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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穆齐尔，曼，三岛由纪夫，甚至屈原都一股脑儿搬上哲学家的香堂（当然也不排除他们作品中越俎代庖得令人狂汗的那些方面），而我又实在没觉着那点儿肤浅的宗教经验和犯罪心理学实录，通俗法理学，蹩脚的民族主义和二手基督教义，以及被滥用的马赫或霍尔姆赫兹的原理，除非阐释者们寡廉鲜耻地赶鸭子上架，怎么就和地道的哲学发生了任何关系，因此，我还是打算坚持前面所举的例子。其实，它们只是想诱导性地说明：以问题而非历史为导向的分析哲学关注的焦点可资为所谓“智性”的一个参考系。我丝毫不认为这些亘古常新的困惑及其焦虑会受制于任何形式的相对主义（历史的，文化的，解读的，无论什么）。这些问题绝非来自于任何所谓技术化造成的理论遮真或概念蔽思，对于特定的人来说，它们是一种非常直接（甚至是身体上）的刺激，以同样高的强度和密度刺激着巴门尼德和莱布尼茨，也刺激着马格利特和蒙德里安。剩下的只是解决这同一焦虑的不同手段，做哲学的捋顺逻辑，加强论证；写小说的校准语言，拿捏火候，谁也不比谁先天地就高明些，唯须忠诚于那个最初的焦虑。当焦虑剧烈到值得尊重，保持住对它的专注就需要高难度的技巧和罕见的禀赋。我想说的是，朱岳，一个像他的大多数人物那样在现实世界中磕磕绊绊的人，在上述小说中，他凭借一种纯度极高的天真保持住了这种高难度的专注，又通过一种稚拙到古怪的口吻和素朴的技巧把它实现在作品里，使得它们在捕获了那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奇思妙想的同时，也保证了他人格上的尊严。
关于天真，不妨再多说两句。它当然可以分出档次，不过我们最好还是先忘掉德克旭贝里那类范式，大批量的仿制品无疑证明了其矫情而廉价的烟火气。消费时代的“天真”还与用装嫩发嗲的小姑娘口吻在生活见闻中做可爱状，或者文化老头儿对着梅花竹篾荷叶白云之类劳什子犯贱式的发骚有关，这些也同样作罢。那些值得称道的“天真”，我手头好的例子，除了前已提及的大师们，还包括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生猛童话，史云梅耶，米罗，塞林格，吕胜中，拖把和石留，等等，最好的例子则是布鲁诺·s和他眼中天真到令人恐怖的田野。它们或多或少都来自于某种幼儿般偏执而纯净的热爱，对于材料的，对于技巧和要素的，对于世界的玄奇片断的，以及对于思维本身的微妙环节的，等等。朱岳也是如此。我不敢说到底是天真导致了焦虑，还是焦虑保护了天真。而当面对《垒技》表现出的对于平衡，对称，重叠，同一个体的重复存在这一类最为平常也因此奇妙到令人灵肉崩溃的现象的强烈迷恋时，我也不敢说作者究竟是在发现，还是在创制它们，前者就像数学家对于数学对象特异功能般的切肤之感，后者则类似于道中高手的巧制刑具。
为了显得专业些，不妨也借着“天真”再说两句关于手艺的话。小说中的手艺多受制于某种生理决定的才能（例如神经元感受器对于外界刺激较低的感受阈限，高效的感觉记忆和大容量的工作记忆，个人心理语言的语速和节奏感，以及语音、语型、语义提取通路之间独特的交互作用，等等），不过也不排除后天训练的促进作用（例如寻找较为稳定，个人风格鲜明且易于激活足够量词库的叙述口吻，刻意锻炼戏剧性地模拟他人说话和各类文体的能力，保持对文言、成语和俚语的必要警惕，用修辞手段再现和重塑感觉经验的能力，对于情节上的逻辑不一致和非有效的高觉知，等等）。就整部小说集而言，朱岳展示出的技艺并不复杂，有些篇什甚至有失稚拙，但一些也许并非自觉的处理反而让他在另一些篇什里藏拙的同时异常的别具一格。举例而言，尽管自《接近阿尔莫塔辛》以降，虚拟文本这一手段早已屡见不鲜，成为一种程式化的处理方式，但朱岳对此的频频采用并非为了画蛇添足的附庸风雅或者故弄玄虚，它非常有效地弥补了作者在提供意象上的一些缺憾，同时又为作者对模拟简史类文本和锻造掷地有声的格言的高超能力调配出令人放心的语气氛围。尽管一旦脱离了这类说明性语境，作者的语言有时让人担心，然而朱岳在《诗人与侦探》和《我可怜的女朋友》这样的作品中又发展出了一种前所未见的语气，有力地克服了这一点，这其中的物象，变形和高语速尚不是超现实主义的，但源自独特语气的古怪的幽默感却展现了作者无可替代的气质。
小说集中还有一些抒情性的和出于某些特定观念的作品，我对此不多做评论并不是因为它们不好，而是我自己对此缺乏敏感。我不知道，也许追求难度并不是文学的美德之一，但鉴于元小说和情节循环之类的观念业已普及，倘使朱岳能够把他受惠于这些观念的那些短小说发展成足够复杂但又思路清澈的大书或许更能够符合我在这方面对他的期望，对他来说，假以足够的耐心和时日，这应该也算不上什么难事。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过于自私，但我的确期待读到一本全部由《垒技》这样的作品构成的十万字的书，而它只能由朱岳完成。
最后我还是想说，做怎样的人远比写出怎样的作品重要，就像任何年代的幻想小说作者都要焦虑于现实和历史可能总是比他虚构出的东西要更奇妙一样，作品不是你掩盖和炫耀自己的地方，它最终也修饰不了你人格中的所有弱点。
我还清楚地记得朱岳是怎样在午后的散步中向我论证谁也不能指着世界说出“这是世界”这句话的，描述时间旅行者怎样与自己相撞，用“小黑”准确阐释克里普克的外在化到令人发指的直接指称理论，用国际日期变更线和录音机质疑弗雷格要代入语义的时间参数以及卡普兰的语境主义，平行比较“上帝为什么不能变成鹅”和“我为什么不能画出圆的方”背后的本体论和逻辑，用1来数所有的事物，还有为了塔尔斯基的T语句和我吵得面红耳赤……呵呵，我承认我的逻辑还是不够灵光，时常经不起他刁钻古怪的置疑，我也见过他为了“疼”和“杯子”指称的东西是多么不一样而痛苦万状……我想，什么民间不民间，学院不学院的，我见过太多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感慨哲学就是死亡或自杀（自己却从来不去自杀）的文艺青年，太多童发鹤颜捧着本儿熊十力或牟宗三在香山半山腰迈四方步儿的中哲半仙儿，太多一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又因为顿悟到“马克思是位现象学家！”而豁然如醍醐灌顶的学术青年，还有那些一手拿着春树和涅槃，一手拿着瓜塔里和利奥塔高喊：“金字塔啊，你不如千层饼！大海啊，你不如千岛湖！”的青年学究和中年愤青（您还不如喊：“金字塔啊，棱锥！大海啊，卤素！”呢）……什么体制内体制外，比起这些人，朱岳实在是牛多了，而比起我在这儿磨磨唧唧发的这些个二阶感慨，也是一样。所以，每个写评论的人都该在评论的最后写上一句：“赶紧忘掉上面这些装点门面的废话，去看原作吧。”
（《蒙眼睛的旅行者》，朱岳著，即将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会馆的故事
梁 勇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旅居重庆的窦季良先生，在重庆城区进行有关会馆的“田野调查”，搜集到大量会馆碑刻、账簿等资料，在此基础上，窦季良先生从乡土观念、组织演化、集体象征、功能分析等四个方面分析会馆的功能及其作用。（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从后来者的眼光看，这部专书虽然略显单薄，甚至还不是纯粹的学术专著，但如果我们把窦季良的研究放到近百年的会馆史研究序列之中，就会发现，虽然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有关会馆史研究的专著或论文也出了若干，他们在问题意识和研究理路上并没有突破该书的研究框架。换言之，其后的研究者基本上也把问题集中在会馆自身运作、功能及其所带来的影响等方面。
顾德曼（Bryna Goodman）在《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中讲述的有关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上海地区的会馆故事，从会馆、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角度，梳理了不同时期会馆所面临的中心问题及处理策略。作者将这些看似零散的故事按一定时间脉络串起来后，让我们惊讶地发现，原来作者已经描述了一个被近代以来学界所公认的“传统”组织迈向近代的完整过程。通过对这个跌宕起伏的过程的描述，作者提出了她对时下一些经典理论的看法。读毕此书，让我们不能不钦佩作者严谨的论证思路和有理有据的学术推理。
该书共分九章。第一章为全文的铺垫，对几个关键词进行了界定。第二章讲述的是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与会馆的故事。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上海地方当局允许广东、福建会馆集结乡勇。会馆招募了大批闽粤水手，但不久即因资金匮乏而解散，这批乡勇大多加入会党，以致于地方政府认为会馆首事即是会党首领，而加以逮捕。第三章分析会馆活力及权威的来源。在本章中，作者分析了会馆首事中精英与非精英的作用。会馆权威来源于提供公共服务，包括殡葬、有关会馆的仪式活动等和为维护本团体的声誉所做的工作。第四章充分展现了作者宽阔的研究视野，将对会馆的研究从会馆本身拉进了更宽广的地方社会之中。作者认为，随着商业网络的扩展，会馆的功能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多城市的，甚至是全国性的网络，通过这一系统，他们把势力伸向全国。同时上海的会馆也帮助上海地方当局，征收捐税、负责地方治安。甚至他们还加入到国家政策的执行中，如洋务运动期间，上海的广东会馆大量投资轮船招商局。第五章的故事是紧接着第四章来的，在这章里，作者讨论了会馆如何与外国殖民者打交道的问题。作者从个案的研究出发，认为二者的关系基本上是相互合作又相互冲突。在第六章中，作者将对会馆的研究引伸到了近代发生在上海的大历史之中，即：反帝与共和革命。作者通过对1904年周生友事件、1905年反美抵货运动等事件的分析，认为同乡利益和国家利益能够实现互补。（第140页）至于会馆是如何参与共和革命的？作者发现早期的革命者几乎全是通过同乡会、会馆纽带联系在一起的。第七章讨论的是进入民国以后，会馆自身的调整及具有新式内容的同乡会的出现。作者发现，在各种“现代”问题面前，会馆对自身的组织形式及参与的事务进行调整，如在会馆的管理中实行民主的方式。第八章作者讲述了会馆在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作用。作者从两个方面来展开，首先是对会馆在五四运动期间作用的考察，作者通过对当时发表在报纸上的会馆的申明和会馆会议记录的分析，发现上海的会馆在这场运动的发起和运动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次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力量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入同乡会，同乡会仅作为人民团体或公众团体而存在，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动员能力，虽然它们也通过各种方式将影响渗透进入了国家政权内部。
第九章为结论部分，作者在这里对考察中国情况的两个主要诠释构架提出质疑。第一个是有关“文化”的理论，作者认为文化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同样的道理，同乡观念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不能以“传统”与“现代”截然二分的观点来理解会馆。第二个是质疑通过西方的“现代性”标准来认识中国的有效性问题。作者认为“现代性”标准来自于西方的经验认识，与发生在中国的事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本书至少在两个方面的讨论突破了以前的会馆史研究范式。
其一，作者将对会馆史的研究置于具体区域发展的脉络之中，从会馆史的近代化过程能够看到本地区域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作者不再把上海的广肇公所、潮州会馆、四明公所等会馆组织从上海地域社会中隔离出来，然后“就事论事”。作者提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会馆在维护乡谊、捍卫本乡名誉及会馆自身管理等方面的故事，也看到会馆首事如何参与到上海社会的地方政治之中。全书可以说包含了两条线索，一条是上海地区会馆从上海开埠之初作为旅沪同乡团体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成为具有“现代性”的公民团体的转变过程，与这个过程相伴的是民众民族主义形成的过程；另外一条线索就是上海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