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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错了。这一点对科学家来说也是适用的，虽然科学家属于那些有意识地试图充分认识他们的问题的少数人。例如开普勒意识到的问题是去发现世界的和谐秩序，但是我们可以说他解决了的问题是对一组两体行星系的运动作数字描述。同样，薛定谔误解了他用（不受时间影响的）薛定谔方程去解决的问题：他以为他的波是电荷变换连续场的电荷密度波。后来马克斯·玻思对薛定谔波幅作了统计诠释。这个解释使薛定谔吃惊，并且使他在有生之年中一直不喜欢这个解释。他解决了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他认为已经解决了的那个问题。现在我们凭借事后的认识才知道这一点。
可是很显然，正是在科学上，我们才最为意识到我们试图解决的问题。所以在其他情况下使用事后的认识以及说阿米巴解决了一些问题（虽然我们不必假定阿米巴在任何意义上意识到了其问题）并无不当：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只有一步。
XXI
但是康普顿告诉我们，阿米巴的行动不是理性的：①而我们可假定爱因斯坦的行动是理性的。因此，终究还是有些差别。
① 参见《人类自由》第91页和《科学的人类意义》第73页。
我承认是有差别的，即使他们的几乎是任意的或似云的试错运动的方法基本上没有多大区别，②他们对待谬误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爱因斯坦不象阿米巴，每当脑子里出现一个新的解决办法时，他总是有意识地尽力找出其中的毛病、发现其中的谬误；他批判地探讨他自己的解决办法。
② 比较H。S。詹宁斯，上引书第334页以下。K。Z。洛伦兹的《所罗门国王的戒指》（1952年，第37页以下）描述了一个关于解决问题的鱼的美妙例子。
我认为，对自己的想法采取有意识的批判态度，的确是爱因斯坦的方法和阿米巴的方法之间的重要区别。这就使以下情况成为可能：如果某个假设看来能经受住比较认真的批判，爱因斯坦就在更仔细地检查这个或那个假设之前，很快地放弃掉上百个不合适的假设。
正如物理学家约翰，阿奇博尔德·惠勒最近所说：“我们的全部问题是尽快地犯错误”。③惠勒的这一问题是通过有意识地采取批判态度而解决的。我认为迄今为止这是理性态度或理性的最高形式，科学家的试错是由假设组成的。他用语词并时常用文字表达假设。然后他通过批判，实验检验，并在那些能发现其中缺点并为此而高兴的科学家同伴的帮助下，努力发现任何一个假设的缺陷。如果这一假设不能至少象它的竞争者那样经受住这些批判和这些试验，①它就要被排除掉。
③ 惠勒的文章，载《美国科学家》1956年，第44期，第360页。
① 我们只能选择许多竞争性假设中“最好的”——按照致力于追求真理的批判性讨论来看是“最好的”假设——意味着我们选择按照讨论来看“最接近真理”的理论：参见我的《猜想与反驳》，第10章，亦见《人类自由》第Vii页，特别是第74页（关于能量守恒原理）。
这是不同于原始人和阿米巴的。这里没有批判态度，因而经常发生的只是，自然选择通过消灭承认或相信错误的假设或期望的那些有机体来排除该假设或期望。因此，我们可以说，批判的或理性的方法在于排除我们的假设以代替我们去死亡：这是外体进化的一个情况。
XXII
这里，我也许可以转而谈到这样一个问题，虽然最后我得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办法，却是使我一直感到很伤脑筋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们能够表明可塑性控制存在吗？自然界有没有可以作为可塑性控制的事例或者物理模型的无机物理系统？
看来，许多象笛卡儿或康普顿那样操作总开关模型的物理学家，以及许多象休谟和石里克那样否认完全的决定论和纯机遇之间不可能存在中间物的哲学家，对这个问题作了含蓄的否定回答。无可否认，近来控制论学者和计算机工程师已经很成功地构造了由硬件制成但掺合了高度可塑性控制的计算机，例如，带有似随机尝试的内部机制的计算机，通过反馈经由自动操纵或引导装置进行检查或计算，如有差错就加以排除的计算机。这些系统虽然包括有我所谓的可塑性控制，但是基本上是由总开关的复杂继电器组成的。然而我在寻求的是皮尔斯非决定论的简单物理模型；一种类似热运动中非常阴沉的云的纯物理系统受某些别的阴沉的云所控制——虽然是受在某种程度上不那么阴沉的云所控制。
如果我们回到原来关于云和钟的排列问题上，云在左边而钟在右边，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正在找的是中间物，如有机体，或一大群昆虫，但不是活的：可以说是可塑性控制和“软”控制的纯物理系统。
让我们假定，受控的云是气体，那么，可以把很快就要扩散因而不再构成一个物理系统的不受控制的气体放在最左边，把充满气体的铁气罐放在最右边，这就是我们的“硬”控制，即“不可变动的”控制的例子。在中间但远靠左边的地方是许多多少有点“软”的控制系统，例如我们的一群小昆虫和巨大的粒子球体，诸如由地心引力使之保持在一起的气体，象太阳似的东西。（如果控制很不完善，而且许多粒子逃脱的话，我们也不在乎。）或许可以认为行星在其运动中是受不可变动的控制的，当然这是比较而言，因为甚至行星系也是云，而且所有的银河、星团以及星团的星团都是这样。但是，除了有机系统和那些巨大的粒子系统以外，还有没有任何“软”控制的小物理系统呢？
我想是有的。我建议把小孩的气球或许更好一点是把肥皂泡放在我们的图表中间，事实上，这本是非常原始的，并且在许多方面是皮尔斯系统和“软”的可塑性控制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或模型。
肥皂泡是由两个子系统组成的。这两个子系统都是云，而且它们相互控制着：如果没有空气，肥皂薄膜就会破灭，而我们只会剩有一滴肥皂水。如果没有肥皂薄膜，空气就是不受控制的，就会扩散，不再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因此，控制是相互的，它是可塑的并且具有反馈特征。然而，区别受控系统（空气）和控制系统（薄膜）是可能的：被封闭的空气不仅比封闭的薄膜更近于云，而且如果除去薄膜，它就不再是（自身相互作用的）物理系统。与此相反，除去空气之后，薄膜就会成为水滴，虽然具有不同形态，还是可说成物理系统。
肥皂泡和精确的钟或计算机那样的“硬件”系统比较起来，（按照皮尔斯的观点）我们当然会说，甚至这些硬件系统也是被云控制的云。但是建造这些“硬件”系统的目的是，尽一切可能使分子热运动和变动的云一样的作用减到最小程度：虽然他们是云，但是控制机制的设计是用来尽可能地抑制或抵偿所有云一样的作用。这也适合于带有模拟似随机的试错装置的计算机。
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肥皂泡是不同的，看起来更类似于一个有机体：分子效应并未消除掉，但基本上有助于这个系统的作用，这个系统被一个外层即一个可渗透壁①所封闭，这个可渗透壁使该系统“开放”，并能够以可说是建成它的“组织”的方式对环境影响作出“反应”。肥皂泡被热射线打击时吸热（很象一间温室），因而被封闭的空气就会膨胀，使肥皂泡漂浮起来。
① 可渗透的壁或薄膜似乎是所有生物系统的特征。（这可能与生物个体化观象有关。）关于薄膜和气泡都是原始有机体这个思想的前史，参见C·H·卡恩的《阿那克西曼德》，1960年，第111页以下。
然而，如对相似或类似的一切用法一样，我们应该注意限度；这里，我们可以指出，至少在某些有机体内，分子变动是在明显地扩大，从而被用于释放试错运动。无论如何，放大器看来在所有有机体内都起重要作用（在这一方面，有机体和某些计算机及其总开关，串联的放大器和继电器相类似）。然而，在肥皂泡里没有放大器。
无论怎样，我们的肥皂泡表明，自然的云样物理系统的确存在。而这些系统受到其它云样系统的可塑性控制和软控制。（顺便说一下，肥皂泡的薄膜尽管也必须包含大的分子，但当然不必从有机物质中派生出来。）
XXIII
这里提出的进化理论直接解决了我们的第二个问题——经典的笛卡儿身心问题。它是通过说明精神或意识的进化，并从而说明精神或意识的功能（不说明“精神”或“意识”是什么）而得以解决的。
我们必须假定意识是从很小的来源发展起来的，它的最初形式大概是一种模糊的刺激感觉，当有机体有问题要解决，例如要摆脱刺激性物质时所体验的那种感觉。无论如何，当意识开始预期可能的反应方式（可能的试错运动）及其可能的结果时，意识就表现了进化的意义和增加的意义。
现在我们可以说，意识状态或意识状态的结果可以起控制系统、排错系统的作用；通常是排除（刚出现的）行为，即（刚出现的）运动。从这个观点看来，意识只是作为许多相互作用的控制中的一种而出现的。如果我们记得例如书中编入的控制系统即理论、定律系统以及构成“意义世界”的一切，那么意识就很难被称为最高等级的控制系统。因为它在相当的程度上被这些外体的语言系统所控制，即使这些外体语言系统被认为是由意识产生的，我们可以推测，意识又是由物质状态产生的，但却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物理状态。正如法律制度或社会制度是我们制定而又控制着我们，绝不和我们“同一”或“平行”却和我们相互作用一样，意识状态（“精神”）控制着身体并与它相互作用。
因此，有一整套类似关系。正如我们外体的意义世界和意识相关一样，意识和正在采取行动的单个有机体的行为相关。而单个有机体的行为，同样和它的身体相关，和被看作生理系统的单个有机体相关。后者同样和有机体的进化序列即生物学上的门相关，可以说，单个有机体构成了门的最新的前端：正如单个有机体由门作为实验上的探测物而产生，却又基本上控制了这个门的命运，同样，有机体的行为是由生理系统作为实验上的探测物而产生的，却基本上控制了这个系统的命运。我们的意识状态同样和我们的行为相关。意识状态预期我们的行为，通过试错估计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因此，意识状态不仅控制，而且深思熟虑地试验。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理论向我们提供了对笛卡儿问题的一个几乎毫不足奇的答案。这个理论没有说明“精神”是什么，而是直接引出结论，即我们的精神状态控制着我们的（一些）物理运动，并且在精神活动和有机体的其他功能之间存在有某种平等交换，某种反馈，有某种相互作用。①
① 正如几个地方暗示的那样，我猜测，接受精神状态和物理状态的“相互作用”，对笛卡儿问题提供了唯一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这里我想补充一下，我认为，我们很有理由假设，存在有精神状态或意识状态（例如在梦中），在其中自我（或人的时空位置和个性）的意识很弱或不存在，因此，看来有理由假设，完全的自我意识是后来的发展，并且以如下方式表达身心问题是错误的，即把意识的这种形式（或有意识的”意志”）看作是唯一的形式。
这种控制又是具有“可塑性”的那一种，事实上，我们大家——尤其是那些弹奏钢琴或提琴之类乐器的人——都知道身体并不总是做我们要它做的事情；都知道我们必须从失败中学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目的，要把我们的控制的限度考虑进去；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我们是自由的，总还是有些条件——物理的或其他方面的条件——限制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当然，在作出让步之前，我们有试图超越这些限制的自由。）
因此，象笛卡儿一样，我建议采用二元论的观点，虽然我推荐的当然不是两种相互作用的实体的说法。但是我认为区别两种相互作用的状态（或事件），区别生理化学状态与精神状态，是有益的，也是合理的。此外，我认为，如果只区别这两种状态，那么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还是太狭窄了；无论如何，我们还应该区别那些作为有机体的产物的人工制品，尤其是我们的精神产物，后者能和我们的精神发生相互作用，因而也和我们的物理环境的状态发生相互作用。虽然这些制品往往“不过是物质碎片”，也许“只不过是工具”，但是就动物水平来说，它们有时竟是完美的艺术品；在人类水平上，我们精神的产物时常是大大超过了“物质碎片”——比如说打上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