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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H。冈布里奇的著作里可以拽到好些这样的分析。他的《艺术和错觉》（1959年版）部分（虽然不是全部）是研究一些问题对西方艺术的影响，这些问题是以往许多艺术家所接受的，创造关于现实的错觉（例如运用透视法）这个目标引起的。在他的《标准和形式》（1966年版，第7页）里他引用了季培尔底本人描述他的目标的那段话：“我竭尽全力，用构成自然界的所有线条去模拟自然界……它们（这些油画板）都是些框架，所以眼睛能测量它们，并且非常逼真，站开一点看，就象是立体雕塑。”冈布里奇评论说：“艺术家象科学家一样工作。他的作品不仅为作品本身而存在，而且代表一定的问题答案。”当然，这只是对一个艺术家的作品的一部分分析；而且类似的评论即使可以用于其他一些艺术家，那也不是说他们的问题是类似的。恰好相反，问题可以改变：老问题（比如创造关于现实或“自然”的错觉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引起对这个老问题的反驳，并引起对一些新问题的探讨。
关于这些新问题的一个例子是如何引起观众的兴趣，并且吸引他们的积极配合；比如为观众提出解释或重建的问题。参阅E．H·冈布里奇《一匹木马的构思》（1963年版）。
这里我可以指出，冈布里奇的分析显示出所谓“艺术作品的自主性”问题，即显示出这样的事实：艺术作品虽然是人创造的，但它创立了自己的相互关系（还参见我的《关于云和钟》，第24节），有一个关于海顿的美丽故事，海顿在听到他的《创世纪》的第一苜合唱曲时，流着泪说：“我并未写过这首曲子。”
（解释一个科学理论与解释一件艺术作品，这两种任务之间或许可摆上这样一个任务：恢复一件已破坏了的艺术作品，比如说恢复以破旧抄本的形式而存在的一首诗歌。）
10．问题的价值
人们可能反对我，说我对问题——“我们怎样能理解一个科学理论或增进我们对这个理论的理解？”——所提出的答案仅仅是转换问题，因为我的答案不过是代之以有关的问题：“我们怎样能理解一个科学问题或增进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这种反对是有根据的。但是通常说来，问题转换将是一个进步的转换（用拉卡托斯教授的说法）。通常说来，第二个问题即理解问题的元问题，比第一个问题更难更有趣。无论如何，我认为它是两个问题中更基本的问题，因为我认为科学从问题开始（而不是从观察甚或理论开始，虽然问题的“背景”无疑会包括理论和神话）。
不管怎样，我认为这第二个元问题跟第一个问题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能够而且应当象我们对待第一个问题一样，用理想化的历史重建去对待它。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够的。
我的论点是，为了真正理解任何已给的问题（比如伽利略的问题境况），除了分析这个问题或者任何我们知道已有好的答案的问题，还需要做别的工作。为了理解任何这类“死”问题，我们至少应该一生中有一次认真思考过某个活问题。
因此，我对元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学会理解一个科学问题？”的回答是：通过学会理解某个活问题的办法。而这一点，我敢断定，只有靠解决活问题的尝试和失败才能达到。
假定一个青年科学家遇到一个他不理解的问题。他能怎么办呢？我认为，尽管他不理解这个问题，但他能试着解决它，并且亲自批判自己的答案（或者由别人批判它）。因为他不理解这个问题，他的答案将遭到失败，而这是批判带来的结果。这样，就朝着找准困难之所在迈出了第一步。而这恰恰意味着向理解问题迈出了第一步。因为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困难，而理解问题就在于发现有困难和发现困难在哪里。而这一点，只有通过发现某个初步答案行不通的原因，才能做到。
所以，我们通过解决问题的尝试和失败去学会理解问题。在我们失败了一百次以后，我们甚至可以成为这个特定问题的专家。这就是说，如果有人提出一个答案，我们可以立刻看出这答案有无成功的希望，或者会不会因为存在我们凭自己过去的失败而十分熟悉的那些困难而归于失败。
因此，学会理解一个问题，就是去掌握第三世界构件，而直观地把握问题，就是去熟悉这些构件及其逻辑关系。（所有这些，当然跟直观地把握一个理论相类似。）
我认为，只有这样用心思考活问题的人才能很好地理解伽利略问题那样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准确估计自己的理解力。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充分理解（可以说是在第三个层次上）我如下论点的意义：要理解一个理论，关键的第一步就是理解这个理论借以产生的问题境况。
我还认为，从一门学科的学习转向另一门学科的学习这样一个为人们讨论很多的问题，跟钻研活问题而获得经验密切相关。仅仅学会应用某种已给的框架去解决在这个框架内发生并可在这个框架内解决的问题的人们，①不能期望他们的素养会在其他专业方面对自己有大的帮助。而那些亲自钻研过某些问题，特别是在其理解，阐明，表述上有困难的问题的人们，情况就不同了。②
① 我这里描述的科学家是一些从事托马斯·库恩所谓“常规科学”的实际工作者：《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版。（1971年再版。）
② 我在《猜想与反驳》。第2章开头两、三页里力图论证：没有题材而只有问题，诚然，问题可以导致理论的产生，但要解决这些问题，几乎总是需要各种差别悬殊的理论的帮助。（这说明专门化本身的缺陷。）
因此我认为，那些钻研过某一问题的人们，可以获得对远离他本专业的一些专业的理解，从而得到补偿。
我们在多大范围内能把境况分析（关于解决问题的观念）应用．于艺术、音乐和诗歌，以及这种分析能否有助于我们在这些领域里的理解，研究这个问题可能是有趣和有益的。境况分析在某些场合能帮助我们——我不怀疑这点。贝多芬关于《第九交响曲》最后乐章的创作笔记表明，这一乐章的序曲讲了他解决一个问题（变成语言的问题）的各种尝试的故事。看到这点，有助于我们理解音乐和音乐家。，至于这种理解能否帮助我们欣赏音乐，那是另外的问题了。
11．人文科学中的理解（“Hermeneutics”）
这里我们遇到了人文科学的理解问题。
研究这问题的大学者（我只想提到狄尔泰和科林伍德）几乎都主张；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大不相同，而最突出的区别在于人文科学的中心任务是理解（这是从我们能理解人类而不能理解自然这种意义上说的）。
据说理解以我们共同的人性为基础。理解就其基本形式来说是对别人的一种直观识别，在这个活动中我们借助于手势、语言这类表达手段。其次，理解是指对人类行为的理解。最后，理解是指对人的精神产物的理解。
应该承认，在上述那种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人类及其行为和产物，但我们不能理解“自然”——太阳系、分子或基本粒子。然而这里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能够学会理解较高级动物的各种表达活动——这非常类似于我们的理解人类。但“较高级”动物是什么呢？我们的理解仅限于它们吗？ （H。S。詹宁斯学会了很好地理解单细胞有机体，以至能赋予它们以目的与意向，①从另一极端看，甚至我们对自己朋友的直观理解，也远非完美无缺。
① 比较H。S。詹宁斯《低级有机体的行为》，1906年版。
我十分愿意采纳理解是人文科学的目的这个观点。但是我怀疑我们应该否认理解也是自然科学的目的。当然，“理解”在这里·的意义略有不同。但是对人的理解和对人的行为的理解就已存在许多差别了。并且我们不应忘记爱因斯坦在致玻恩的一封信里的如下一段话：
“你信仰玩骰子的上帝，我信仰规律在某种客观实在的世界里充分发挥的控制作用——这是我力图用奔放无羁的思辨去捕捉的”。①
① 爱因靳坦的信引自M·玻恩《因果性和机遇的自然哲学》，1949年版，第122页。引文根据德文原版和一个英文译本。
我确信，爱因斯坦说的用奔放无羁的思辨去“捕捉”实在就是去理解实在，“理解”一词在这里的用法跟人文科学中的理解至少有四点相似：（1）如同我们由于共有的人性而去理解别人，我们可以因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去理解自然。（2）如同我们由于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有某种合理性而去理解人们，我们可以因为自然规律中固有某种合理性或某种可理解的必然性②而去理解自然规律。这几乎是所有的大科学家（至少是从阿那克西曼德以来，如果不提赫西俄德、希罗多德的话）的自觉愿望；③而这种愿望至少首先在牛顿，以后在爱因斯坦的引力学说里得到某种暂时的满足。（3）爱因斯坦信中提及上帝，表明了另一种与人文科学相同的意义——试图按我们理解一件艺术作品的方式去理解自然界，把它当作一种创造。（4）自然科学里有这种情况，人们意识到自己全部的理解活动最后归于失败——这一点人文科学家进行过许多讨论；而且被归咎于其他人的“异己性”，任何真正的自我理解的不可能性，以及理解任何一个完整，真实的东西时的不可避免的过分简化。（我们现在可以补充一句：这个实在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看来没有多大关系。）
② 我可以提到对称原理（赫尔曼·韦尔和E。P。维格纳一直特别强调的）这类合理性要求，以及我称为“爱因斯坦的作用与反作用原理”（也可称为爱因斯坦的“实在原理”）那样的观念：牛顿所谓的空间与时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们能对物体产生物理作用，但受不到任何反作用（当存在一个场时）。
③ 关于宇宙对称的思想，见于赫西俄德《神谱》第720…725页；阿那克西曼德关于地球形状和位置的学说：还可见于希罗多德试图把对称引进他已经知道大体是不对称的地理学（尼罗河与多瑙河偏偏尽可能地彼此对称）。此外，把司法或者奖惩手段引进宇宙（阿那克西曼德，希罗多德）的一切企图都在于发现宇宙的某种合理性，因而也就是理解宇宙。
因此，我反对把理解的方法说成是人文科学的特点，说成是我们用以区别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标志。如果持这种见解的人们责备我的观点是什么“实证主义的”或“科学主义的”，①那么我也许可以这样回答：这些人自己看来是无保留地和无批判地承认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是适合自然科学的唯一哲学。
① “科学主义”这个词原来是指（特别是社会科学家）“盲目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语言”。海耶克在这个意义上把这个词引进他的《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现收入他的《科学的反革命》（1962年版）。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105页，我主张用它来称呼对那种被错当作科学方法的东西的模仿；海耶克现在（在他为自己的《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写的序言里非常客气地向我致谢）表示同意：自然科学家实际上所运用的方法跟“他们绝大多数人向我们介绍的…并极力主张其他学科的代表人物去模仿的那一套东西”是不一样的。
考虑到这么多的自然科学家已经接受这种科学主义的哲学，上述那一点就可以理解了。然而人文科学学者本当更好地了解这点。科学毕竟是学问的一个分支；科学研究是象修建大教堂那样的人类活动。当代科学无疑过分专门化了，有过多的专业特性，从而使当代科学成为非人性的，但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对当代的历史学或心理学也适用，几乎同自然科学一样。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领域（也许是最重要的领域）——人类思想史，人类知识史，它包括宗教史、哲学史、科学史。关于科学史，这里想谈两点。一点是：只有理解科学（即科学问题）的人才能理解科学史。另一点是：只有对科学史（科学问题境况的历史）有一定真正理解的人才能理解科学。
在划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上费力劳神，长期以来已成为一种风气，而且已经成为一种麻烦。解决问题的方法即猜测与反驳的方法，是这两种科学都采用的。它用于恢复一篇破旧不堪的文本，也用于建立一个放射性学说。①
① 当然，差别是到处存在的。但是很少有什么东西象猜测性地修复一篇破坏不堪的文本那样更类似理论物理学中的某种程序。这种猜测甚至是可以检验的，有的已经遭到了反驳＇比如参见《柏林古抄布》（Berlin Papyri）9777号，J。U。鲍威尔把它跟更古老的奥克西朗丘斯古抄布（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