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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解决这件事情，法权是不需要讨论的绝对的理念，即使天使也要绞死。
亚伯拉罕在献出以撒之前始终保持沉默，对妻子，甚至当同行的儿子以撒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时，他还是神色不动，语带玄机。和霍桑的作品一样，梅尔维尔的清教徒、加尔文教派的信仰自由的传统使得作品兼有几分宗教神秘感。维尔舰长在判决后、执行死刑前去了关押比利的船舱，这一段的密室相会，维尔至死没有吐露过那次谈话的内容，犹如不可言说的秘密。亚伯拉罕的故事表现出信仰（对神的爱）与伦理（父爱）的冲突，结果是羊羔出现，儿子得救。国家理性与个人良心的冲突的结果要更加残酷，比利成了牺牲晶。其实，密室谈话，并未解除维尔舰长内心的苦恼，处死比利的内疚和良心的谴责一直隐藏在他心的深处。
也许德里达和梅尔维尔的思想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即受到克尔凯郭尔《恐惧与战栗》的关于亚伯拉罕研究的影响。（他也注意到了亚伯拉罕的“秘密”。当亚伯拉罕尊重神的命令做出决定时，既不告诉妻子萨拉、仆人爱赖亚萨尔，也未向儿子以撒本人作过任何暗示，只回答以撒：“神一定准备好了（小羊羔）”。实际上亚伯拉罕自己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德里达在解构正义与法权时也多次引证这个故事——神要求保持沉默和神秘，他不向任何人说出这个命令的秘密。德里达指出，这个“秘密”就是绝对性的责任条件。但是，假如以撒真的死了，亚伯拉罕又违背了伦理义务。德里达所谓“绝对性责任条件”，就是维尔强调的“因为我们是不能对那个法及其严厉负责任的。我们起誓要承担的责任是这样的：不管那个法会怎样无情地奏效，我们都必须坚持并执行它”。德里达在另一著作《给予死》中的下面一段话似乎是对维尔舰长的行为及其根据的一个阐释，即：
绝对义务要求一边承认、确认和再度肯定那里被作为牺牲之物行为本身就体现人类伦理和责任的立场，一边实际上又完全同时根据无责任的做法（背信或伪证）来行动的。总之，在义务的名义下，伦理必须被牺牲。这种义务根据的义务是不尊重伦理义务的义务。
人必须根据非伦理的方法、无责
任的方法、伦理责任之外的方法来行
动，那是在义务、无限制的义务的名义
下行动的。而且时常必须是在特殊的
名义下……是绝对的无制约的职责和
惟一的没有交涉余地的义务。
《漂亮水手》故事中所谓特殊的名义下的义务就是，在皇家海军陷入了随时可能爆发兵变和与法国海军遭遇的紧张状态下，为了国家的安全“必须根据非伦理的方法、无责任的方法、伦理责任之外”的方法处死比利。而且，这种义务是“作为完全他者——神的名义发出的，却不提神的名字”。
德里达认为，没有正义的法权是盲目的，没有法权背景的正义是空虚的；法的普遍性、规则对正义来说也是必要的。他在《法律的力量》中还说：“正义的意志、欲望和要求不会有任何正当申诉的机会。当事情顺利进行时，当个别事物能够按照某一规则加以判断时，当可以通畅地运用某个正确的规则时，人们也许会去估计法权的得失。但是关于正义，决非如此……法权是计算的要素，存在是正当的；正义是计算不可能的东西，要思考计算可能的东西，何况，种种难题的体验似乎是无用的（improb…oble），但正义的体验不亚于难题的体验，因为正义或非正义的决定不是能靠规则来保证的瞬间的体验”。
梭罗的阅读和梭罗的生活
■ 潘小松
假如不是长途旅行归来后的不适应感觉在作祟，假如不是伤风感冒带来的慵懒，我恐怕不会在这样一个阳光充足的初冬的上午赖在床上阅读李文俊先生编的北美散文集《与荒诞结婚》（2000年1月百花文艺版“世界经典散文新编”的一种）。我是在太阳底下阅读徐迟译梭罗（1817…1862，美国随笔作家）的那篇《阅读》时接到约稿的电话的，其时心里面正酝酿着写点什么。关于梭罗以前读过点什么，也写过点什么，但是他的谈阅读的文字，却是第一次读。梭罗很赞成某诗人的说法：“要坐着而能驰骋在精神世界的领域内”。诗人说这种妙处得自书本，“一杯酒就陶醉；当我喝下了秘传教义的芳洌琼浆时，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愉快。”梭罗则以为自己的小木屋比大学更宜于思想，更宜于严肃阅读。虽然要到湖畔造隐居的木屋，“同时有豆子要锄”，但整个夏天他还是间歇地读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在他看来，能读希腊文荷马的学生“会将黎明奉献给他们的诗页”。近代印刷所的翻译文本把英雄史诗弄得怪异而稀罕，使“古代的英雄作家”寂寞无比。希腊文是值得少年花费光阴学习的，因为那是“从街头巷尾的琐碎平凡之中被提炼出来的语言，是永久的暗示，具有永恒的激发力量。”梭罗认为古典作品是崇高的人类思想的记录。读好书意味着“在真实的精神中读真实的书”。这是一种崇高的训练。“书本是谨慎地，含蓄地写作的，也应该谨慎地，含蓄地阅读。”人类的语言有两种：一种是听的语言——“我们可以像野蛮人一样从母亲那儿不知不觉地学会”；另一种是阅读的语言，“是前一种的成熟形态与经验的凝聚”。阅读语言是“父亲的舌音”，是经过洗练的表达方式。近代欧洲文字语言虽然粗浅，却“足够他们兴起他们的文艺了”。
梭罗是超验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论述阅读时都不忘“超验”：“最崇高的文字还通常地是隐藏在瞬息万变的口语背后，或超越在它之上的，仿佛繁星点点的苍穹藏在浮云后面一般。”圣物中最珍贵者是文字，所以亚历山大行军时宝匣里要放一部荷马史诗。古代人的思想可以成为近代人的口头禅，“书本是世界的珍宝，多少世代与多少国土的最优良的遗产。书，最古老最好的书，很自然也很适合放在每一个房屋的书架上。”书籍启发读者，“它们的作者……成为一个社会中的贵族”。在梭罗看来，作者对人类的影响比帝王还要大。商人们苦心经营，赢得了闲暇，有了财富后“不可避免地转向那些更高级，然而又高不可攀的智力与天才领域”，结果只发现自己不学无术，发现一切财富都是虚荣。于是望子成龙，“要给他的孩子以知识文化，这正是他敏锐地感到自己缺少的；他就是这样成为一个家族的始祖的。”
古典作品在梭罗眼里“美丽得如同黎明一样”，他称古代作家的劳动为“英雄的文艺劳动”，其完整、永生与精美是后来的作家无法比拟的。“伟大诗人的作品人类还从未读通过呢，因为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读通它们。”群众阅读伟大的作品在梭罗看来有如繁星之被群众观看，那“至多是星象学地、而不是天文学地被阅览”。阅读是一种崇高智力的锻炼；大部分人是浅尝辄止或干脆一无所知。“我们必须踮起脚尖，把最灵敏、最清醒的时刻献给阅读才对。”
梭罗对大学教育冷嘲热讽，认为大学里的人“对于最好的书，甚至英国文学里一些很好的书”，也所知甚少，甚至全然不知。大家读报纸，读《灰姑娘》之类的“小读物”。“于是我们的读物，我们的谈话和我们的思想，水平都很低，只配得上小人国和侏儒。”
据同时代人如爱默生的记述，梭罗相貌奇古，有着农民渔夫般的体魄，不喜交游，对工业文明及其制度采取非暴力抵制的态度，曾因不交税而入狱。此人有大量观察自然的日记传世。
梭罗1845年3月在瓦尔登湖畔建隐居住的小木屋的遗址还在。我曾于三个秋天大地落满红叶时来到这里凭吊。当年他向写《小妇人》的阿尔柯特借了把斧子自砍建材而成此屋，一共花了28．12，比哈佛学生宿舍年租还低。他在小木屋周围种豆、萝卜、玉米和马铃薯，然后拿这些到村子里去换大米。大米对梭罗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热爱东方圣人们的著作。
梭罗早就想过森林里的生活了。为了省钱，他在小木屋里生活了一年，把省下的钱买了希腊文书籍，付了去德国学习的费用。梭罗曾在友人的这间小木屋住过六个星期，所以他自己建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真不明白周围的人为何觉得他此举怪异。有些人的话像是梭罗故意在寻找冻馁。爱默生在瓦尔登湖的两边都买了地，打算修消夏别墅的，他的别墅没建起来，倒是梭罗的心愿实现了。在这里陪他的有小鸟、红色的松鼠和知了，地窑里还有鼷鼠。野兔子有时也造访他。晚上他坐在门前，想象自己是古希腊人的后裔。他是尤利西斯式的游荡者，湖畔就是他的伊萨卡。
梭罗在湖畔小屋每周平均生活费用是二十七美分，这些钱用于他自己不能供给的生活必需品。每年工作几天就有得剩余了。为什么人们都要那么辛苦地生活，然后津津乐道自己所得呢？假如人人能过宇宙法则规定的简朴生活，哪里又会有焦虑呢？世上最有智慧的人实际上过的是比穷人还简朴的生活，古代东西方哲人的教诲都白费了？空间、空气、时间、几件工具、一个笔记本、一枝笔、一册荷马史诗，更有何求？太阳升起时在湖里洗个澡，然后像斯巴达人那样打扫庭院，然后再进行一番“心知浴”，读一读《吉檀加利》，这样瓦尔登湖的水和古印度恒河水就融合在脑子里了。整个白天属于自己，可以做任何野游。有时在夏日的清晨，他在松树间阳光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感觉自己像玉米—样在生长。梭罗看见的世界不是现实，而是它的潜能，这一点他堪称瑜珈师。他的现实是婆罗门的现实，他也蛮可以写《奥义书》。一时的利益何劳操心？放自己一个假去发现上帝。日落时分他跳上小舟划到湖心，在那里吹笛子。月亮钻到湖底，与森林的倒影相依伴。康科德的夜像天方夜谭一样奇异，在这夜里寻找天籁真是别有洞天。
诗人和批评家们总是抱怨美国本土没有古迹让人联想到往昔，梭罗却发现了印第安人打猎时留下的足迹和器物。冬天来临，大地冒着寒气，梭罗在雪地里行走几英里只是为了去同白桦树约会。冬天是他自己选择的季节，寒冷和孤独是他最亲爱的朋友。他看人们在湖上采冰，这些冰将被商船运往印度。暴风雪的日子里坐在炉火边是多么的写意；这样的夜晚是最好的读自然时刻。《康科德河和梅里美克河上一周记》就是这样写成的，还有无数观察日记。
梭罗并不是性情上的隐士，他只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而已。他也常去镇上的酒吧，也拿豆子去换米，也去修靴子，也去打听家人的消息。有时回木屋很晚，他就带了一袋麦子或印第安人吃的东西，在月亮下朝自己的港湾行进。梭罗不喜欢张家长李家短，他对人们津津乐道于此深恶痛绝。政府支持蓄奴制，他就反对政府……总之，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对梭罗的生平著作和瓦尔登湖周边历史地理环境感兴趣的读者，我建议你们去读凡，韦克·布鲁克斯写的《新英格兰花季》。这本书我在秋天里的康科德和冬天里的新英格兰树林里读过，那是怎样一种享受哪！
在哈佛，周末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COOP书店。“复活节”前夕，哈佛广场上的人们似乎都很开心。一个年轻人在那里卖彩蛋，那些蛋像似石头做成的，上面有色泽鲜艳的图画。
在COOP里，我又见到那位老妇人，她是用小车式的拐杖走路的，她似乎把自己所有的精神追求都寄托在书上，每次来都读到快关门时才离去，看她那凝神的样子，我相信书和它们所带来的精神滋养是她眼下最需要的，她会伴着书香忘掉喧嚣的尘世，走向生命的尽头。我羡慕这种理想、宁静和充实的晚年时光。
坐在这位老妇人对面，我在读一本新书——《死亡的对话》，作者是玛格丽特，萨默维尔。这本书不仅介绍了西方世界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也写出作者对于安乐死的一些独到的见地，我感觉序言写得非常好。以往的死亡对话都是在宗教的背景下进行的，但现代西方社会的安乐死伦理学又使这种对话有了新的可能。无疑地，死亡使我们面临恐惧和孤独，即便是有亲人在身边也是如此。许多主张安乐死的人并不相信人的生命有任何固有的、神秘的价值和意义，并且尤为相信当人的生命衰落时，它就是一种无价值的存在。玛格丽特引用了一位政治家说的话，“当你的生命被用尽，再也没有使用价值时，你应当尽可能地以最快、最经济的和最有效的方式埋单。”玛格丽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