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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庆霖的信是如何到毛主席手上的？
1973年4月29日，也就是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的第四天，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突然来到莆田地委，点名要我陪他去办一件事（地委宣传部通联站共9个人中只有我一个莆田人，他每次来莆田采访多数由我陪同）。这一次他非常神秘，他是上午到达的，下午要我带他去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我问他什么事？他一再对我交代要保密，然后告诉我，这个学校有个教师叫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不仅给他回信，还给他寄了300元钱；毛主席回信的内容他记录在笔记本上念给我听：“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他还说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新华社的，要先派记者来调查，连福建省委领导都还不知道呢。
下林小学离城关只有两公里左右，下午我带赖玉章坐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到了这个学校。我们点名要见李庆霖，当时他还在上课，我们就在办公室等。下课后李庆霖见到两个陌生人找他，神情很是惊异。待办公室没有其他人后，赖玉章开口问他：“你有没有给毛主席写一封信？”我在一旁没有说话，一直注意观察他的表情，我记得他沉默好久都没答话，他在心里估摸到底是福还是祸。赖玉章问话后微微笑着，他心中觉得应该是好事降临，于是他重重地点了点头。接着赖玉章说：毛主席看到你的信还亲笔给你回了，并给你寄了300元钱。他听了脸上并没有露出笑容，而是紧张而严肃地反问：“毛主席是怎么回的？”赖玉章给他念了信的内容，这时我看到他脸上渐渐舒展开来，溢出兴奋之情。赖玉章说这件事还要十分保密，并告诉他自己住在兴化宾馆某房间，约定晚上到宾馆细谈。晚上7时多，李庆霖到了赖玉章宾馆房间，就我们三个人谈了两三个小时一直到夜深才离去，这次谈话（事实上是采访）令我终生不会忘记。
李庆霖那天晚上已经没有了白天那种拘谨严肃的神情，表现得非常高兴，他说话慢，语调也比较低，但完全打开了话匣子，从他家历史身世、儿子上山下乡遭遇的苦难，到自己如何想给毛主席写信，都说得非常详细。我们提出了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问他信是如何寄出去的？原来那一天他在一张竹桌上写好了信，接着就写信封“毛泽东主席收”，就拿出去邮寄。当时莆田城内只有一家邮局，离他家西北向。他一边走一边心里在打鼓，倒不是怕闯祸，主要是担心主席收不到，因为这之前他也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却石沉大海，他想可能是周总理没收到，那主席要看到这封信就更难了。走到半路，他脑子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他经常看到报道毛主席接见外宾，外交部王海蓉都在场，何不如把信寄到外交部王海蓉收，请她转交给毛主席。他想到这里心里一阵激动，就马上折回家中，就在信封上写外交部王海蓉先生收。因为我年纪轻古文基础差，我马上问他，王海蓉是女的，怎么称“先生”？他温和地笑了笑说：“先生”是一种尊称，男女都可以用（对女士也可称先生我就是这一次听李庆霖说的）。他还说他也给王海蓉写了一封短信，说自己家碰到天大困难，请她一定把信转给毛主席。然后就把给毛主席的信套进去寄走。因此可以断定，这封信是王海蓉收到后看了一定很感动，亲手转交到毛主席手上的，非此这封信也就夭折了。我想全国知青和家长真的应该感谢王海蓉先生！
我看到的所有文章包括有的采用李庆霖自述的，都说新华社记者赖玉章是5月1日到莆田找李庆霖的，这是记忆上错误，准确的是4月29日。过了几天到5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了福建省委，省委通知了莆田地委和莆田县委。当时的县委书记是部队干部叫刘功，激动地对着电话筒高呼毛主席万岁，后来许多媒体都写到这个细节，这是确实的。5月6日，李庆霖收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寄来的毛主席回信的复印件，随后也收到了300元钱。从此开始，这件事就在莆田城内传开来了，李庆霖出名了。
二、李庆霖是怎样性格的一个人？
李庆霖1929年出身在莆田县城关一个极度贫困的贫民家里。他祖父当过乞丐，父亲很小就被送到一家首饰铺当学徒，以打制妇女首饰为业，但因生意萧条，铺子关门也到乡下乞讨，后来患上精神疾病，上吊自杀未遂致残，年纪不大丧失了劳动能力，全家人就靠母亲打小工、当保姆维持生计。尽管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母亲却咬着牙节衣缩食硬撑着供李庆霖读书，而李庆霖的妹妹上不起学，8岁就被送到一家草编店里学编织草帽草席。1944年福建省立仙游师范来莆田招生，免收学费还供应伙食，李庆霖便去报考，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入学那一天，母亲挑着行李陪着儿子，从很早上路，一直走到下午才到学校。李庆霖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发愤刻苦，熬了4年到1948年毕业，分配到莆田县黄石镇沙坂小学，月薪为140斤大米，生活很清苦，但总算有一口饭吃。解放后，他被政府留用继续任教。1951年，22岁的他与学校所在地的农村姑娘张秀珍结婚，婚后5年中长子良模、女儿良培、次子良雄相继出生。1956年全家搬回城关老家居住。1958年他被调到沿海忠门公社前坑小学担任教导主任，并担任一个毕业班的班主任。才3个多月就初考，这个班因成绩太差没有一个考上初中。当年正逢大跃进时代，时兴“插红旗、拔白旗”，莆田县教育局召开小学庆功大会，李庆霖等一批升学率低的班主任被宣布作为“白旗”拔掉，同时他被免去教导主任职务，工资由每月50。5元降为42。5元。这一次处分在他心里刻下了一道永远抹不掉的伤痕，直到他出名后在各种场合都愤愤不平不厌其烦地谈起。
一辈子艰难曲折的经历，使他学会了坚强。看起来文弱书生，心里却潜藏着一种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强者精神。正因为这样，他遭遇儿子上山下乡中的困难，敢于向各级领导机关反映，敢于给周总理写信，没有收到回信也没灰心，反而进一步想到给领袖毛主席直接写信。也许是他从小刻苦读书积累下的扎实基础，他的文字功底令人佩服。他出名后，红旗杂志通过地委宣传部约他写一篇谈反潮流的文章，这个任务部里就交给我去转达，过几天他把稿件交给我邮寄到北京，我把稿件从头到尾看了，不久红旗杂志刊登出来，我又认真看了，几乎全部是原文，编辑基本没有改动，这当时就让我这个拿笔杆为生的心悦诚服。现在我回忆这件事，并非说他所包含的政治内容，而是说他文字功底和朴实文风，有一种很大的可能让毛主席也被他所感染。当年把毛主席复信和李庆霖的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3＇21号）向全国传达，印发出来的是他原原本本的信，一个字没有改动，原文中就没有一个错别字，我想就是现在任何一个大秘书要做到自己一次性起草的文章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而不需要改动一字的，恐怕是极少的。毛主席自己一生讲究文字，看到这样一封信怎不会被感动？而且全信朴实无华，让人读了觉得真实可信，却也不乏幽默感，比如“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到北京‘告御状’了”，这些话很符合毛主席喜欢的语言风格。还有从全信内容看，李庆霖虽然把上山下乡中的困难写得很尖锐，但敞开的是一种真诚的心怀，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否定毛主席亲自倡导的这场上山下乡运动，甚至你读不出信中有对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怨恨情绪，这也不能不令伟大领袖感动！所以，毛主席在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谈话中，赞扬李庆霖那信“写得相当好啊”。他看了三天才下决心回信。他还建议把这封信编入学生课本中。
三、李庆霖政治上是怎样大红大紫起来的？
毫无疑问，李庆霖“告御状”促使了中共中央高层高度重视和全面调整知青政策，直接使全国两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包括回家乡的知识青年）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件大好事。随着中共中央＇1973＇2l号文件的贯彻落实，李庆霖成了全国知青及其家长心中的神圣人物。因为他为广大知青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难以预料，李庆霖出名之后很快就在政治上也大红大紫起来，这当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毛主席对他器重有加。毛主席除了给他亲笔回信并寄钱外，还特地对他政治上的发展也嘱为安排。回信后的两个月，约在1973年6月下旬，福建省委和莆田地委、县委都得到了正式渠道传来的一个内部消息：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说：要问一下福建的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选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他人党并参加“十大”，如果没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毛主席对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的政治安排说得如此细致而具体，这令各级领导感到极大震动和高度重视。但据我所知，当时领导层内部都在紧张商讨如何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却没有一个领导正面向李庆霖透露。因此他本人对此毫无所知。当年身兼福建省党、政、军一把手的韩先楚接到毛主席的这一内部指示后，即把李庆霖召到福州亲自接见，但也并没有当面说出毛主席的指示，只是鼓励李庆霖说，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李庆霖就向韩先楚司令员提出两件事，一件就是上面说的1958年他被插上自旗受处分，他要求给予平反纠正；还有一件是他妻子曾经是国家正式职工，困难时期被辞退，要求给她恢复一份正式工作。这两件事韩先楚都认为合理很快就解决了，李庆霖被调到莆田全县最好的一所小学即东方红小学（现为实验小学）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副校长），还补发了从1958年到1973年被降低的工资，妻子也被安排到莆田第四中学当正式职工。
这是李庆霖出名后短短数月内实现的两项要求，李庆霖心里已经很满足了，对于入党要求他心里却没有想到，因此一直没有提出来。最早带来毛主席回信消息的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那一段经常来莆田追踪采访，他对李庆霖还没有提出入党要求心里很焦急，他对我说：小张，毛主席很希望李庆霖参加十大，眼看十大就要召开了，但李庆霖还不知道提这个要求，官员们可能不好当面问李庆霖这件事，你小青年干脆给他明确提一提，没关系的。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就应允了赖玉章，一个人到了仓后路居仁巷15号李庆霖家，因为已经多次接触很熟悉了，我就开门见山问他对组织上还有什么要求？他说省地县领导已经解决了他的两件事了，孩子在农村的困难，全国都在解决，相信也会好转的，他说他很满意了。我看到谈话还不能进入有关入党的主题，就索性问他，听说毛主席有对汪东兴说了一段你的事，你知道了吗？他说没有人告诉他。我就把具体内容说了，他听了非常惊讶兴奋，问我怎么办？我说入党要求必须本人有这愿望并自己提出来，别人不好代替，你要赶紧向组织上提出申请。他还问我一些如何申请的具体事项。第二天他就向莆田县委写了入党申请书。我看到许多文章都说李是在7月1日写的申请书，但据我回忆，写申请的时间应在7月中旬。莆田县委接到李的申请后，马上报告了地委和省委，接着各级领导及组织部门内部开始为李的入党紧张运作，进行内查外调，但最终没有在党的“十大”召开前解决李的入党问题，当然李就失去了参加“十大”可能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机会。拖延解决李庆霖入党问题，主要原因是在调查中发现敌伪三青团档案中有一份李在仙游师范读书时全班同学的名单，这份名单中有的名字前面打勾，有的没打勾，分辨哪一种是三青团员费了一些时间，到确定李不是三青团员而决定发展他人党，时间就拖到“十大”之后。翌年即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莆田反对当局的这一派就把这件事当做当局打击迫害李庆霖的一大罪状，认为是当局怕李庆霖去参加“十大”受到毛主席接见说出对当局不利的话而故意设置障碍。李庆霖本人也有这种看法，这是他后来直接跳出来反对当局领导的起因之一，并多次为自己最终未能见到毛主席表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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