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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矾法”就是代表性的一例：
硫二两，硝二两，马兜铃三钱半。右为末拌匀，掘坑入药于罐内与地平。将热火一块弹子大，下放里面，烟渐起，以湿纸四五重盖，用方砖两片捺，以土冢之，候冷取出。《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卷二，《道藏》第19册，第256页。
金丹家之所以总结出各类“伏火法”，其目的原本不是为了制造出具有爆炸性的火药，而为了防止在炼丹过程中出现“祸事”。但随着各种“伏火”实验的深入，金丹家已明确认识到硝石、硫黄与炭会形成爆炸物，并且还逐步掌握了火药的配置，最终便导致了原始火药的发明。
大约到了晚唐，火药的配方由金丹家转入军事家手中，被军事家率先运用于战争中。宋路振《九国志》说，唐哀帝天初，郑NE02A攻豫章（今江西南昌），“发机飞火”把龙沙门烧了。据考此即用抛石机发射的火炮和火箭。公元975年，赵宋灭南唐时，也用过火炮，火箭。公元1000年，宋将唐福和石普分别自制了火球、火箭、火蒺藜等。
1044年，北宋曾公亮《武经总要》记载了关于火药的三种配方法：“毒药烟球法”有十三种成分，“蒺藜火球法”有十种成分，“火炮火药法”有十四种成分，各有一定的分量。宋、金、元人在战争中都制造和使用过燃烧性的、爆炸性的和管形的火器。
公元8、9世纪，随着中国金丹术传入阿拉伯，硝石也传入伊斯兰国家，被称为“中国雪”、“中国盐”，但只用于炼金、治病和烧割玻璃。大约1225～1248年间，中国火药才由商人经印度传入阿拉伯国家。火药武器则是通过元初西征中亚、波斯的战争中传到阿拉伯，欧洲人是在和阿拉伯人的战争中，接触和学会制造火药和火药武器的。直到14世纪中叶，英法等国才开始应用火药和火器。
火药和造纸术、指南针和印刷术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在人类文明史中起过重大的作用。17世纪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弗兰西斯·培根（公元1569～1626年）在其名著《新工具
》中谈到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项发明的意义时写道：“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服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培根：《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中译本，第103页。
第五部分：化化不间——道教外丹黄白术与古代化学思想道教外丹黄白术与中国古代化学知识（10）
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也曾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第67页。
科学技术是推进历史前进的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中国中世纪发明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造纸术，对近代西方的学术、军事、经济和政治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构成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物质前提，尤其是火药及火器的应用其意义十分重大。“十四世纪火炮的第一次轰鸣，敲起了城堡的丧钟，因而也敲响了西方的军事贵族封建制的丧钟”《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第577页。
在火药制造技术的发明过程中，中国道教金丹家功不可没。
（3）道教金丹家发明并制造了许多化学实验设备和实验用具，积累了一定的化学实验方法和操作技术。
如前文所述，道教金丹术在长达一千多年的金丹实践活动中，根据炼金、炼丹实验的需要，发明制造了一整套的实验设备和各种器皿。其中加热设备有丹炉、丹灶；反应装置有鼎（匮、神室、丹合、混沌）、釜、罐、坩埚子等等；溶解装置有华池；蒸馏装置有“抽汞器”；冷凝器具有“水海”；保温装置有“灰池”；加工、研磨药物的器具有研？、绢筛、马尾罗等等；此外，还有常见的杆称、匙、火钳等用具。这些实验设备和操作器械不仅在质地上有金质、银质、铜质、铁质和土质（砖、陶和瓷）之分，而且在外观、尺寸上也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可以充分满足金丹家实验操作的需求。
在实验方法和操作技术方面，金丹家也培养、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化学实验技能。金丹家常用
的操作手段和技术有各种加热法（炼、制、煮、死、伏、点、养、煅、炙、熔、煎、熬等等）、升华法（飞、升等）、蒸馏法（抽汞法等）、溶解法（淋、浇、渍等）。此外，还有密封法（固济）、研磨法（沐浴）等等操作方法。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化学是一门实验性极强的科学，化学实验是化学这门学科得以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金丹家所发明、制造的各种实验器具以及积累的实验操作技术都为以后化学科学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第五部分：化化不间——道教外丹黄白术与古代化学思想道教外丹黄白术衍化出中国近代化学（1）
中国古代有着灿烂的化学工艺成就，是造纸、火药、瓷器发明的故乡，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过伟大的贡献。金丹术作为中国化学的原始形式，在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金丹家掌握了许多化学元素、单质和化合物的性质及其制备方法，设计、制造了为数众多、各种类型的实验设备和器具，积累了大量的化学事实材料和经验知识，有过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和发明。中国古代化学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近代化学却未能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产生，道教金丹术最终没能衍化出中国的近代化学，这一冷酷的现实不能不令人深思。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单单是涉及化学一科。长期以来，“中国近代科学为何落后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层次上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
早在1915年，“中国科学社”创办人之一任鸿隽先生就在《科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论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他说：“秦汉以后，人心梏于时学，其察物也，取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择术也，鹜于空虚而引遐实际”，“知识分子多钻研故纸，高谈理性，或者如王阳明之格物，独坐七月；颜习斋之讲学，专尚三物，即有所得，也和科学知识风马牛不相及。”“或搞此训诂，为古人作奴隶，书本外的知识，永远不会发现。”《科学》1915年第1期。
现代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强调了逻辑思维的影响：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第574页。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文化和科学史教授席文曾以《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或者它真的没有发生吗》为题，着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对新兴科学思想抑制的角度，全面阐述了他的看法：
科学革命同政治革命一样，是在改朝换代时爆发的，而17世纪的中国发动科学革命的人却坚定地信奉他们的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当时，没有一位天文学者肯舍弃传统的价值观，即使他们周围的社会四分五裂，他们也甘愿随波逐流。外国技术，尽管颇具威力，并有给中国学者提供另一条可供选择的取得稳固和名声的进身之阶，科举制度几乎不为他们留下余地。
过去1000年的历史中，由于中国社会基本统一，少数有学问和雄心的平民提出不同于传统观念的见解的人，被贬谪到无足轻重的地位……〔美〕席文：《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科学与哲学》1984年第1期。
日本著名学者薮内清则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谈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欧洲的近代科学是从中世纪的学者传统和工匠传统相结合中产生出来的”，“为什么中国的近代科学技术没有发展起来……如果与欧洲的近代科学的发生相比较来研究的话，可以说在中国的文明中，工匠的传统比较强，而学者传统比较弱……很少有人去建立成体系的理论”。〔日〕薮内清：《中国·科学·文明》，梁策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第54页。
第五部分：化化不间——道教外丹黄白术与古代化学思想道教外丹黄白术衍化出中国近代化学（2）
道教外丹黄白术作为中国化学的原始形式没有衍化出中国近代化学，其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外部的社会原因，也有中国金丹术本身的内在原因。从外部原因来看，主要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性，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文化科学政策对科技发展的严重束缚和阻碍作用，尤其是在近代，中国科技缺乏资本主义大生产的需要和推动力等等。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我们着重从中国金丹本身的内在原因来分析。
首先，外丹黄白术的理论指导思想从总体上讲存在着错误，其目标是虚幻的，这使化学发展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是道教金丹术不能上升为科学的化学的重要原因。外丹黄白术在理论指导思想上虽然具有合理性的一面，即认识到自然万物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物质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这是十分可贵的。贱金属可以变为贵金属，这一金丹思想如果站在现代科学发展的角度，从原子核层次上讲是可以实现的，1941年美国哈佛大学原子核物理学家肯尼士·
奔布利芝利用中子轰击汞核（20180Hg），把汞原子变成了金原子（1979Au），实现了古代金丹家把汞元素（贱金属）变成金元素（贵金属）的“宿愿”。但在古代时期，要想在原子这一层次通过一些化学试剂和水火相济等手段来完成这一转变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金丹家把炼制还丹大药作为追求肉体长生、羽化成仙的重要修炼方术，这对促进医药学、生理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有一定意义。但金丹家这种“假外物以自坚固”的金丹思想从思维方式上来说，它是建立在直观性的机械类比思维基础上的，把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质和人的生理、
生命现象混同起来。虽然真金不怕火炼，埋之毕天不朽，但金之不朽和人之生死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两类事物，根本不能类比，因此金丹家注定要失败的。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讲，道教金丹术缺乏严格的定量研究，还没有运用“以量求质”的研究方法。在欧洲，古代化学之所以能上升为科学的化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运用了太平衡量器进行定量研究，把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定量实验研究是欧洲近代化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基础。道教金丹家在金丹实验中往往只是从定性研究的角度，根据阴阳相制原理来配伍药物，丹方中各种反应物原料的配比量往往是凭借经验来决定，是相当粗犷的，有时一次投料多达几斤、几十斤，甚至高达上百斤。虽然金丹家也使用了杆秤等衡量器具，少数金丹家如陈少微、金陵子达到了某种定量研究的水平，但只注意到多少份的药物（反应物）可以制得多少份丹药（产物），没有想到去探求一下各反应物之间以及反应物与生成物之间的数量关系，只是单纯运用以量求量的方法，而不是运用以量求质的研究方法，即没有通过量的研究来发现、证实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和揭示化学反应的本质。因此，道教金丹家也就无法发现化学的一些基本定律如质量守衡定律、当量定律、定比定律、倍比定律了，而这些化学基本定律是近代化学建立发展的重要基石。
再次，从科学活动的组织形式上来分析，道教金丹术的化学实验活动受到宗教神秘主义的严重影响和束缚，许多实验活动都被打上深深的宗教烙印，难以健康开展。几千年来，道教金丹家以他们特有的宗教虔诚和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探微入幽，获得了许多重要的科学发现、发明，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科学经验知识。但道教金丹家对他们的成果往往秘不示人，常常用玄奥的秘诀、高深莫测的隐语来记录自己的心得。他们对炼丹、炼金操作过程中一些关键机理往往语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