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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如果祂今日再来到地上的教会中，我不知道祂所发的怒气比那时要加几倍！
不用提一般的信徒，只看看那些传道人罢。好的固然不能说没有，但大多数都是以传道为养生的工具，以玛门代替了神；看见财物便把信仰和真理完全丢在背后；为得财物不惜说谎，不惜欺骗，不惜舞弊，不惜营私；为得财物与同人争吵凶殴，与亲友法庭相见，不但不顾神，不顾信仰，不顾良心，就连脸面也不顾；在富贵的人面前胁肩谄笑，丑态百出，不惜奴颜脾膝，摇尾乞怜。每逢有一两位在社会中有地位、有金钱的人到教会里来，那些传道的人对这些人所表现的态度，真令人为他们羞得面红耳赤，他们自己却在那里得意洋洋。再看许多传道的人奔走於贵人的门前，匍匐在富者的阶下，谄媚官僚，巴结财主；甲有了钱财势力就捧甲，乙得了地位尊荣就捧乙，丙上了台再向丙献殷勤，丁走了好运再去高举丁。近些年来国内有一些贪污腐化到极点的官僚，只因为他们有金钱势力，又在教会里受过一次洗，便被教会看作稀世之珍，请他们作董事，请他们题字，请他们演讲，同他们募捐。旁观的人已经因此把教会看得一文不值，当事的人却以为这是无上的光荣。传道的人不顾节操廉耻到这种地步，焉能不使神受极大的羞辱呢？
我们常听见不信的人称传道人为「洋和尚」。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侮辱传道人的话。但如果我们详细观察一下许多传道人的生活和工作，便觉得这种说法并不是毫无理由的。许多传道人没有奉神的差遣，没有从神来的使命，不能大声疾呼、招呼犯罪的人离开他们的罪恶，叫他们逃避神的震怒，不能把福音传给人，不能把人心灵中所需要的东西分给他们，不能把人从黑暗痛苦中救拔出来，不能使痛苦的人得解救，不能使伤心的人得安慰，不能把人当走的正路指示他们，不能作众人的导师，不能作群羊的牧者，只是敷衍了事，主领几次聚会，讲一些不关痛痒的道理，到时候从教会支取一些月薪，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与和尚在佛堂里敲敲木鱼，宣宣佛号，从施主手中得些布施，到办丧事的人家中念念经，超度一下「亡魂」，以后取得一笔念经费去维持生活，有什么分别？如果传道的人不能对人类、对教会有真实的贡献，只是藉着传道去维持生活，这种人不但不能称为神的仆人，而且适足以称为社会中的蠢虫。世界上有他们也不多什么，没有他们也不少什么。我们希望这种传道人快些辞去传道的工，去找个职业作，还不失为一个在世上有用处的人。如果他们再这样弄下去，被不信的人称为「洋和尚」倒是小事，在神的面前要受神的斥责，那才是一件严重的事呢！
在西国人主持的教会中另有一种可哭的现象。西国传道人既掌握着经济的全权，许多人便竭力迎合他们的心理，借此可得一些好处。中国传道人只要能讨得西国传道人的欢心，便不愁保不住自己的地盘。说来也真希奇，越是假冒为善、口是心非、擅长谄媚逢迎的小人，越能博得西国人的欢心。那些梗直忠实、不曾逢迎、不屑於献媚乞怜的正人，最不易得西国人的任用。结果是什么呢？有品格、有节操的人不是被排挤下去，便是洁身远引。教会中所留下的只是一些奸妄小人。他们一面在西国人面前曲意奉承，一面在信徒面前作威作福。这般人在教会里面和教会外面已经弄得信用破产，人格扫地，正像社会中那些贪污的官吏一样。但西国人都一意信任他们，倚重他们，看他们为最忠实的同工。若有人对西国人进些规劝提醒的话，西国人立时便说这个人是嫉妒他们，给他们说坏话。有些西国人受着这种小人的玩弄，到死都不醒悟。在我国内西国人主持的教会里多数都有这种情形。
在教会中作领袖的人既是这样腐败邪恶，一般信徒们自然更难希望比他们好多少。这种情形不止几处教会，不止几个地方的教会，也不止几个宗派，全国的教会中多数都是这种情形。我是从小就在教会的环境里长起来的，又在教会的学校里读了十年书，我认识了北京各教会里面不少的传道人和「教友」，我更深知道北京各教会的情形。从我在二十多年前开始到各地教会中去作工以后，我更看见了全国各处教会的情形。如果我把我所见所闻各处教会里的丑恶的事实记述下来，可以印成一本小书。在神面前我不敢说一无谎言。这些情形不用说一个敬畏神的人看不下去，就连不信主的人当中那些比较有品格、有道德的人看见，也会疾首痛心的。教会在世上的见证是这样不良，我们怎能希望福音广传呢？
教会腐败到这种地步，原因固然不止一个，但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教会中有许多未曾信主的人被接纳进来。以我这二十多年在全国各处详细观察的结果，我敢确实的说全国的「基督徒」中真实悔改信主得了生命的人绝没有一半。如果能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我就认为是不少了。当然这是一个平均的数目。有些教会的根基立得好，传道的人也忠心，这种教会中真实信主的分子自然就比较多。若是教会的根基立得不好，传道人不忠心，那个教会里的假信徒自然就特别多。说起来真可叹，有些教会里面虽然有许多「教友」，但真实信主有生命的信徒少得令人不能相信。我说的并不是推测的话，乃是我多次亲自证实过的。这种教会根本就不是教会，不过是伪善份子的集团罢了。这种教会不可救药，属神的人只有从其中出来。
我们若详细分析一下各处基督徒加入教会的动机和经过，便知道情形复杂得很。福音传开了，各地都有少数因听道受感、悔改信主的人，但同时还有更多的人因为别的动机而加入教会。其中有些人是为希冀得着金钱的济助、或其他物质方面的好处。有些人是为在教会或教会附设的事业里谋得饭碗，或是为要保持自己在教会中已经获得的地盘。有些人是为要同信主的异性人结婚。有些人是为要讨信主的上司或主人的欢心。有些人是为要作教会中的买卖，有些人是为要敷衍信主的亲友的面子。有些人是为要获得教会里的资助好去读书。有些人是为要托信主的亲友寻觅职业。有些人是为要从基督徒得些周济。有些人是为要在教会里交交朋友，出出风头，在唱诗班里唱唱诗，在圣乐队里奏奏乐。还有些人是因为顺从父母的命令，虽然自己不信，但不愿意违背双亲的心意。还有些人在无知无识、还作小孩子的时候就被父母抱到礼拜堂里受了洗。另有一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加入了教会。平常我们听见人说全国有几十万基督徒，上文所说的这种种的人实在占了大多数。调查表里的数目只是在教会里受洗和受浸的人的数目，并不是基督徒的数目。只有诚心悔改、信主耶稣、得了新生命的人才是真基督徒，其他加入教会的人只好称为「教友」而已。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知道全国有多少基督徒，不但准确的数目没有人知道，就连大概的数目也没有人知道。因为有这种情形，所以我们今日不只需要对教会外面的人传福音，领他们信主，我们照样需要对教会里面的许多人传福音，领他们信主。对教会外面的人传福音怎样常遭遇反对和逼迫，对教会里面的人传福音也照样会常遭遇反对和逼迫。
许多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加入了教会的人都是基督徒，不过有热心与不热心的分别而已。其实主要的分别还不是热心与不热心，乃是真信了主没有。不热心的信徒还有办法，至於那些根本未曾信主的「教友」，如果他们不肯悔改信主，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些人不热心也许害处还小一些，如果他们未曾真实悔改信主，却发了热心，那一定会演出许多可怕的现象，使教会腐败的速度加快一些。如果这种人作了教会的领袖，担负了传道的工作，他们一定成了假先知、假师傅、混乱了神的福音，毁坏了整个的教会，使神的名受了极大的羞辱。今日中国的教会就是如此。（其实全世界的教会又何尝不如此，不过我们处在中国，只论中国的教会而已。）因此我认为许多「教友」和「传道人」需要和不信主的人同样的认罪悔改、信靠基督。只有这样作，教会的前途才有希望，教会的景况才能改善。但这种办法正是许多「传道人」和「教友」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说这话是侮辱他们，诽谤他们。他们不但不悔改，而且根本不承认他们的罪。他们说他们在「受洗入教」的时候就已经信了主。他们说他们没有犯什么罪。纵使你指出他们的罪恶来，他们也会像扫罗那样遮盖掩饰，往别人身上推诿。如果教会的领袖是这种人，你便不用希望这个教会再能改善，就只有离开那里了。
今日许多离经叛道的教训流行在教会中，主要的原因也在这里。教会中既然有许多不信主的传道人，他们还有什么道可传呢？愚笨一些的只好传一些他们自己所不信的道理，聪明一些的便把圣经中许多的真理和事实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去曲解谬讲。他们说，神不过是宇宙中的大智慧、大能力，是世界上的真、善、美；耶稣不过是世界上最完美、最高尚、最理想的人物；耶稣所行的奇事不过是门徒在祂死后，为要将祂的道理传开，不得不假设的一些记载；耶稣的死乃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最高表现；耶稣的复活乃是祂的「精神不死，感力常存；」耶稣再来掌权乃是象征着普世上的人类都信服了祂；天国降临乃是我们在地上用基督的教训来建设理想的社会。他们当中最狡猾的人把信徒所信仰的圣经真理和这些曲解圣经的说法都学上一套，见了真信主的人便讲前者，见了假信和不信的人便讲后者。因为教会中有许多不信主的「教友」和「传道人」，所以才出现这种背道的教训；因为有这种背道的教训，不信主的「教友」也就越发增加。在这种情形之下，教会腐化的速度便一日比一日增加了。
教会既充满了罪恶，又加上这种背道的教训，我的责任便更加重了。一方面要攻击罪恶，一方面还要攻击这种背道的教训。攻击后者要惹起撒都该式的「不信派」的反对，攻击前者要招来法利赛式的「伪善派」的恶感。「不信派」说我「迷信」，那些「伪善派」又说我「骂人」。因此我便成为这些人的箭靶子了。我不怪他们与我反对，因为我先与他们反对，正如耶利米「与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一样。但我一点不因此畏惧退缩，因为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安慰了我，也坚固了我。祂说，「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当1921至1924年间，我在家中一面作劳苦的工作、一面读圣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神要怎样用我为祂作工。那几年间虽然也曾有几次到外面几处教会作了一点工，都不过是很短的一个时期，以后仍返到家中来学习。我没有想到会被邀到各省教会中去工作，我也没有想到要建造一个会堂，我更没有什么一定的工作计划。那时我只是认为应当殷勤忠心作那摆在前面的小本分罢了。那时我明白了一个真理：「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十六10）。因此我在家中无论作什么卑微的工作，我都竭力作得尽美尽善。我打扫屋子的时候，总要打扫得十分干净，不容屋子里再有丝毫的尘垢。我作饭的时候总要作得十分可口，不容菜饭有一点滋味失调。我洗濯盘碗衣服的时候总要洗得十分清洁，不容上面再遗留少许的污秽。写一封信总要写得整整齐齐，小而至於贴一枚邮票，也要贴得端端正正。那时我并没有要作大工的希望。（在我十四岁到二十岁的时期曾有过，但在二十一至二十四岁之间，这种高大的心志已经完全被神消除了。）我也不知道将来神有什么工作要交托我。出乎我意料之外，1925年的一年内，工作的门竟大大敞开，北京的工作在一个短时期中发展到应接不暇，不久外面又敞开了工作的门。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25年1月和2月上旬，在我家中每周有两次聚会。一次在星期三，一次在星期六。聚会人数多的时候到十个人，少的时候仅两个人。2月10日我被一位姊妹邀到全城各教会妇女联合会去讲道。那个会是每月一次，轮流在各会堂开会。那次轮到鼓楼西长老会。到会的人有几十位。我那天讲的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至八节，真葡萄树的比喻。会毕有一位容貌快乐和善的老太到前面来同我谈话，询问我的姓名住址，又问我在哪一个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