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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事件发生时，三岛由纪夫刚满十一岁。这个早熟的天才少年由衷地感到“某个伟大的神死去了”。在他眼里，这些参加暴动的军官们“其纯洁无垢，其果敢，其青春，其死，一切都符合英雄的原型”。1965年，他把《忧国》搬上银幕，自编自导，自己扮演男主角。《忧国》的男主角是个皇道派军官，因故未参加暴动。暴动被平息后，却被派去处死跟他志同道合的法西斯军人。倘若他胆敢违抗，绝对是死路一条。于是他选择了在家剖腹自尽。光是一个男子汉剖腹自尽，没什么看头儿，所以加上了与其妙龄美妻作爱的大量镜头（当然，书里本来就是这么写的，影片忠实于原著）。1970年，三岛由纪夫在东京市谷自卫队东部方面统监部号召自卫队员起义，因无人响应，剖腹自杀。自杀前两个月（1970年9月25日），《三岛由纪夫对谈集：尚武之心》由日本教文社出版。至1979年4月10日为止，已印到第十二版。内容也可以用“色情加武士道”来概括。
《海的沉默》中的威纳和《忧国》中的军官，都是虚构的人物，窃以为，两者不同的命运多少折射出德意志军人与日本军人的差异。当然这仅仅是个案，不能笼统地指所有的德国军人与日本军人。
毛泽东主席关注罗振玉藏书
■ 王守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2日，苏联红军伊万诺夫中将和雅曼诺夫少将各率250名空降兵，分别在旅顺土城子机场和大连周水子机场着陆，军事接管了旅大地区。从此，饱受日本殖民统治40年的旅大人民获得解放。
苏军进驻旅大不久，便强行征用旅顺新市街将军山南麓坡上的扶桑町（今洞庭街）日本高官住宅区，改做苏军军官住宅区。其中包括建于该住宅区内的晚清国学大师罗振玉先生的私人住宅和“大云书库”藏书楼，大云书库改作苏军招待所。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叔言，号雪堂、永丰乡人、贞松老人，浙江上虞人。伪满官吏，考古学家和金石学家。辛亥革命后，携家眷避居日本京都，潜心著述八载，编纂出版甲骨金石、出土文物类图书多种。1919年回国，寓居天津。1928年移居旅顺，在新市街扶桑町购建私宅。1932年春，在私宅后面购买两亩土地，新建一座三层藏书楼，取名为“大云书库”，将在天津的全部藏书移此收藏，并在大连开设“墨缘堂”书铺。“大云书库”这个名字，是沿用了他在日本和天津所建藏书楼的名字。“大云”二字出自敦煌北朝写本《大云无想经》。1940年6月，罗振玉先生病逝于旅顺，葬于水师营西沟，他在旅顺居住生活了12年。谢世后，大云书库藏书，由家人共同嗣守。
当时大云书库的藏书量到底有多少呢？说法不一。罗振玉先生自言大云书库藏书“五十万卷”；据其孙罗继祖回忆，藏书约有三十万卷，甲骨文等文物数千件。这是罗振玉先生自清末开始，历时40余载辛苦搜讨、购买积累起来的。其中不乏稀世之宝，善本图书占有很大比例。郭沫若先生给予了很高评价，他在1929年撰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自序中称：“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在古代典籍的收藏方面，罗振玉先生是卓有成就，可称为近代典籍收藏大家之一。
因苏军征用房舍仓促急迫，罗家人被迫搬到一家旅馆暂住，而大云书库藏书和文物一时无法搬出，又遭到苏军的搜查，被翻腾散落楼内外，遭到哄抢，损失惨重。据罗继祖的回忆，后来被抢救出来的图书，仅为原藏书的十分之三四。
罗家藏书惨遭损失的消息传到陕北延安的党中央那里，毛泽东主席感到十分痛心，立即指示东北局和旅大地委，要采取一切措施抢救和保护罗家藏书，并要组织力量进行整理。旅大地委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后，马上派人前往旅顺，责成刚刚成立起来的旅顺市政府，设法抢救保护罗家藏书。他们动员了旅顺市区的中小学生，将大云书库的藏书装成6000麻袋，运往一处仓库贮藏保管起来。因库房狭小，麻袋都堆砌到房顶。此后，旅大地委根据中央指示，派出当时在大连休养的原辽北省（东北解放区设置的临时省份）教育厅长廖华，以视察员身份，前往旅顺，主持对罗家藏书的保护整理工作。
廖华（1898～1969），原名陈国柱，后改名陈继周。福建莆田人。早年参加革命，1925年入团，后入党。1926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团党代表，参加了北伐。1931年任河北省委书记。1938年参加新四军前委工作，后进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参加党的“七大”，后赴东北工作，任辽北省教育厅长。
廖华是因病来大连休养的。休养期间，他受党委派，以视察员的身份，参人了对大连中央图书馆藏书的保护和对罗家藏书的抢救、整理工作，并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当时的大连中央图书馆是中苏合营的中长铁路管辖的中心图书馆，由中长铁路大连科学研究所代管。对大连中央图书馆的馆藏图书，廖华指示必须严加保管，以防丢失。鉴于图书馆尚有部分日籍馆员暂时留用，他亲自选调曾在该馆工作过的中国馆员进驻看守，防止有人偷盗图书外卖。1946年5、6月间，据中国馆员反映，有一位日籍馆员经常往外背东西，廖华立即指示大连铁路公安局进行调查。公安人员从一家旧书店查到偷卖的图书，并捉捕了偷书人，又从其家中搜出馆藏图书300多册。因此偷书事件，当时被聘任馆长的原满铁大连图书馆馆长柿沼介和偷书者，受到拘押两周的处罚。此后，大连科学研究所派王修出任大连中央图书馆馆长。
廖华是一位喜欢读书的人。他在图书馆看过罗继祖写的《辽史校勘记》，印象很深。在他接受主持对罗家藏书的保护整理工作后，他便想到了罗振五之孙罗继祖完全可以胜任这项工作，恰值罗继祖刚刚从长春回到旅顺，便亲自登门拜访，诚意相邀。那是1946年10月的一天，廖华来到罗家，对罗继祖说：“延安毛泽东主席得知你家藏书被劫，十分关切，这是文化攸关的大事，特振我来视察。我去看过，书堆在仓库里，长期这样放着，必然霉烂。现在政府是人民的，不能坐视人民文化财产受损，必须整理；但目前缺人，不知你愿不愿意干革命工作，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希望你接受这项工作。”同时申明：“书所有权还是你们家的，政府不过是代你家保管和整理的。”（见罗继祖：《两启轩主人自订年谱（1985年）》《罗继祖自述》等著述）
对廖华的诚邀，罗继祖感动不已，当即欣然接受。次日，廖华为罗继祖送来了旅顺市政府教育局颁发的一级科员聘任书。罗家藏书的整理工作，是在旅顺娘娘宫（即天后宫）里开始的。旅顺市政府秘书王华凯参加这项工作。还配备两名助手孙世明和孙正绕。整理的方法是，从仓库运来一麻袋，清点整理造册建卡一袋，然后归类上架。1947年4月，关东行政公署成立，廖华为公署委员，出任关东公署文物保管委员会（1949年改名旅大市文物保管委员会）首任主任，并在劳动公园设立劳动人民文物陈列所（今劳动公园市少年宫）。在他的主持下，将旅顺的罗家藏书全部运到大连，存放在当时关东社教团所在地昆明街常安寺和明照寺两座大庙内，即后来成立的旅大文工团大院。罗继祖等在这里继续整理藏书。1948年，罗家藏书整理圆满完成，罗继祖与其弟罗承祖秉承祖母（罗振玉遗孀）之命，将罗家藏书捐献给人民政府，由关东公署文物保管委员会接管。因此，罗家获得政府以粮核值的奖励。
1949年，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东北文物处处长王修来大连视察，提议将罗家捐献图书之善本（16010册）及家刊本约4万余册，拨交东北图书馆（今辽宁省图书馆）。余下的9万余册图书和4万余册家刊本，合计13万至15万册左右，及一批金石拓片、清内府档案等，由旅大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接收。（见辽宁省图书馆王清原：《上虞罗氏藏书述略》）1951年旅大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移交给旅大市图书馆。至此，罗家藏书，在毛主席的关注下，得以保护与整理，并获得了新的归宿，成为大连图书馆的珍贵馆藏。多年来，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
罗家藏书楼“大云书库”至今尚存。1955年苏军撤出旅大后，由我人民解放军接管，改做驻军招待所。
1949年福建解放后，廖华调福州任职，旅大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由任仲夷兼任。建国后，廖华调政务院工作，曾任政务院办公室副主任。1953年将其私人藏书捐给旅大市图书馆，共有史志、诗文等古籍图书54种，345册。1957年，赴河南省处理许昌学潮，被打成右派，后在周恩来总理的保举之下，出任国务院参事。（《上虞罗氏藏书述略》）
毛泽东与烟袋斜街
■ 朱小平
偶读《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红旗出版社2001年版），作者王鹤滨是当年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其中在《子夜散步》一章中谈到毛泽东有一次叫上汪东兴、叶子龙、作者及值班卫士开车去游了“什刹海的一条斜街”。原文不长，不妨引如下：
汽车沿景山东街开到鼓楼，然后又折向西，最后拐进通往什刹海的一条斜街上。这个斜街很短，但较宽，它的西南头便是什刹海的北岸。
毛泽东示意周西林把车停下来。毛泽东一行走下汽车，于是便在这短短的胡同里散起步。毛泽东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因为怕惊动市民的睡眠，还得轻放脚步，低声说笑。
……（毛泽东）走过来，折回去，低声地与随行人员谈笑着。在这数十米长的胡同里，他得到了自由和难得的轻松……（见该书上册288页）毛泽东深夜散步的斜街胡同叫什么，作者未谈，也可能是忘记了。由作者描述来看，这无疑是烟袋斜街，“很短，较宽，西南头便是什刹海的北岸”，这很符合烟袋斜街的特点和位置。“数十米长”也符合烟袋斜街的长度，但具体多长恐怕还没有人认真测量过。据有人统计从最西端银锭桥到最东边的烟袋铺东口，算上前海东沿西北角到东南角的商业短街，两条短街总长390米（《北京经济史资料》，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烟袋斜街有多长？书中未谈，但我觉得应比那条街短，估计在百米左右，至少应在八九十米的长度。
毛泽东哪年去的烟袋斜街，王鹤滨在这一章没有说，查该书前言，知作者1949年8月至五十年代初期担任毛泽东保健医生和秘书，那么毛泽东夜游烟袋斜街亦应在五十年代初期。毛泽东为何要去烟袋斜街？是旧地重游，还是慕名而往？作者都没有说。不过，毛泽东青年时代到北京时都居住于鼓楼附近：一是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左巷8号（当年称为“吉安东夹道7号”），还有一处是鼓楼后豆腐池胡同15号（当年门牌是9号，这是他岳父杨昌济的寓所），这简直距烟袋斜街只有一箭之遥！我猜想：青年毛泽东很可能到烟袋斜街买过日用杂品、品尝过风味小吃（斜街上有八十多家各类店铺，其中饮食小吃店二十多家），游览过幽静富有野趣的什刹海风光吧？
这也可以找到佐证，毛泽东曾对卫士田云玉说：“以前我在北平工作的时候，只有八元钱。到街上买过一次包子，那包子好吃极了。”（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卫士长”答作家问》，《十月》1989年第3期），毛泽东对田云玉所谈“在北平工作”是1918年至1919年初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八元”是当时的银元。查烟袋斜街当年就有非常有名的东顺成包子铺，毛泽东是不是就是光顾这家“好吃极了”的包子铺呢？在这部长篇传记文学中，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了毛泽东的散步习惯，但是没有提到这次夜出散步。当然，文中提到了毛泽东去西安食堂和天津长春道正阳春等。手中还有《红墙内的警卫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是作者张随枝女婿李胜国所赠。张随枝曾任中央警卫师师长，从战士时起就一直在毛泽东身边。他在书中回忆了陪毛泽东游景山、卢沟桥、古观象台、老山桃园等处，但也未提到毛泽东的这夜出散步。我又查过有关汪东兴的若干书籍，也均未提及。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