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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两个论点存心使人心灰意冷，我还可说某些更积极的东西。存在某种象成功的秘诀那样的东西，我将在下边提出来。
在你们研究的任何阶段中，要尽量弄清楚你们的问题，观察它的变化，并使之更明确。要尽量弄清楚你们掌握的各种理论，要知道我们都是无意识地掌握理论，或把这些理论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其中大多数几乎肯定是假的，反复地尝试表述你们正在坚持的理论并批判它们。并尝试创立另外的理论——甚至替换那些在你们看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理论：因为只有这样，你们才能理解所掌握的理论。每当一个理论对于你们表现为唯一可能的理论时，可把它看作你们既不理解该理论也不理解想要该理论解决的问题的表征。要始终把你们的实验看作是对理论的检验——看作发现理论的缺点并推翻它的尝试。如果实验或观察看起来支持一个理论，要记住，它实际上是减弱了另外一些可供选择的理论——或许是你们以前没有想过的理论。把反驳和替换你们自己的理论作为你们的抱负，这要比捍卫它们或让别人去拒绝它们更好。但也要记住，很好地捍卫一个受到批评的理论是任何具有成果的讨论的必要部分，因为只有捍卫它，我们才能发现这个理论的力量，以及针对这个理论的批评的力量。如果我们不能始终试图以最强有力的形式提出理论并仅对这个形式加以争论的话，讨论或批评理论是没有用处的。
采用彼得。梅达沃在里斯讲演①里解释和使用过的区分，我在这里描述的关于世界的发现或学习过程，可以说成是唤起的过程，而不是启发的过程。我们了解环境，不是由于受它的启发，而是由于受到它的挑战：我们的反应（包括我们的期望、预测或猜想）由它唤起，我们通过消除不成功的反应来学习——也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然而这种唤起的方法可能模拟或装成启发，结果看起来好象我们是从观察开始靠归纳法得到理论。关于唤起进化的过程模拟启发过程的这一观念是达尔文主义的特征，它在这里要讲的部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① ＇P。B。梅达沃：《人类的前途》，1961年版。＇
人们常把达尔文发现自然选择理论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理论相提并论，这是一个错误。牛顿用公式表示了一组旨在描述物理世界的相互作用和由它引起的行为的普遍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没有提出这样的普遍定律。没有关于进化的达尔文定律。实际上，倒是斯宾塞试图系统表述进化的普遍定律——“分化”和“结合”的定律。正象我试图指出的那样，它们不是没有价值的，并且可能是十分正确的。但与牛顿定律相比，它们是含糊的，并且几乎是缺乏经验内容的。（达尔文自己发现斯宾塞定律没有什么价值。）
然而，达尔文对我们关于周围世界的描述的革命影响至少象牛顿的一样大，尽管不象牛顿的影响那样深。因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表明，通过以纯物理的语言说明世界上存在计划和目的，在原则上可能把目的论归结为因果关系。
达尔文向我们所指明的是，自然选择机制原则上能够模拟造物主的行动以及他的目的和计划，它也能够模拟有理性的人类为实现其目的采取的行动。
如果这是正确的，那末从生物学方法的观点看来，我们能够说：达尔文指明，在生物学上我们可以完全自由地采用目的论解释——甚至我们当中那些相信所有解释都应该是因果解释的人也一样。因为他清楚地表明，任何特殊的目的论解释原则上终有一天可能变成因果解释或由因果解释作进一步的说明。
虽然这是重大的成就，我们必须补充，原则上这个短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限定。迄今为止，达尔文和任何达尔文主义者都没有就任何单个有机体或任何单个器官的适应进化给出真正的因果解释。他所表明的一切——充分地说明——这样的解释是可能存在的（即它们在逻辑上并不是不可能的）。
我几乎无须说，我对达尔文主义的看法，将引起许多生物学家的不满，他们相信生物学中目的论解释象神学解释一样糟或差不多一样糟。他们的影响强到足以使查尔斯·谢灵顿爵士那样的人以非常抱歉的语气说：“我们不能从研究任何特殊的反射类型中得到预期的益处，除非我们能够讨论它的直接目的作为一种适应的行动”。①
① 引自查尔斯。谢灵顿：“神经系统的综合作用”，1906年版，1947年版，第238页。
达尔文主义的一个比较显著的观点——但对我的讲演的第三部分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有机体只有在它的行为中显示一种为生存而斗争的有力的倾向或气质或脾性，才可能实际生存下来。于是，这样一种倾向往往变为一切有机体的遗传结构的一部分；它将在它们的行为中和它们的许多组织中（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显示出来。这无疑意味着，自然选择不仅用于模拟并且用于解释（只要在原则上解释）目的论。
同样，可以说，拉马克的进化论，特别是关于器官在对它们的使用的影响下进化，在不用它们的影响下退化的原理，已由J。M。鲍德温（一位普林斯顿哲学家）＇根据沃丁顿和辛普森＇和薛定谔在一定意义上用自然选择的语言解释过。②他们的解释方法被进一步发展，在我看来，在假说方面也大大扩充了，我打算在我的讲演的第三部分说明这个问题，因而在这里就不分析它了。但我希望弄清楚，鲍德温＇沃丁顿，辛普森＇和薛定谔所指明的是，启发的拉马克进化论怎样可能用自然选择的达尔文进化论来模拟。
② 参见J。M。鲍德温；《发展与进化》，1920年版，和薛定谔：《精神和物质》，1958年版，特别是“伪装的拉马克进化论”这一章，第26页以下。＇原来，我在这里还参考J。赫胥黎的《进化——现代的综合》，1942年版，P。梅达沃使我注意到，事实上在这里参考它是可疑的，他使我注意沃丁顿的文章；参见前面第6章第XIX节第2个注。＇
这是一个在物理学中也存在的解释型式。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最早由康德以及后来由拉普拉斯提出的假说，这一假说试图解释这样的事实，即太阳系的所有行星，在或多或少相似的平面上（这些平面彼此相距不很远），以相同的方向围绕太阳运动。这个“星云假说”（象斯宾塞通常叫它的那样）假定了作为一种典型的初始状态的旋转星云，经过某种凝聚过程（或经过斯宾塞所说的分化和结合过程）形成行星。用这个方法，该理论解释或模拟了原来似乎是有意识地设计的安排。＇在这里可以提到，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可以被扩大，甚至可能用“生存”型假说替换。根据后一个假说，运动在非常分散的平面上或部分地以不同方向运动的行星系，根据某种量值等级，将比我们的太阳系更不稳定；因此不大可能遇见更不稳定的星系。＇物理学中另一个例子是：牛顿引力论运用引力的超距作用。＇G。L。勒萨热于1782年发表了一个理论，它模拟解释了牛顿学说中的超距作用。在这个理论中，不存在吸引力，只有推动其他物体的物体。①＇人们可以说，爱因斯坦引力理论表明，一个其中既没有推动力又没有吸引力的解释系统怎样能模拟牛顿系统。现在重要的是，被模拟的解释即牛顿理论，可以描述为对爱因斯坦理论的逼近以及对真理的逼近。自然选择理论以类似的方法向前推进。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它从一个简化了的典型境况——在某些环境条件下由某些物种组成的境况——开始，并试图说明在这个境况下，为什么某些突变具有生存价值。因此，即使拉马克的进化论是假的，它似乎是假的，达尔文主义者应把它尊为对达尔文主义的第一级近似。②
① ＇G。L。勒萨热（由艾博特翻译为“牛顿的卢克丽霞”），美国国立博物馆机关的年度报告，1898年，第139…160页。＇（卢克丽霞是女子名，古罗马一个宁死不受辱的女人。——译者）
② ＇在原来的报告中，这一节里的两个部分放在不同的地方（在这一页的后面）。＇
达尔文主义的真正困难是众所周知的问题，即用大量十分小的步子来解释进化，进化显然是指向目标的，好比我们眼睛看目标那样，因为根据达尔文主义，每一个这样的小步子都是纯粹偶然突变的结果．解释所有这些独立的偶然突变具有生存价值是困难的。＇洛伦茨遗传行为更其如此。＇“鲍德温效应”——即模拟拉马克进化论的纯达尔文主义的进化理论——在我看来似乎是朝着解释这样的进化前进的一个重要步骤。
我相信，清楚地看到这个困难的第一个人是塞缪尔。伯特勒，他把它概括为这样的问题：“是运气还是技巧？”这里的意思是“偶然的还是安排的？”柏格森的创造进化系统同样可以看作对这个困难的说明：他的生命冲动恰好是他给可以引起或控制那些明显指向目标的变化的东西的名称。这个型式的任何唯灵论的或活力论的解释当然是特设性的、非常令人不满的。可是把它归结为一些较好的解释还是可能的——如达尔文说可以模拟目的论解释时所做的那样——由此说明它们是对真理的近似——或至少是对比较站得住脚的理论的近似。（我试图在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中提出这样的理论。）
在这里可以简单谈一下自然选择理论的逻辑形式。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题目，我本来愿意详细地说明它。但是，这里我仅能简要地提到一、两点。
自然选择理论是一个历史理论：它构成一种境况并表明，当给定那个境况时，我们想要解释其存在的这些事情确实很可能发生。
更清楚地说，达尔文理论是一个一般化的历史解释。这意味着，设想的境况必是典型的，而不是唯一的。因此，常常有可能构成这种境况的简化模型。
我在这里或许可以十分简要地说，我认为作为达尔文的中心思想的东西——他企图解释遗传变化，这种变化在对单个动物或植物的生存提供较好机会的意义上导致较好的适应——近来已被弄得黯然失色，这很大部分是由于追求数学精确性的时髦，以及用实际生存的术语（基因或群体中的一些其他遗传单位）确定生存的统计价值的企图。
但生存，或数量增加意义上的成就，可以归因于两种不同情况中的任何一种。一物种可以延续或繁衍，因为它设法改变了比方说它的速度，或它的嗜好，或它的技能，或它的智慧；或者，它可以延续或繁衍，只因为它设法增强了它的生殖力。显然，根本上依赖于遗传因素或缩短未成熟周期而使生殖力得到充分增强，可能有同样的生存价值，甚至比增强技能或智慧有更大的生存价值。
从这个观点看，可能有点难以理解，为什么自然选择本该产生生殖率超过一般增长速度的东西并消灭所有物种而只保存下最多产的物种。①＇确定生殖率和死亡率的过程可能包含许多不同因素，例如物种的生态学条件，它与其他物种的相互作用，以及两个或更多的群体的平衡。＇尽管这样，我想，妨碍对物种的单个机体的成功适应进行量度的巨大困难，或许可以通过从该物种的群体增加总数（它的生存率）减去它的生殖数值（它的出生率）来克服。换句话说，我认为，所谓种A比种B较好地适应（在拉马克和达尔文的意义上），指的是，例如，虽然A比B的出生率低，它们的群体量相等地增加。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能够说，种A的单个成员平均比种B的单个成员更适合于生存，或者说，它们比种B的单个成员更好地适应其环境。
① 这只是达尔文理论的无数难题中的一个，一些新达尔文主义者好象对它几乎是一无所知的。从这个观点看，特别难以理解的是从单细胞到多细胞机体的转变，多细胞机体在生殖上，特别在生殖后的生存上，有新的和特殊的困难，它把一些新的东西即死亡引入生命：因为所有多细胞个体都要死亡。
如果没有象这样的一些区别（我们能够给这个区别以精细的统计学数据），我们就可能忽视拉马克和达尔文的原始问题，特别是忽视达尔文理论的解释能力，即用模拟拉马克式进化的自然选择来解释适应性和似乎有目的的发展的能力。
为了结束我的报告的第二部分，我可以提醒你们一下，象早已指出的那样，我不相信归纳法。我想，休谟已经结论性地指明，归纳法是无效的；但他仍然认为，虽然它是无效的、不能合理证明的，动物和人还是普遍地使用它。我认为这并不真实。我认为，事实是，我们通过选择预想、期望或理论的方法取得进展，通过尝试和排错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