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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后，时代赋予了他展示才华的天机。他的相声以寓庄于谐意高味浓的美学趣味、形神兼备惟妙惟肖的模拟表演、本色自然夸而不诬的舞台风度、亲和观众合作默契的交流关系、留有余地恰到好处的含蓄简练、俗中见雅雅俗共赏的喜剧内容以及运斤用斧“三言两语出人物”的语言能力，使这门艺术不仅“老少咸宜，妇孺皆知”，并且走出国门享誉国际。侯宝林的名字几乎成为中国相声的符号。
但是，就在他从干校归来“还原为人”的不久——1979年7月，侯宝林“正式宣布息影舞台，专门从事相声研究工作”了。他对我说：“这是他个人的擅自决定。”因为尚未通过领导的批准——他还没有退休，那个时候也不兴退休，像他这样级别的演员也不存在退休。他的这一决定立即引起社会反响，我也一时不太理解。因为经历了那么多痛苦屈辱磨练忍耐和期待，社会发生了那么强烈的震撼和动荡，整个民族付出了那么惨重的代价才从不幸中挣扎出来有了今天——我们民族和国家希望的春天、每个中国人机会均等的春天、知识分子经历了希望一失望一无望一绝望后从天而降的春天——他为什么放弃呢？他不是说过：“一个演员设若脱离了舞台，他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从而成为行尸走肉了吗！”他不是因为忘情曾经在干校田间唱起劳动号子以一解心中的艺术情结而几遭批评吗？他这是怎么了，如今的生活可对他不薄呀。请看：这年的1月，他在首都体育馆演出他的新作《采风记》受到观众热烈欢迎；3月，他在“文革”后创作和改编的相声由山西人民出版社结集名《再生集》出版；同时他被任命为中央广播艺术团总团艺术指导；6～7月出席第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他名誉和地位的节节上升胜过以往。他究竟是怎样想的呢？
他严肃地对我说：他艺术的高峰时期已经过了。他不愿像有的戏曲大师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人魅力，把一个残缺不全老态龙钟的形象留给观众。他说他如今的心力体力都不比从前。他不愿意凭着名声让观众可怜他。他希望留给他们的是他全盛时期的形象。或许他也同时向舆论界披露了他的想法。于是便有或惋惜或劝慰或祝贺的各种意见发表，而主导评价则是肯定他“激流勇退”。这无疑对当时艺术界乃至整个社会都是一个明智的启发，即不要躺在名声上倚老卖老。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这不仅是对“艺术终身制”甚至是对“干部终身制”以及民族心理中的世袭和守旧想法不小的一次冲击。尤其对罹难方醒失而复得敝帚自珍的整个民族精神也是一次深刻的提醒。
侯宝林的做法和他“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宁可不够，不可过头”的人生和艺术哲学是一致的。他始终认为艺术的魅力在于富余——唯富余才能心到神到手到眼到，获取创作和表演的自由。而自由是游刃有余心随物游意随境迁随时都升腾着自己的想象联想能力，甚至能穿越罅隙“带着枷锁跳舞”，从而认知天地时空阴阳主客。人云：无自由毋宁死。做人如此，对艺术尤其如此。而现在他已经感觉不到这种富余和自由了。他的那些拿手节目如《改行》《戏剧杂谈》等他有些拿不动了。除去力气不济而外，更主要的是心气不济。当然这是一般人看不出来的，在留给今天的录像里，我们依然感到他的精神焕发和神采飞扬。但他告诉我，那已经是努力勉为其难了。他对我说：“不知怎的就是高兴不起来。”我当时认为，或许是他老了——他已然六十开外了。但他坚持说不。在这之前或而后，他总是向我提及曾经影响过许多年轻人的英国名著《牛虻》。他说，那位主人公痛苦着身心还要充当马戏团小丑逗人们发笑，这是怎样残酷和无法忍受的践踏及扭曲！我们同时都沉默着。我联想他当时或许就是被这种情思折磨吧。难道不是吗？“文革”所钩沉的不仅是时代的垃圾，同时还深及几千年的民族劣性，这或许才是他开心不起来的真正原因。他满怀深情地说：“我现在特别需要严肃，需要自尊。需要在尊严中度过余生。”我理解他并为他的神态所感动。其实我已然察觉了他对那些戏称他“侯宝林儿”的人们，不管是好意还是无知、昵称或谑称，只要“林儿”字一出，他就顿时神情严肃阴沉下来。轻则装作听而不闻，重则面带愠怒。我请他到南开大学作学术报告，其时校长来看望他，谈话间随便提及给学生“来一段”。他马上沉下脸来说：“我是来讲座的，听相声你们可以去剧场买票。”弄得这位校长当场难堪。虽然我知道他绝无别意，但不由自主就是那么反感。他的自尊几乎到了有些过敏的程度。我同情他并深知这自尊是曾经心灵创伤而形成的自我保护。
古人就艺术有“内极才情，外周物理”的说法，可以理解为创作主体和客体相互依赖和彼此制约的关系。“内极才情”是说艺术家只有达到个性和心灵自由的状态才能才情横溢汪洋恣肆，做到“言必有意，意必由衷；或雕或率，或丽或清，或放或敛，兼该驰骋，唯意所适，而神气随御而行。”而“内极才情”又必须以“外周物理”为条件和依据。只有传达并体现了事物的本质及规律，个人的才情才能被激发出来并具有社会意义。而当物理总是依时依势标准不一，与个性不合时，才情的张扬就不仅是困难的并且是压抑的。侯宝林他们这一代艺术家最大的悲剧就是虽努力一生却难以格致物理——那种愈趋愈变不可穷尽的理。不是吗？他的《种子迷》修改十一稿而竟未能通过，他的《再生集》虽然出版而未能欣然，这些正是他更张易弦从台前走至书案从事理论研究的心理原因之一。当然他不是消极地退却，因为相声的史论更等待他发轫进取——他也是相声理论的拓荒者。
叶企孙：炼狱岁月中的哲人襟怀
■ 邬波涛
1977年1月13日，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一代宗师叶企孙先生溘然长逝，走得那样凄凉孤苦。当叶企孙在病床上向他挚爱的这个世界投去最后一瞥时，他的头上，还戴着一顶“莫须有”的罪名：国民党中统特务嫌疑犯。
叶企孙先生生命的最后十年，是炼狱般的苦难岁月。1967年6月，叶企孙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停发工资，并送往“黑帮劳改队”。已经古稀之年的叶企孙遭遇如此厄运，曾一度精神失常。随后，在1968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又正式将其逮捕、关押，连续八次对其进行审讯，并被迫多次书写“笔供”，受尽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人格尊严荡然无存。翌年11月，羁押入狱已逾一年半的叶先生被释放，但回到北大之后，仍受到长期的隔离审查。他在海外的朋友和学生赵元任、任之恭、林家翘、戴振铎、杨振宁等人回国时想去探望他，均遭有关方面拒绝。1975年，隔离审查解除，遂有1976年春节陈岱孙、吴有训、王竹溪、钱伟长等老友和学生的登门造访，相见恍如隔世。而此时，北大有关当局对他的审查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叶先生晚景如此悲苦，固然是特殊的时代环境使然。不过他在晚年之被打入另册，直接原因则是受他心爱的学生熊大缜冤案的牵连。而要了解熊大缜冤案的来龙去脉，需要简单追溯叶、熊二位的身世经历。
1898年7月16日，叶企孙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幼聪颖过人，时任上海教育学会会长的父亲对他深寄厚望，亲自教以启蒙识字，并攻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青少年时代的叶企孙“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方能治国平天下”。在清华求学期间，叶企孙经常在日记中流露出“要想洗刷民族耻辱，要祖国强盛，必先加强自身的学识和修养，努力于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这样高尚的志趣和抱负。当时的清华虽为留美预科，但很注重对学生进行“全面人格”教育，奉行卓有远见的“三通”教育思想（中西会通、古今融通、文理会通），颇有“东西文化，荟萃一堂”（清华校歌）的磅礴气势。在这种得天独厚的精神氛围中，叶企孙的过人禀赋得到了极大的滋养和发展，他的非凡才华和高远志向也渐初露端倪。
1918年，年甫二十的叶企孙从清华学校毕业，是年夏天负笈美利坚。抵美后，叶企孙即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研习实验物理学。当时的芝大物理系，人才济济，俨然实验物理学的重镇。担任系主任的是当时美国唯一获诺贝尔奖的迈克尔逊，而后来相继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密立根和康普顿也正于此时在该系担任教授。在芝大学习两年后，叶企孙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物理学界的另一位翘楚——布里奇曼教授。在开始博士论文工作之前，他选择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科研课题：测定普朗克常数h值，因为近代物理学的几乎所有内容都与这个基本作用量子发生关系，所以精确测定普朗克常数值，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他于1921年3月开始实验测定，数月后即得到实验测定结果，并发表于当年的美国科学院院报和美国光学学会会报上，很快被国际科学界认为是当时最精确的h值。是年，他仅23岁。两年之后，他在布里奇曼指导下完成高压磁学的博士论文，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返国后，叶企孙先任教于东南大学，翌年北上，任教于母校清华大学，不久，受梅贻琦先生之托，组建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
叶企孙之创建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是从奠定近代中国的科学大厦这一宏伟视野出发的。他千方百计延揽大师、网罗名士。他当年为物理系和理学院延聘的教师熊庆来、张子高、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吴有训……；物理系学生王淦昌、赵九章、王竹溪、张宗燧、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林家翘、戴振铎、朱光亚、周光召、李政道、杨振宁……；还有理学院其他系学生许宝禄、段学复、陈省身、华罗庚、袁翰青、汪德熙、翁文波、杨遵仪等，都已经成为各个领域的翘楚，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正是在叶企孙春风化雨、宽厚博爱的伟大人格感召下，清华理学院一时风云际会、俊彦来集，正是在这样一个英才辈出的时代，一位名叫熊大缜的英俊少年，满怀青春的希冀和梦想，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清华园。他哪里能知道，他后来的经历会那么深重地影响另一个人的晚年命运，而这个人正是他慈父般的恩师叶企孙先生。
熊大缜于1932年秋人清华物理系，开始在课堂上聆听叶先生教诲，师生关系渐好，因为同是来自浦江之畔、同操沪语乡音，故而相互之间又增添了几分亲密。自1933年到1936年，熊每年暑假都伴随叶先生到祖国各地“游历山水”（实则作科学考察）。1935年熊大缜从清华物理系毕业，其毕业论文题为“红外光照相术”，系在叶先生亲自指导下完成。同年秋，熊留校任助教，住在叶先生家中，师生情谊甚笃。熊曾于某个深夜站在清华气象台上拍下北平西山的夜景，在当时国内普通照相底片都要依赖进口的情况下，熊竟能以区区一个大四学生之学力，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拍出清晰逼真的夜光照片，殊为难得，可见其实验能力确实非同一般，而其出类拔萃的天资，自是深得叶师赞赏的重要原因。因叶先生终生未娶，他对熊视若己出、情同父子。后叶先生曾赋长诗一首，缅怀熊大缜，其诗曰：
迳庐钟灵秀，望族生豪俊。吾入清华年，君生黄浦滨。孰知廿载后，方结鱼水缘。相善已六载，亲密如骨肉。喜君貌英俊，心正言爽直。急公好行义，待人心赤诚。才艺佩多能，演剧与摄影。西山诸群峰，赤外照无遗。……卢沟事变起，避难到津沽。吾病医院中，获愈幸有君。同居又半载，国难日日深。逃责非丈夫，积愤气难抑。一朝君奋起，投军易水东。壮志规收复，创业万难中。……时艰戒言语，孤行更寂寥。终日何所思，思在易沧间。
叶诗后半部分所言之事，正是本文开头所提及的“熊大缜冤案”的由来。
“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军兴。熊大缜目睹国土沦丧、民族危亡，决心携笔从戎、以身许国。此时，适逢冀中抗日根据地急需一批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去支援抗战，熊遂毅然前往。到达冀中之后，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