为是一本有关开明书店店史的书。迫不急待地打开，映入眼帘的，却是吕叔湘、郭绍虞、浦江清、郭沫若等人的文史论文，与当今出版社的纪念文集丝毫不同。
细看文前叶圣陶写的序，我终于恍然大悟。叶圣陶先生在序中说：“学术界有个好风尚，某一位有道饱学的先生逢到整寿，他的友好就各抒心得，写篇论文，集合拢来，算是给他祝寿。祝寿原是世俗的事情，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