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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立勋灭李势（2）
为了打消桓温的顾虑，袁乔进一步说明：“朝野众人劝阻伐蜀的主要原因，是害怕我们大军西进，北方胡寇会趁机攻掠。其实，胡寇忽然听闻我军万里远征，肯定一时缓不过神，会认定我们国内严加防备，绝不敢轻动。即使他们冒险来攻，沿江守卫部队足以拒守，必无后患。”
经此一说，桓温伐蜀决心便不可逆转。东晋穆帝永和二年（346）年底，桓温率益州刺史周抚、南郡太守谯王司马无忌等人，提兵伐蜀，“拜表即行”，未等朝廷明诏可否，桓温就已经踏上征程。谋士袁乔能文能武，亲率两千人为先锋。
伐蜀大军已经开拔，奏表才送至建康朝廷。殿堂之上，文武朝臣议论纷纷，都以为蜀道险远，桓温军队人数又少，对此次兴兵皆抱悲观态度。唯独桓温的老友、大名士刘惔断定此行必能成功。朝臣们大都面有忧色，三三两两凑过来问刘惔为何对桓温这么有信心。
刘惔说出的话令众人面面相觑：“我是根据过往与桓温赌博的经验得出此论。桓温，是个赌博大玩家，下注必下大注，没有百分百的胜算他决不轻掷。由此观之，蜀地必为其所得！”停顿片刻，刘惔又说：“但恐怕桓温克蜀之后，终必会专制朝廷啊。”
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三月，桓温的晋军忽然出现在蜀地的青衣县。天天酒肉美女的李势闻报惊骇异常，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惶急之下，他派叔父李福、堂兄李权以及前将军昝坚等人大集兵马，自岷江以北向青衣方向急行军，欲图阻御晋军。
蜀军诸将大多认为应以逸待劳，设伏于江南突袭晋军。昝坚不听，死催一样引大军从江北的鸳鸯碕出发直奔健为（今四川彭山以东）。此时，桓温晋军已经赶到彭模（今四川彭山东北），准备在成都平原上纵马驰骋。
在彭模休整时，有军中参谋建议晋军应分为两道，异路而进，可以分解成汉部队的兵力。先锋袁乔再次提出他本人的判断：“现在，我军深入万里之外，胜则大功可立，败则一人无存，应当合势齐力，以取一战之大捷。如果兵分两路，则众心不一，假如一路败北，全盘皆输。”
桓温大为赞同。他下令晋军全军而进，丢掉所有的军用炊具等多余后勤装备，只带三天的干粮，全速前进，直扑成都。此命一下，晋军知道首将已经表示了“不成功则成仁”的决心，死下一条心，都准备作殊死之战。
前进途中，桓温与成汉宗室镇南将军李权大军相遇，三战三胜，“汉兵散走还成都”。成汉另一位镇军将军李位都见大势不妙，很乖巧，带着军队径直向桓温投降。
另一方面，成汉大将昝坚猪癫风一样率大军赶至健为，才知道根本和晋军异道而行，连照面都打不上，甭提排阵开战了。惶急之下，昝坚又率这大批疲惫之军奔返成都，刚刚涉水渡过沙头津，已有游骑报告说晋军主力早已在成都近郊十里陌驻扎完毕，正摆开阵势迎候昝坚。这下可好，两军主力还没开打，昝坚军忽然不战自溃，四散奔逃而去。
困守愁城的李势无法，只得悉众出战，在成都西南的笮桥与晋军决战。
有个“皇帝”在身后面，成汉军队的士气还真忽然上来了一下子。两军初接，晋军前锋进攻部队遇到汉军死命抵拒，初战不利，东晋的参军龚护被杀。成汉军得势汹汹，喊杀阵阵，数只利箭也射向位于中军的桓温马前。
“（晋军）众惧，欲退。”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眼看成汉军队大瞪眼珠子，抡着大刀片子死命向前，一路上没遇过劲敌的晋军顿起惧意，乱哄哄往反方向倒退。千钧一发之际，又是历史的偶然性在关键时刻显示出“无常”的黑色幽默——晋军鼓手本应鸣金退兵，估计这几个人手中没兵刃，眼看成汉兵士的长矛、大刀明晃晃杀来，他们手中的大槌乱敲，“误鸣进鼓”，咚咚地把进军牛皮大鼓连连猛敲（吓得哆嗦，所以鼓点挺急）。士兵们在战场上、训练场上都已经养成条件反射，闻鼓则进，闻金则退。听见大鼓声声，晋军个个扭头又往前冲。身为前锋的袁乔书生执剑，下马督战，指挥已经内心生怯的晋兵拼死进攻。
成汉兵也就是一鼓作气，看见晋兵比自己还不要命，抵挡一阵，又都掉头回逃，桓温大胜，乘势直驱至成都下，四处纵火，每个城门都笼罩在火焰烟雾之中。“汉人惶惧，无复斗志”。
李势至此，知道自己的“大汉”已经灰飞烟灭，呆坐殿上，不知所为。中书监王嘏等人劝他出降，侍中冯孚认为：“东汉时吴汉伐蜀，尽诛公孙氏。现在晋朝的檄文上又明讲‘不赦李姓一族’，即使出降，恐怕也不得活。”
李势越想越怕，趁夜逃出东门，迎头赶上身旁只有一两个从人的大将昝坚，一起往葭萌逃窜。
逃都逃了，李势又觉不妥，没法逃出生天，又派人送降表给桓温。降表文笔不错，肯定出自哪位文士之手，词意哀怜，废话不多，兹录于下：
伪嘉宁二年三月十七日（自称“伪”朝），略阳李势叩头死罪（自称原籍姓名死罪）。伏惟大将军节下，先人播流，恃险因衅，窃自汶、蜀（自言成汉“皇统不正”）。势以暗弱，复统末绪，偷安荏苒，未能改图。（骂自己继位后未能及时“投诚”。）猥烦朱轩，践冒险阻。将士狂愚，干犯天威（劳烦大晋征伐，螳臂挡车）。仰惭俯愧，精魄飞散，甘受斧锧，以衅军鼓（该死该死，可怜可怜）。伏惟大晋，天网恢弘，泽及四海，恩过阳日（这么仁义的大晋，能不饶我一条狗命吗）。逼迫仓猝，自投草野（我是吓急了才跑）。即日到白水城，谨遣私署散骑常侍王幼奉笺以闻，并敕州郡投戈释杖（自己一方的官员已称‘私署’，表示自己是‘伪朝’）。穷池之鱼，待命漏刻（要杀要剐，一任大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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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立勋灭李势（3）
看见降书写得这么让人高兴，没多大功夫又见李势自己在军门前“舆梓面缚”，桓温大喜，按照相关传统政策“解其缚，焚其梓”，正式结束了受降仪式。
成汉小朝廷，自李特在惠帝太安元年起兵，到此经六世，共四十六年。李势父子贪淫残暴，竟也全得善终。在成都的李氏“皇族”十多人都被送至建康，由于是“自首归命”，李势还得封归义侯，好酒、好肉、大房子，直至开平五年（361）才病终于家。
刚过而立之年，想如今一般哥们儿还绞尽脑汁为个副处长、副科长位子拼命挤的岁数，桓温已经立下平灭一国的不世之勋。他举贤旌善，随才授官，待蜀境全定之后，“振旅还江陵”。东晋朝廷上下大喜过望，进位桓温征西大将军、开府，封临贺郡公。
《世说新语·贤媛》篇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
桓宣武（桓温）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著齐（斋）后。主（南康长公主，桓温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惭而退。
虽是一个小插曲，仍可见李势貌美如花的妹妹比起她亡国皇帝的哥哥要刚烈得多。为《世说新语》作注的南朝梁人刘孝标（刘峻）注引南朝宋氏的小说家虞通之《妒记》（原书已失传，刘孝标的注引保留了四百多种佚书残篇），内容差不多，结局有不同：
（桓）温平蜀，以李势女为妾（此文是李势的女儿）。郡主（桓温妻）凶妒，不即知之。后知，乃拔刀往李所，因欲斫之。见李在窗梳头，姿貌端丽，徐徐结发，敛手向（公主）。神色娴正，辞甚凄婉。（公）主于是掷刀，前抱之：“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指桓温）”。遂善（遇）之。
“我见犹怜”成语，即出于此。桓大将军平蜀，这也算是个“花絮”吧。
“（桓）温即灭蜀，威名大振，朝廷惮之”。把握朝政的会稽王司马昱为了制约桓温，就以扬州刺史殷浩为心腹（此人初与桓温齐名），参理朝政，由此，与桓温形成对立的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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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图今日复见官军”（1）
——第一次北伐的桓温
东晋穆帝永和五年（349），后赵大魔头石虎病死，境内大乱。桓温闻此，立刻屯军安陆，准备北上收复中原。
东晋朝廷内部，当然不愿桓温再立殊勋。褚太后的父亲、大名士、征北大将军褚裒当时镇京口，“上表请伐赵，即曰戒严，直指泗口”。这位国老也想效仿桓温，拜表即行，欲趁后赵大乱去捡大便宜。
画虎不成反类犬。代陂一战，褚国丈派去北上接应鲁郡归附民众的二将全军覆亡。一腔豪气的褚国丈连忙退至广陵，致使渡过黄河南迁的二十多万汉人百姓全被追赶上的胡人诛杀殆尽。羞愧惭恨之余，大名士病忧死于京口，时年四十七。褚裒当大名士可以，打仗却完全是个外行。
至此，东晋朝廷仍不给桓温机会，反而于350年委任与会稽王司马昱私交甚好的殷浩为都督扬、豫、徐、兖、寿五州诸军士，统军北伐。
当时的中国北方四分五裂，羯族、鲜卑、冉魏、姚襄、苻健等人相互攻杀，东晋朝野上下都认为可以趁机恢复中原，兴复大晋。唯有光禄大夫蔡谟是个清醒明白人，他说：“胡人灭亡确是大庆，但恐怕使朝廷生出更大的忧患。”旁人问及原因，蔡谟回答：“能顺天乘时救济苍生万民的，非上圣与大英雄不能为也。观今日之事，诸位时贤都不度德量力，皆想乱中立功，必将各自经营，疲民耗国，最终财殚力竭，智勇俱困。”
以后的事实，不幸皆为蔡大夫一一言中。
殷浩，字深源，“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是位谈吐不凡的大清谈家。此人广负盛名，年轻时一直称疾不做官，当时的名流人士却嗟叹：“深源不出，奈苍生何！”（谢安不出，大家也说：“安石不出，奈苍生何！”）吊起来卖了十多年，会稽王司马昱才“哀求”多次，把殷浩请出来做官，而且一做就是扬州刺史这样的大官。其实，庾翼就曾对人讲过：“（殷浩）此辈应束之高阁，候天下太平，然后议其任耳。”此议，真有鉴人之明。
眼见中原鼎沸，志大才疏的殷浩在司马昱支持下，很想一显身手，博他个青史流芳，兴冲冲提兵北伐。“将发，坠马，时咸恶之。”出发时飞跨上战马，殷浩就摔了个大马趴，军中上下皆以为是不吉之兆。
果然，殷浩手下兵将虽多（有七、八万之众），但他自己缺乏统领的才能。殷浩名士，加之又有知识分子猜忌狭隘的本性，逼反了本来降晋的羌酋姚襄（姚弋仲之子。后赵灭亡后，姚氏父子向东晋投降）。使得这只盟军掉头来攻晋军，殷浩手下多员大将被杀，士卒亡叛，器械军储也多为姚襄所获。至此，大言北伐，折腾了近四年，损兵折将，殷浩灰溜溜不知如何下台。
一直憋气的桓温趁机狠狠参了殷浩一本，讲他“神怒人怨，众之所弃，倾危之忧，将及社稷”。东晋朝廷也不得不听从桓温之议，废殷浩为庶人，徙于东阳偏僻之地。
桓温既逐殷浩出朝，心中得意，对左右人讲：“小时候我与殷浩玩竹马游戏，我每次骑完丢弃，殷浩总会捡起来玩，故而他应当在我之下。”
殷浩虽遭罢官出放，倒仍持大名士姿态，谈咏不辍，故作夷然，常常在空中以手写“咄咄怪事”四字，估计是自己和自己叫劲。不久，桓温念起童稚之谊，认为殷浩“有德有言，足能作令仆之官”，想推举他重新入朝作中书令，并派人送信告知。
殷浩接书，高兴得几近失态，马上写回信言谢。唯恐书信中哪个字哪个词写得不达意，得罪桓温，殷浩“开闭者数十”，信封开了封，封了开，最终送到桓温手上的竟是一封空函，气得桓温大骂“不识抬举”，命人把殷浩“永远禁锢不用”。一代大名士，郁郁死于乡下。
现在说起“玄学”，似乎总是贬大于褒。其实，玄学产生于汉帝国崩溃的时代，正是那个礼崩乐坏的时期，士人们对于儒家伦理开始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想从哲学高度找寻真正的“世界本体”。“五四”以后，学者刘师培对于玄学有比较客观的阐释：“两晋六朝之学，不滞于拘墟，宅心高远，崇尚自然，独标远致，学贵自得……虽曰无益于治国，然学风之善犹有数端……”玄学的思辨精神，对于“谈中之理”、“理中之谈”、“谈中之谈”等进行了深刻地弘扬，讨论宇宙、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