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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200901-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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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阿尔巴尼亚也发生了剧变,霍查受到了批判和鞭笞。 
  1991年2月6日,阿尔巴尼亚第一个反对党——民主党刚一成立,党主席萨里贝里沙便发表文章批判霍查的个人迷信,成为否定霍查及劳动党的第一个信号弹。他在文章中称霍查是“斯大林式的独裁者,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专政,大搞残酷的阶级斗争,打击政治反对派,造成国家的贫困和孤立”。6日当天,霍查大学的学生们便举行了罢课、绝食,要求“霍查大学”恢复原校名等。2月20日,矗立在市中心广场上的霍查铜像被示威者推倒,其他城市的霍查塑像也遭到同样下场。接着,各家政治书店被捣毁;70余卷的霍查著作付之一炬。 
  1992年5月5日“烈士节”前夕,总统贝里沙做出把霍查等“非烈士”的遗骸迁出“祖国烈士陵园”的决定。5月2日夜间,霍查的墓穴被挖开,棺木被撬,遗骸挪到了地上。次日,霍查之子伊利尔等获准进入辨认尸体收棺,把棺材运到沙拉公墓,草草入葬。墓穴前的破水泥板上用粉笔写着:恩维尔霍查。 
   
  “第一夫人”:昨日辉煌。今日凄凉 
   
  在阿劳动党执政的45年间,霍查夫人奈奇米叶一直是党中央委员和人民议会议员,先后担任党中央宣传和文教部长、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等职。另外,她还是阿尔巴尼亚妇女组织的创始人。 
  她作为“霍查学说”的忠实卫士,积极参与了由霍查发起的党内历次清洗,并亲自负责近百卷霍查著作的编审工作。霍查晚年患病期间,她实际上成为霍查的代言人。1986年,霍查去世不到一年时间,她出任曾由霍查生前长期兼任、晚年交给其接班人阿利雅的阿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在同年11月举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前夕,她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在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报告。报告以霍查的思想为指导,认为阿尔巴尼亚已经达到中等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水平,进入了“为共产主义创造前提的阶段”。 

  1990年底,地拉那霍查大学发生学潮。霍查夫人被迫辞去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随之,示威者冲进高干住宅区,包围了霍查夫人住所,并扬言放火烧掉房屋、揪出霍查夫人。全家被迫搬出了高干区,迁入一座又脏又破的公寓楼。1991年6月,标志着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演变的第十次党代会决定首次公开批判霍查。霍查夫人对这次党代会及劳动党改名为社会党持否定态度,尤其对公开批判霍查表示愤慨,并宣布退党(实为被开除),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1991年9月,霍查夫人因“大量侵吞国家财产”的罪名遭软禁,随之被捕,关进了地拉那313号监狱。年底,被判处9年有期徒刑,1997年1月获释。出狱后,与霍查的单身妹妹一起住在地拉那市郊的一座筒子楼里。平日里,她深居简出,继续她在服刑期间开始的回忆录写作。1998年,长达400页的回忆录第一集《我与恩维尔在一起》问世,2001年10月16日霍查冥寿之际,她的390页的回忆录续集出版。该集回忆了霍查在1973年至1985年的主要活动,其中着重谈及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近年来,她又撰写了大量回忆录,但不准备公开出版。 
  霍查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把中阿关系破裂的原因归为如下方面的分歧:1.霍查在莫斯科会见毛泽东后感觉到,毛泽东认为斯大林不平等待人,对中国的态度犹如先生对待学生,而毛对赫鲁晓夫起先则有好感,并对赫鲁晓夫的国际政治路线的态度始终动摇不定,同时要求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一起建立反对美帝“统一阵线”。而霍查认为,斯大林对阿尔巴尼亚这样一个小国都平等相待,何况对中国那样一个大国;阿尔巴尼亚绝不同赫鲁晓夫搞调和,不能与其搞“统一阵线”;毛泽东恶斯(大林)好赫(鲁晓夫),是企图以毛泽东思想取代马列主义。2.霍查认为,当苏联和华约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中国保持沉默;周总理还要求阿尔巴尼亚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结成防御联盟,要求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的铁托合作,改变战略。中国此举,一是加强自己在欧洲的立足,二是害怕苏联的入侵。对于中国来说。谁反苏联,谁就是可能的盟友。后来,阿尔巴尼亚的“巴卢库军事反党集团”就同中国提议的“阿-罗-南联盟”有关。3.霍查反对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中国认为阿尔巴尼亚反对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是干涉中国内政,周总理甚至要求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回国面告霍查关于中方邀请尼克松访华的理由。尼克松访华使阿中关系间的裂痕更为深化。1976年,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批判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两党关系冻结,经济关系只保持贸易交换。1978年7月7日,中国方面宣布中断对阿尔巴尼亚的贷款和一切援助、撤回在阿尔巴尼亚的专家。霍查认为,这是中方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方面的表现。 
   
  子女们:昔日被荫庇,今日各谋职 
   
  霍查夫妇有二子一女、四个孙子和三个孙女。大儿子伊利尔1949年生,地拉那大学工程系毕业后曾分配到都拉斯机械厂任工程师,然后被调任地拉那某军工研究所所长。他的妻子是阿利雅的侄女泰乌塔,曾任国家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次子索格尔出生于1952年。他在地拉那大学毕业后曾在巴黎留学,拥有博士学位,曾任国家邮电总局副局长。其妻叫玛丽亚娜,任阿尔巴尼亚国家通讯社副社长。女儿普兰维拉,地拉那大学建筑系毕业后从事工程设计,并与颇有名气的国家设计院院长克莱曼蒂共结连理,共同设计了庄重的地拉那大会堂、别具一格的霍查博物馆(现改为国际文化中心)和克鲁亚斯坎德培博物馆,荣获国家设计最高奖“共和国奖”。 
  阿尔巴尼亚发生剧变后的最初10年里,霍查一家遭遇到他们有生以来最艰难的生活时段。已经参加工作的霍查家庭成员从1992年起陆续被迫离开了政府部门,失去了工作,全家靠少许退休金、补贴及国内外亲朋好友的接济度日。当时,兄弟二人除了领取社会救济金之外,没有任何收入。大儿子伊利尔的救济金仅为11美元,而小儿子索格尔只有8美元。 
  伊利尔处境尤其尴尬。找不到工作。为了避免连累无辜,他与朋友断绝了一切来往。经常受到人身攻击,承受着心理上的压力。他们的子女无法上大学。伊利尔的儿子中学毕业后被迫到希腊打工。 
  1995年4月11日,霍查逝世10周年忌日,伊利尔由于在接受一家报社记者的采访时流露出对当局的不满,被指控“煽动仇恨。危害公共秩序”,遭软禁,并被判刑一年,投入条件最差的卡瓦亚监狱。10月16日夜,也就是霍查生日那一天夜里,囚室内熟睡中的伊利尔遭到棍棒的袭击,险些送命。出狱后,他虽到处寻找工作,终因其家庭关系和“囚徒经历”而无一家公司敢雇用。 
  霍查的女婿克莱曼蒂也遭到与伊利尔同样的命运。1996年10月16日,也是霍查生日这一天,他在意大利谋生3年后刚刚回国,正为一家建筑公司做设计时突然被捕,理由是当局怀疑他与一个代号为“复仇”的犯罪团伙有联系。克莱曼蒂对飞来的横祸感到茫然。为了表示不服和抗议,在被关进都拉斯监狱后不久就宣布绝食。由于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他被转至地拉那监狱的医院就医,等待审理。直至1997年,才因“查无实据”被无罪释放。 
  在阿尔巴尼亚剧变10余年后,恩维尔霍查的亲属们终于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现在每个小家庭都找到了各自的生活方式,只是远离了国家重要部门的工作岗位。伊利尔于1998年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我的父亲霍查》,从2000年起在一家中国民营公司任“技术顾问”,经常来中国做生意。他的爱人泰乌塔与前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卡博(劳动党时期的领导人之一,党内第三把手)的女儿一起开了一家工艺品商店,经营民族服装及进口工艺品。业余时间,她还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迄今已出版了4本译著。他们准备开一家政治书店,或者办一家报社,继续出售霍查著作。 
  二儿子索格尔一家4口一直住在老丈人家。现在,岳父、岳母均已作古。他与另一名工程师阿尔杜里合开了一家电脑公司,从事电脑出售和修理。索格尔的妻子丽里亚娜似乎不大安生,甚至成为霍查家族里的“反叛者”。20052008年,记者出身的她,不时地在媒体上专门抖搂霍查的“家庭丑闻”,说什么霍查是由于阿利雅和保健医生们串通一气,被慢性毒药毒死的,甚至离奇地编造谣言,说1973年中国政府派医生给霍查看病,其结果是“破坏了霍查的身体”,并胡说什么“当时阿国医生都是这么认为,只是没有公开宣布,因为霍查本人不想让中国政府卷入西方破坏霍查身体的计划”;说卡博(党内第三把手)、谢胡和哈兹比乌以及霍查之死都与阿利雅有关,他们之死为阿利雅当权开辟了道路;说霍查夫人太不光明磊落,有政治野心,想当主管意识形态的党中央书记;说阿利雅对霍查两面三刀,一面表忠心,一面又背叛;说阿利雅是“国家的叛徒”,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他挑拨离间,把霍查一家搞得四分五裂;甚至说阿利雅不是阿尔巴尼亚人,而是波斯尼亚人。在妻子的坚持下,索格尔还与母亲争霍查遗产,要对霍查遗产进行公证,他竟然还问母亲“外国元首赠予霍查的象牙拐杖哪里去了”,并要求母亲与阿利雅“划清界限”、“拉开距离”,等等。他们已与霍查夫人和哥哥一家反目为仇。公众舆论则把玛丽亚娜看做是“政治疯子”和抖搂霍查家丑的“笑料”。 
  女婿克莱曼蒂获释后,与妻子普兰维拉从事起私营建筑设计,后来开办了有十几名员工的建筑设计所,经济收益颇丰。他们早就买了新居,一家四口,日子过得挺红火。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国际共运史上的印尼惨案·彭 苏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很多至今未曾解迷的案件,其中最为神秘的,莫过于1965年的印尼“九·三○”事变了。这场国际共运史上最大的反共大屠杀惨案,导致了拥有300多万党员、仅次于中共和苏共的世界上第三大共产党的覆灭,25万人头落地。由于当年中共与印尼共产党有过不寻常的关系,因此,中共一直被西方反共势力牵扯其中,在国内也从未能见过有关此事变的报道。在此事变发生40多年后,在事变后那场反共大屠杀惨案的炮制者、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已经死亡,笔者特撰此文。 
   
  事变前的印尼政局 
   
  印度尼西亚位于亚洲东南部,地跨赤道,由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一万多个大小岛屿组成,陆地面积约190万平方公里,素有千岛之国之称。2004年的人口约为2。17亿,为世界第4人口大国。 
  印尼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17世纪初沦为荷兰殖民地。几百年间,印尼人民反抗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1920年,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印尼共产党宣布成立。刚成立的印尼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一起,立即投入了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取代荷兰殖民者占领了印尼,印尼共产党又投入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布成立共和国。但遭到英军的入侵,在印尼人民的抗击下和世界舆论的谴责下,英军于1946年10月撤出印尼,但将占领区交给了荷兰殖民者。1948年12月,荷兰殖民者发动第二次殖民战争,攻占了印尼共和国临时首都日惹,苏加诺等印尼政府领导人被俘。印尼人民奋起抵抗。共产党人和爱国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15万荷兰殖民军只能固守大城市。美国乘荷兰处于困境的时机,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向荷兰施加压力,迫使荷兰在1949年12月27日将西伊里安以外的印尼领土的主权移交给印尼。从此,长达340多年的荷兰殖民统治终结。印尼重获独立后,苏加诺被印尼人民称为“国父”、“独立之父”、“印尼民族英雄”,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 
  1948年,印尼右派政府在美、荷支持下,制造了“茉莉芬事件”,追捕和屠杀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印尼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慕梭牺牲,约有36000名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被捕,其中约1万人惨遭杀害,全国党员只剩下了8000人。1951年,印尼共产党新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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