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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东亚地区主义的演变及其对地区经济合作战略的影响+-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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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承包等‘企业系列’,没有明确依据却深入到经营细节的政府对民间的‘行政指导’等
等,这些经济制度和经济习惯构成了‘现代日本经济体制’”。9具体讲,同欧美各国相比,
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主要具有以下三大特征:第一,在“企业内部关系”方面,由长期雇用、
年功工资序列(工资随工龄递增)、按企业而不是按行业组织工会为主要内容;第二,在“企
业与金融业的关系”方面,主要不是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等“直接金融”的方
式融资,而是主要通过银行信贷,即采取“间接金融”的方式获取资金,以及与之相关的在
开展经营活动时,重视从业人员而非股东,第三,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方面,双方相互
依存,构成一种封闭的格局。10

那么,这种经济体制到底是战前的遗产还是战后的创造呢?前文已经提到,传统观点认
为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是战后经济改革的创造。然而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东京大
学和一桥大学的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等学者运用比较制度分析和计量经济史学研究方法得出
了不同结论:“构成这一体制(指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许多重要部分,是在20世纪30至
40年代前期日本经济的重工业化和战时经济化的过程中诞生的。”11“现代日本的经济体制,
是战时创造的体制,是通过官僚制定的经济计划并以企业及企业集团为实行组织来实现的体
制。”12这向传统的“战后史学”提出了挑战。 


1995年一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野口悠纪雄的著作《1940年体制――兼论“战时经济”》
出版,该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冈崎、奥野等人的观点。野口在序言中写道:“构成日本现
代经济的主要因素是战争期间形成的”,“我认为日本经济体制依然是战时体制,并为之命名
为1940年体制”。接着他阐述了立论的两条理由:其一,“这一时期日本产生了与以往不同
的制度,日本型企业、间接为主的金融体系、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
等日本经济的特点,在日本原本并不存在,而是根据战时经济的要求被人为的导入的”;其
二,经济体制的连续性问题,与战前、战后不连续的正统观点相反,战后的“人事和工作方
法全部是连续的”,“不仅制度上的连续性令人吃惊,更重要的还在于官僚及企业家意识的连
续性”。野口进一步指出,“这一体制的基本观念是生产优先主义和否定竞争,并且这一观念
直至现在仍发挥着重大影响。”13

在具体论证上述观点时,野口悠纪雄以1940年为分界线,列举了经济体系变化的大量
事实:企业经营方面,日本型企业的雏形就形成于战时――股东权利的削弱,由“股东主权”
转变为“从业人员主权”,终身雇用制以及年功序列的工资体制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劳资双
方参加的企业内工会的普及,制造业中的转包制度产生并盛行;金融体制方面,间接金融体
制的原型,存在于战时经济之中。而且日本现行的《日本银行法》就是以1939年纳粹德国
制定的银行法为蓝本,作为战时金融统制的总则于1942年制定的,直至今日依然是日本金
融制度的基本法;官僚体制方面,体现在行业统制会等组织的出现以及官僚思想的变化;财
政制度方面则发生了以直接税为中心和向中央集权制度的转变;土地制度方面由于农地改革
地主的力量和权利受到极大削弱等等。14野口悠纪雄以铁的事实证明了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不
是美军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的成果,而是“战时经济”体制的延续,对传统史学观点提出了
更为严峻的挑战。 

在日本国内,对传统的“断续”的观点提出异议的并非个别现象。除了冈崎哲二、奥野
正宽等人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和野口悠纪雄的《1940年体制――兼论“战时经
济”》外,山之内靖、J。Victor 。Koschmann、成田龙一编的《总体战和现代化》、粟田健的《日
本的劳动社会》、雨宫昭一的《战时战后体制论》、小林英夫的《帝国日本和总体战》15等也


是这方面著名的作品。可见,对长期居于日本史坛主流地位的传统的“战后史学”的挑战绝
非一两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已经成为当今日本史坛一股“重构日本现代史观的学术潮
流”16。 

 

三、“成效卓著,体制延续”——对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的再认识 

 

随着历史学的发展和历史研究的深入,人们才得以一步一步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对于
传统史学对日本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的评价,无疑随着大量新史料的出现和新的史学方法的
应用应当给予再认识。 

有目共睹,日本经济在战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联
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到八十年代又超过苏联,成为仅次于
美国的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一度“日本威胁论”、“黄祸论”
等甚嚣尘上,《日本名列第一》这样的书籍也开始热销。以此为背景,世界各国的政界和学
术界都开始探寻日本为何能创造这样的“奇迹”,而最终独具特色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被视
为创造“日本奇迹”的主要原因。 

那么,这一经济体制是如何形成的?何时产生的?这是人们极为关注的问题。而之所以
会出现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的局限,除了新史料和新的史学方法的缺乏外,还与其他原因有关。
日本在战后长时间内处于美国的占领监督之下,学术界必然有所反映,很难发出否定美国战
后改革的声音,同时日本经济长期处于高速增长,在“景气”的环境中也就鲜有学者对日本
的经济体制进行反思;国内史学界由于有着重视政治史的传统,在其影响下认为日本在战败
后处于美国占领下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政治改革,破除了法西斯军人专政的政治体制,同时占
领当局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改革,于是自然认为日本战时的经济被摧毁了,取而代之的
是美国人建立的民主经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虽然批判了改革的不彻底性,却也没有注意
到经济体制这一“盲区”。直到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人们才开始反思经济体制是不是有问题,
“盲区”才被人们发现。 


应当如何再认识战后的经济民主化改革呢?本文认为,可以用“成效卓著,体制延续”
八个字概括。首先,尽管改革存在不彻底性,但对于这场改革也没有理由完全否定,它确实
“成效卓著”,对于日本经济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功不可没。1945年日本战败,美国对日本
实行单独占领,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美国要对日本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造;铲除日本封建
的、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因素;一劳永逸地消除来自日本的战争威胁;将日本改造成一支和平力
量。“这场民主改革,虽然是美国占领当局这一外来者做主角进行的,但从改革的内容上讲,
却不是美国强加到日本国民头上的不可接受的事物,美国占领当局帮助日本完成了日本社会
自身应该完成而无力完成的任务。所以,这场民主改革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17
另外,从改革的具体成效来看;农地改革和解散财阀等经济改革措施;给日本社会带来了经济
民主;促进了日本经济的长远发展。这些改革措施不仅最终消灭了长期无法铲除的封建主义、
军国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使得日本在战后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而且对战后日本经
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大批家族的、保守的财阀退出了财界,而具有实际经营能力的中上
层管理人员登上了财界的领导岗位,引发了“经营者革命”,18这场革命是企业领导层形成
年轻化、专业化的局面,为后来引进外国新技术,推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方式铺平了道路。一
批新企业家的崛起,成为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一大重要原因。 

但是,对于改革的作用不应当过分夸大,“成效卓著”是在“体制延续”的范围内发生
的。为什么经过民主化改革,战时的经济体制却得以延续下来呢?“1940年体制论”的倡
导者野口悠纪雄认为,“官僚机构未遭破坏得以存续的第一个原因,是占领军未采取军事管
制,而是通过日本政府实行间接统治……但是,仅这一理由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更重要的原
因是,占领军的改革设想,就经济问题而言是很不系统的。占领军本没有对日本的经济体制
进行彻底变革的意图。”其次,他认为“就被称为战后三大经济改革的农地改革、解散财阀
以及劳动改革而言,均存在局限性。例如,解散财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达到‘心理的和制度
的非军事化’,具有强烈的政治和军事色彩。”19再次,他强调“日本的官僚组织并非被动地
接受由占领军主导的改革。不仅如此,日本方面为了使旧体制得以延续,采取了巧妙的应付
办法。”第四,他断言“和官僚制度一起,40年体制的主要成分得以留存,其中具有代表性


的,就是金融制度……以日本银行为顶点的金融界,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体制。”为什么会
出现上述情况?按照野口悠纪雄的观点,就是“由于冷战的发生,导致了改革方向的转变。”
20

对于日本经济而言,“战时形成的1940年体制直至现在依然存在,并构成经济的核心”。
21因为对于作为“构成了当今日本经济的中枢”22的官僚制度和金融制度在战后改革中没有
被触及。“以官僚统制对民间经济活动广泛干预和在财政税收制度中存在中央集权体制为特
征的战时官僚机构”23得以保存下来,官僚的思想方法、官与民的关系以及财政税收制度等
也被大致地继承;日本型企业、间接金融的原型存在战时就已经存在……这些最根本的要素
没有被触动,日本经济体制自然就保持了其历史的连续性;而正是这些最核心的东西再次受
到学者的关注,我们才从对传统观点的盲从中解脱出来。野口悠纪雄等人有关“1940年体
制”的确立的论述,无疑为人们研究当今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确定了一个参照系,从而使人
们能够进一步对日本经济体制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综上所述,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乃是战时经济体制的延续,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没有像传
统史学论述的那样对于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尽管战后改革“成效卓著”,
却只是在“体制延续”的范围内发生的,日本现代的经济体制在官僚制度、金融制度、企业
制度等各方面依然是战时体制的延续。显然,历史的联系和延续是客观存在且无处不在的,
至少在经济体制方面如此。 

 

注释: 

1对于日本的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的概念,出于比较的需要,在本文中与《世界史》保持一
致,指美国占领后的进行的农地、劳动、解散财阀等改革。有的学者,如杨栋梁在《论日本
战后型经济体制的形成——兼评“1940年体制”》一文中认为,日本经济民主化改革在美国
进行的民主改革后还是一直延续的。 

2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页 

3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页 

4杨栋梁、江瑞平:《近代以来日本经济体制变革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8页。
书中杨栋梁认为,日本战后经济改革是在美国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两个政策主体”的主导
下进行的。并且“战后经济改革并未因美国对日占领的政策的改变而告终结”,而是在日本
政府的主导下继续进行,“战后经济的制度性框架是在1955年前后固定下来的”,因此“战
后型经济体制也可以称为‘五五年体制’”。 


5大藏省財政史室編:「昭和財政史——終戦から議和まで17」資料1、枺蠼U済新報社、1981
年、19页 

6同上,第26页 

7小林义雄:《战后日本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页 

8同上,第20页 

9岡崎哲二、奥野正寛編:「現代日本経済システムの源流」、日本経済新聞社、1995年、2
頁。(转引自冯玮:《总体战和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三大特征的形成――近年日本史坛新动向概
述》,《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10同上,第 2、3頁。 

11同上,第2頁。 

12同上,第4頁。 

13野口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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