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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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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 
  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 
  一例字。”① 
       上谕还宣称,中国向外国学的只是表面的语言文字,而非“西政之本源 
  也”。因此命令高级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 
  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情,考虑“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 
  诸人,或求诸己”,向上奏报。因此,许多高级官员呈上关于改革制度及行 
  政管理的意见。1901年4月,政府创立政务处,着手审查这些建议,选出 
                           ① 
  那些可以照办的建议。 此后,政务处就成为政府改革规划的指挥部。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476 第9 页。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481 第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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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改革 

       义和团事件之后,清朝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从西方采纳某些东西。为 
  此,某些政府官员必须通晓西方文化。因此政府命令翰林院学士研究西学。 
  它把留学生召回本国,授予官职,还为由京师和各省高级官员推荐的那些人 
  开了一次经济特科考试。② 
       在实行这一权宜措施的同时,政府企图在选择官员方法方面作一全面的 
  改革。自七世纪以来,中国历代统治者就已规定了文字考试,人们通过这种 
  考试就有资格成为高级文职官员。科举曾经是一种优越的制度,它在一千多 
  年时间的实践中逐步趋于完善。不过与此同时,这种制度也陷入了形式主 
  义。它的大部分试题要求人们在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然后加以释义和说 
  明。在明清时代,每一部儒家经典都有官方的注释,它们是科举用的钦定版 
  本。结果,应考人得努力把各经典著作的全文及官方注释都死记硬背下来。 
  科举考试就仅仅成了记诵之学与书写能力的考试,它要求的不是逻辑性强和 
  论点明晰的文章,而是堆砌着骈偶和典故的华丽词藻的文章。此外,一篇文 
  章必须包括八段,写成所谓的“八股”体。甚至字迹也必须是“小楷”。 
       有清一代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说中国所有的学生学习都是为了科举考 
  试,决非言过其实。无怪乎在正统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呆板、因袭和没有创造性思想才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希望 
  得到一个新时代所需要的那种人呢? 
       显然,改革考试制度是不可避免的了。1901年,清政府开始废除八股文 
  章。代替它的是要求更清楚地解说《四书》、《五经》以及论述中国历史、 
  政治和西方政治及学术的文章,并在1902年的各省考试中开始实行。 
       其次,政府认识到需要一种西式公立学校制度,决定把书院改建为西式 
  学堂。自甲午战争以来,张之洞和盛宣怀就提倡过这种学堂,而且他们在武 
  昌、天津和上海也建立了这种学堂。然而,几乎不可能使学生入学,因为教 
  育的最强烈的动机仍然是在政府中作官。因此,为了吸引学生进入新学堂, 
  政府同意给予学堂毕业生文官候选人的待遇。① 
       清政府也鼓励学生去国外学习,因为将要在中国建立起来的新式学堂中 
  缺乏合格的师资。从国外延请教师花费太大;此外,即使花费大量钱财,也 
  难于得到好的外国教师;因此,较快的办法就是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特别是 
  鼓励到日本去留学。与去西方相比较,去日本的旅费和生活费都便宜得多, 
  日本人与中国人同文字,习俗又相近(见第六章)。另外,人们认为西方文 

② 舒新城编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是有关清代教育改革的一本有价值的资料书籍。另外还有舒氏重编的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3 卷本,1963 年版)。关于绅士在创办学堂中的作用,参看玛丽安·巴斯蒂: 
 《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 
① 参看傅吾康:《中国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第53—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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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几乎已原样传入日本,因此就没有多大必要费事到西方去了。 
       由此可见,教育改革是从改革科举、创办新学堂和鼓励出国留学开始 
  的。沿着这个方向,新学堂越办越多,但是它们的课程和学习年限差别很大。 
  政府认为有统一标准的必要,于是在1904年制定了一套以日本为模式的学 
  堂行政管理规章。在这种制度下,学堂正规教育分为初、中、高三级。为7 
  至12虚岁的学生开办初等小学堂,为12至16虚岁的学生开办高等小学堂。 
  中学堂则为16至21虚岁的学生开设。高等学堂收21至24虚岁的学生。分 
  科大学则收24至28虚岁的学生,最高一级则为通儒院。通儒院或分科大学 
  的毕业生被授予进士功名;高等学堂毕业生被授予举人功名;中学堂和高等 
  小学堂的毕业生则取得生员 (秀才)的功名。这就使新式学堂的毕业生有了 
  正规官员候补者的资格。① 
       政府在纸面上定下这一制度后,就在1905年12月建立了学部,作为中 
  央的教育行政机构。在过去,礼部曾负责科举考试以及与此有关的传统教育 
  事项。可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办的一些西式学堂的行政就没有授权礼部管 
  理。1898年京师大学堂已经成立,由它负责管理新式学堂。但是这所京师大 
  学堂实际上是集大学和学部组织于一身的机构,由于新式学堂的数量增加得 
  太快,它已不能起到管理学堂的最高机构的作用。因此,京师大学堂这时就 
  被定为最高学府,另设学部来管理学堂。② 
       1904年当政府建立这种学堂制度时,它企图在1906年以后逐渐减少旧 
  式科举考试功名获得者的人数,并在全国各地建立起足够数量的新式学堂之 
  后最后废除科举考试。然而日俄战争的结果加速了这个进程,因为日本的胜 
  利被看作是立宪政体战胜专制政体的事例。很多中国人认为,对中国来说, 
  立宪几乎是势在必行的。但是为了成立一个立宪政府,百姓就必须独立思考 
  和判断。因此,传统教育很不能令人满意,而且确实可以说是很有害的。在 
  日俄战争期间,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废除科举。1905年9月,在日本的胜利已 
  成定局时,政府决定在下一年废除科举。① 
       当这一持续了约有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完全被废除时,它确实是一 
  件划时代的大事。此后,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在政府中占有重要的职位,代替 
  了传统的有功名的人。同时决定在国外高等学校水平以上学校毕业的学生也 
  有资格取得进士或举人的功名,但这部分地要按照他们回国时考试的成绩来 
  决定。②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523 第19—20 页。傅吾康:《中国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第59—67 页;再参 

看艾尔斯: 《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7 章。 
② 见喻长霖的叙述,转载于《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06 第8648—8650 页;又见庄吉发:《京师大学堂》, 

第2 章。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548 第4 — 5 页;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233—234 页。 
② 参看汪一驹:《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 年》,第61、63、68—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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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改革的成效究竟如何?根据学部的统计,在1904年学堂总数为4, 
  222所,学生总数为92,169人;在1909年学堂为52,348所,学生为1, 
                  ③ 
  560,270人。这些数字表明学校教育有惊人的发展。然而随着这种发展, 
  教育的内容是否有任何实际变化,这还是有疑问的。 
       首先,由于难以得到合格的新式教育的教师,在大多数新式学堂里不可 
  避免地仍然按旧课程教课。1909年,在教初等小学堂的教师中,百分之四十 
  八是有传统功名的人,他们是毫不了解新式教育的。这就说明为新式学堂获 
  得新教师是多么困难了。 
       其次,几乎所有私立学堂都由绅士…文人所办,而且大部分公立学堂也 
  是由他们发起而开办的。然而绅士阶级基本上反对政府废科举、建学堂和鼓 
  励出国留学的政策。他们有许多理由来反对。绅士们在地方上享有种种特 
  权,这并非因为他们富有和出身于望族,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曾经科举及第。 
  废除科举就意味着他们的特权要消失。此外,由于他们的子弟通常准备参加 
  这种考试,所以科举的废除将会毁坏所有绅士家庭所享有的和期待着享有的 
  那些特权。因此,绅士…文人作为一个阶级,是始终反对废 除科举的。但清 
  政府终于还是公布了废除科举的法令,此后绅士们机敏地停止了反抗,另辟 
  办学堂以保存他们特权的新出路,因为学堂也能授予毕业生进士、举人和生 
  员的学衔。绅士家族送其子弟入学,希望以此保持他们的特权;因此他们非 
  常热衷于开办学堂,甚至不惜自己花钱来办。 
       第三,新制度中尽可能地保留了旧东西。例如,由皇帝从高级官员中任 
  命最后考试的总监,让他与学部大臣或督抚一起主持考试,然后对考试合格 
  者授予功名。显然这一程序和以前的程序并无二致。“学堂”与科举考试仅 
  仅一词之异而已。 
       儒学仍然被认为是学业的基本内容,即使在新式学堂中也不得忽视。① 
  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学堂要举行一次祭孔仪式,而且很多学时花在阅读和讲授 
  经典著作上。以初等小学堂为例,在每周三十个学时当中,有十二个学时是 
  朗读和讲解儒家经典。一年级学生每天要读《论语》和《孝经》四十个字; 
  二年级学生每天要读《论语》、《大学》和《中庸》六十个字;三年级学生 
  每天读《孟子》一百个字;四年级学生读《孟子》和《礼记》一百个字;五 
  年级学生读《礼记》一百个字。除所有这些规定之外,还有两个学时的修养 
  课,它是一种儒家的教育方法。显然儒家学说是被强调的;甚至学习的方法 
  也是老一套。 
       在学堂的礼堂和课室中都贴有雍正皇帝的《圣谕广训》,每月初一由大 
  家齐声朗诵,而且被用作教官话的课文。这些都说明了传统的民众教育或对 

③ 《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宣统元年》。 
① 关于此时期的新式学堂章程,参看张百熙等人的《奏定学堂章程》。研究新式学堂的主要著作有苏云峰 

的《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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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民的教导(即“乡约”制)这时改由新式学堂来负责的情形;与此同时, 
  还通过口语的标准化来试图统一国民的思想感情。 
       政府当局对于任何新鲜事物都是极端慎重的。例如在初等学堂不教外 
  语,因为害怕孩子们在幼年学外语会忽视传统的学业。此外,还认为不应使 
  用外国术语,因为这样就不可能保持中国语言的纯洁性和坚持正当的学业。 
  举例来说,诸如“社会”、“影响”和“牺牲”这些术语不久前从日本传入, 
  但这些近代术语的意思与原来汉文的涵义不同。另外,“团体”、“国魂”、 
   “膨胀”、“舞台”和“代表”这些术语此时已经流行,但它们被认为是不 
                                                                          ① 
  优美的,因为它们原来不是汉文的词汇,而是日本人创造的。 所以这类术 
  语不该使用,免得使中国语言陷入混乱。 
       还强调在学习外国的政治和法律时宜看全文,而不是学习其细枝末节。 
  政府解释说:“外国之所以富强者,良由于事事皆有政治法律也。而中国今 
   日之剽窃西学者,辄以民权自由等字实之。”“殊不知民权自由四字乃外国 
  政治法律中半面之词。”“外国所谓民权者,与义务对待之名词也。所谓自 
  由者,与法律对待之名词也。法律义务者,臣民当尽之职;权利自由者,臣 
                                                            ② 
  民应享之福。不有法律义务,安得有权利自由?” 政府之所以对这些词语 
  特别加以阐明,是因为它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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