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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机构和经商习惯又很复杂，使得双方不能直接交易。他们一般是同外商
订立合同，这不同于有执照的经纪人（牙行）；牙行是中国国内贸易的传统
中介和独立的代理商。买办则是洋行在中国的代理人：他雇用和管理华员，
自己身兼司库、审计员、财务主管、推销员和行情研究员，协助外国人同中
国人进行一切交易。
大多数买办原籍是在广州附近。广州商人具有与外国贸易的长期经验，
敢于向要当买办的同乡提供外国老板所要求的全部财政保证。他们还能提供
精于茶叶贸易的代理人，因为茶叶是开埠初期的主要出口货。而且，广州的
买办还有助于开展其他通商口岸——甚至日本——的对外贸易。随着茶叶出
口减少而丝绸出口增加，以及越来越多的人们重视先前只有外国人插手的部
门（特别是银行业务），浙江和江苏的买办也迅速出现。他们大多数最初是
宁波人和苏州人，先是作丝绸商人或上海钱庄的雇员。在二十世纪之初，大
多数买办仍是粤籍，但是在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上海，买办则以江浙人居多。
②
买办一般都是事业上有一定成就的商人，所以在被洋行雇用时能够请人
做担保，不过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初，也有些买办是因为在同一洋行效力多年
而逐级提拔起来的。同时，大多数买办都是发家不久，受雇于洋行则又为他
们提供了提高才干和个人增殖财富的机会。事实上他们赚钱多而且快，这就
大大不同于其他商人。除了年薪约一千两之外，他们还能得到佣金、回扣和
私人自做买卖的利润；同外国人的合作为他们提供了财富、关系、建议和保
护，这使他们的上述收入又大大增加。充当西方大商号的买办而积财数百万
两者有二例。一是1861到1868年在上海为宝顺洋行当买办的徐润，一是二
①
十世纪之初在上海为怡和洋行当买办的祝大椿。买办的人数在1854年有二
②
百五十人，到1870年增至七百人，到1900年则增至二万人。从1842年到
③
1894年，买办的全部收入大约是五亿三千万两。 同十九世纪之末全部上层
④
士子的年收入六亿四千五百万两相比，这个数字相当低。但是，考虑到分
润这笔钱的人数和1902年外人在华全部投资只有五亿八千四百万两，这笔
② 郝延平： 《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48—54 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9—960、966—967 页。
② 这些数字出自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02 页，只包括“大”买办。1870 到1900 年的数字
则包括现任买办和仍旧从事某些商业活动的前任买办。
③ 郝延平： 《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02—105 页。
④ 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第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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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钱就相当可观了。 不过，破产者亦屡见不鲜，买办的财富也是很不稳定的。
买办不但有钱，而且愿向新部门投资。他们最先花大钱办近代企业，对
兴办近代企业起过决定性作用。估计在1862至1873年他们为上海六家航运
公司提供了百分之三十的资金；1863到1886年为开办煤矿提供了所需资金
的百分之六十二点七；1890至1910年为中国二十七家大棉纺厂提供了百分
之二十三点二三的资金；同一时期还为中国机器制造业提供了所需资本的百
①
分之三十。 这些买办不仅提供重要的财政支持，还负责这些新企业的经营
和发展。他们有革新精神，善于冒险和采纳西洋经营方法，以求取事业的成
功。由于他们能使洋行兴隆，政府也常请他们对官办企业进行技术性的管
②
理。不过到十九世纪之末，买办开始自办行号了。 他们就这样对经济现代
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生活方式和思想的某些方面，买办也与众不同。因为他们同外国人联
系密切，所以他们乐于接受西式服装、陈设、娱乐和宗教信仰，并且使之同
中国习俗掺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种混合文化，洋泾浜英语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他们也能放弃传统的价值观念，以便使其子女接受完全的西式教育，以便捍
卫他们的利润观念和发展经济的观念，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以便象郑观应那
样成为制度改革的鼓吹者。
除了买办以外，还可列举出一类人，但其界限不甚明确。他们虽然没有
直接服务于洋行，却热衷于从对外贸易或引进西方技术方面谋取赢利。最明
显的是那些通过制造出口商品和分销洋货而发财的商人。例如安徽祁门的茶
商胡元龙，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拥有茶园五千亩；以后由于绿茶市场收
缩，他就在1876年全部改种红茶，并且自办加工厂，从而既保证了自己的
③
财源，又维护了此地茶叶生产的声誉。叶成忠（澄衷）是浙江一家小农的
④
孤儿，靠贩运煤油起家；1899年死后留下遗产达八百万两。顾馨一出身于
①
穷学究家庭，后在上海大做粮食生意，靠汽轮运货而发财。 钱庄在上海也
非常兴盛，它们是中国人与外国银行之间的中介，向掮客提供购买洋货的信
贷，同时又把货物转卖给国内的销售商。上海在 1883年有钱庄五十八家，
②
1903年为八十二家，1908年则达一百一十五家。有几个家族在银行界占支
配地位，他们在沿江通商口岸都设有分号，例如宁波的方、李、叶三家，苏
⑤ 雷默：《外国在华投资》，第69 页。
① 郝延平： 《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20—136 页。
② 汪敬虞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091—1095 页上列举了一百零五家同十三位最有名的买办有联系的
行号，这些人在1878 至1910 年是这些行号的发起人或大投资者。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8》，第2 辑第104 页。
④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4—956 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8 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3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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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程家和洞庭山的严家与万家。 ③
有些商人和金融家也插手于工业。例如在1872年，陈启沅用本国资本
④
在广州效区开办了第一家用蒸汽为动力的民营丝织厂。在1895年前，跻身
于工业的金融家和商人不断增加。他们许多人是以外商名义登记的企业的主
要股东和经理。在沿江各省和直隶，他们也积极参与官办企业。例如在十九
世纪八十年代之初，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创业资金绝大部分来自茶商（见第八
章）。但是，在1885年以后，他们也象南方各省的同业那样集中力量于政
府所忽视的私营工业部门，如丝织、粮食加工、火柴、纸张、玻璃制造以及
机械的制造和维修。它们多数是小企业，机械化程度低，同在商人倡办下较
能使用新技术的大工场中的、或若干家庭合资联营的工场中的新型手工业工
⑤
场相比，往往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新旧活动方式的结合带来了高额利润。
粤商叶亮卿1888年在营口以一万八千两资本创办银号，到1906年就积累了
二百多万两，几乎垄断了向广州输出的大豆制品；他还经营了几家当地的钱
庄、豆饼制造厂、烟草厂、木材场和不动产公司，并大量投资于银行和铁路。
①
这批从事新行业的商人和金融家，当然不象买办那样偏离正统。他们远
不象买办那样愿意追随西方生活方式。他们不仅还继续捐纳官爵，而且鼓励
子孙攻读儒家经典以应科举。例如宁波和苏州有些家族在其成员中就有所分
工：有些人仕进，有些人则经商。但是到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也开始出现
了一种新思想的迹象。在历来由富商资助的慈善事业中，也有人开办传授西
②
洋课程的学堂和采用西药的医院。 1891年湖南和湖北的茶商曾力促张之洞
在两湖书院开设外语和商业课。③
在1870到1895年又出现了一批人，他们的社会风格与传统的准则相去
尚不甚远。这些人就是现代公司的股东。徐州的盐商可能认为他们在 1882
④
年对利国驿煤矿的贡献是官方派捐； 但是十九世纪外商所办的企业的资本
往往有百分之四十到八十是出自中国人，这里除了买办和富商以外，还包括
⑤
相当多的小股东，他们多半是住在通商口岸的官吏、文人和职员。 官办企
业也吸收官僚和文人的投资。
③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730—751 页。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7—965 页。
⑤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辑第331—449 页。
① 佐佐木正哉：《营口商人之研究》，载《近代中国研究》，I （1958 年）第213—267 页。
② 例如叶成忠曾向上海某校捐款二十万两，1893 年粤商创办了广济医院。
③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97 第23—24 页。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15—1118 页。
⑤ 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载《历史研究》，1965 年第4 期第39—74 页。
作者估计以这种方式投资的中国资本总数超过四千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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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与洋务有关的各种人物的区别还是相当明显
的，他们分成：技术人员与专家、买办、独立的工商业家。这也反映在当时
使用的称谓中。第一种人叫“绅”或“官”，第二种人叫“买办”，第三种
人叫“商”。但是这几种人确能通力合作搞官办企业，尤其在私人企业中，
买办同商人更能在一起合伙经营。这几类人之间也常有人员的流动。买办由
商人产生，他们脱离外国雇主以后，又可能成为独立的工商业家。象唐廷枢
和郑观应那样的买办，象朱其昂那样的商人，后来都当了官方专家，而象杨
宗濂那样的官方专家，后来则当了工商业家。
这些新的社会集团加在一起也仅仅构成特权阶级的一部分；这个特权阶
级能够容纳那些新集团作为新成员，同时也给那些古老的绅士家族一个机
会，使其在自己独占的都市天地内重振昔日的荣华。这些新集团的力量还
弱，不足以单枪匹马地左右上层，为了要施加政治和思想影响，他们还不得
不依附于一名与洋务有关的省级实力派官员 （如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
门下。他们可能提出建议，但是领导权依旧掌握在那些出身和教养都更正
统、更符合传统的人们的手中。不过，当时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变动是
这样一件事实：他们常常让自己的子弟学商，而不是强迫其入仕以求光大门
媚。①
新的知识界和实业界
在十九到二十世纪之交，由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