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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重则身败名裂，无法在社会秩序中正常的生存。很显然，这一时期倡导的严厉刻板的性道德、性禁忌，是与当时社会追求高度的整齐划一和集中控制相一致的。
然而，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体制转型，社会形态变迁，在这一大背景下，以往针对个人性行为的社会控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松弛甚至解体，人们的性行为也开始逸出制度化的规范尺度。正如某些性研究者所言，中国人近年来的性行为表现，与西方社会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性革命”、“性解放”所经历的如出一辙，虽然西方是公开张扬的社会解放运动，中国只是随社会变迁顺势而行的悄然变化，但在内容上、在具体表现上却没有根本的差异，例如，多性伙伴现象。
多性伙伴，这一新创的动宾词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即一个人先后或同时拥有多个性对象、性伴侣，无论婚前和婚后。性伙伴多至十人，甚至几十人上百人（《调查》确定的调查对象为有性伙伴十人以上者）。这在常人看来恐怕要惊异，然而却是确凿的现实存在。尽管在整个社会上，多性伙伴者只是现代城市生活中的一个小群体。对于这一现象，作为理论工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惊骇或愤怒，而应从学理上探究，为何在我们这个历来对性行为管制严厉的社会中竟会出现这样一个小群体？这一小群体的产生和存在又是如何可能的？若说原因有许多，什么是其最主要成因？所有这些，正是《调查》作者所要回答的问题。
社会对于人们性行为的控制，可分为三种：自我控制、非正式控制和正式控制。《调查》作者注重的是前二者，他在众多个案调查的基础上，剔伪存真，分类整合，将自我控制和非正式控制作因变量，将多性伙伴行为作自变量，在个人性行为与社会控制之间做成了一个相关结构，然后将这一小群体的产生置于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大背景中，用这几十个具代表性的个案，来具体分析和说明这一群体产生的原因和机制，解释多性伙伴者的性行为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联。
个人性行为与社会控制两者之间如何形成相关？使这一结构得以成立的关键性功能何在？在此，作者引入了西方的交换理论，这也是《调查》一书的核心解析工具。
交换理论源自两个基础：行为心理学和市场经济学；通常也在两个层次上加以运用，即微观层次上的个人行为和宏观层次上的群体行为。交换理论具有很强的解析力，不仅可分层次运用，而且广泛普适，可适用于很大范围的个人行为分析，若与其他西方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理论如强化理论、互动理论相比较，这一特色就更为明显了。而且，在市场原则弥散渗透到了社会上下各个角落的今日中国，交换原则也更易为人们所理解。若说交换原则在过去只是人们对性行为“自律”的下意识控制，那么，在今天就会代之以头脑中明确的现实考虑。不过，这只是一个大前提，理论运用是否合适，最根本还在研究对象和理论之间的契合与否。由此来看，作者选择了一个合适的理论。
社会控制之能够实施，个人之所以能接受和容忍控制，是因为在社会和个人这一结构间存在着交换。“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回报的，当人们无法通过性行为的‘自律’从社会换回‘利益’的时候，追求自我满足与身体快乐的多性伙伴行为便难免发生。而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确实使得社会控制与私人性行为间原有的交换关系破坏了。受控制者不再能够从控制中获利，遵守和服从社会控制对受控制者已无利可图，社会控制自然受阻。多性伙伴行为者的行为选择，是基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理性选择”（《调查》第349页）。由这一番虽简单却恰当的结构功能分析，多性伙伴者最基本的行为动因大体上也就解释清楚了。
依据交换理论，个人性行为和社会控制之间存在着一种制约和服从的关系，个人服从社会规定的性行为规范，社会则按照统治者意图并经由无形的观念和有形的制度对个人性行为加以制约和调节。表面上，社会和个人，社会一面占有主导的优势地位，但控制一服从结构的形成，归根结底取决于双方互为利害的交换关系，交换是构成这一结构的基础性原因。个人对社会控制的服从不仅仅是付出，同时也从社会获得肯定和奖赏；反之，若不服从，则会受到社会的惩罚。从社会角度来看，提供和维持奖赏、惩罚机制是一种成本，但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是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现实选择。因此，根据利益极大化原则，个人和社会维持控制一服从结构的平衡同样都是最合理的选择。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这种结构关系也就发生了变化，交换双方以往的成本收益不再平衡，需要重新调整以作更现实的选择。就适应新的格局以作最佳选择来看，无疑社会一方笨重和呆板，个人一方要远优于社会，能迅捷灵活地做出反应。当一部分人发现，性行为的自律自好，现时已不能从社会得到肯定和奖赏；反之，背离传统规范，也不会遭到怎样严重的社会惩罚，他们自然就根据快乐原则，趋向追求性放任的现实利益。这就是多性伙伴者这一小群体产生的现实原因，是《调查》提供的一个令人信服的社会学结论。
由此可作引申的一些问题也是意味深长的。
从《调查》个案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多性伙伴者均供职于市场，对他们来说，过去社会控制中交换得失的考虑，现时大多已失去意义，所以，他们可以对周围舆论满不在乎。可对如今仍然生存在单位体制中的公职人员则不然，服从社会的性规范，对他们的提级升职或保持住既得利益还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们在多性伙伴行为上的节制、尤其是注意隐秘和后果，与前者是大不相同的。还有更为重要的，就是社会控制和个人行为自由的关系。社会需要维持正常的秩序，而个人自由也需要保护和保证，如何在两者间达到最佳平衡点，这是政府执政的重要目标，也是社会中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虽然多性伙伴的行为在今天难以得到公众认可，但我们必须从中看到，这一小群体的存在，只有在社会控制有所缓和、宽忍和更为人性化的今天才有可能。
最后，若对此书有所苛求的话，有两点可谈，一具体一抽象。
具体的是，《调查》一书所用的交换理论是美国霍曼斯、布劳等人的主流理论，可在美国主流理论之前，尚有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交换理论。斯氏将人际交换分为有限交换和泛化交换两类，有限交换是个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换，泛化交换则以三人以上的更大人群为交换范围。泛化交换不是交换者直接从对方获利，而须通过更大的社交群体才能间接地得到利益。这种交换的重要性在于，它不直接从个人利益出发，而更多地诉诸个体对于群体的道德感和责任感。《调查》若将斯氏的泛化论引入个人与社会的服从一控制结构，当会有更完满的结论。
抽象的一点也可说是感慨。目前中国的社会学，差不多都是西方理论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调查》中除交换理论外，还用到了社会网理论、性别理论，虽然作者的研究对这些理论有所修正和补充，但作为基本方法论的西方化是贯彻始终的。令人丧气的是，尽管自觉，可笔者的评价也不得不用到西方理论，如斯特劳斯。如果说，目前我们的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是自然科学的“学徒”，那么，中国社会科学更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学徒”。在此特别提到这一点，只是表达笔者的愿望并与作者共勉，那就是：我们如何从本土的研究材料中提炼出自己的社会学方法呢？
（《中国多性伙伴个案研究》，方刚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2月版，22．00元）
向来处去
■ 金明善
人生识字糊涂始，这样的话里透露出的自然更多是“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慨，但是，识字本身真的让我们更加明白了吗？当文字完全被当成一种表述工具的时候，我们对文字自身又有多少洞悉与感知？尤其是汉字。汉字是目前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文字，当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字或随着当地文明的衰亡而消失，或被其他文字体系所代替的时候，汉字依然绵延不绝，充当着中国人书写精神轨迹的载体。惟因其“长”，这些符号之中蕴涵了复杂的文化意义，当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我们的表达也因了网络、多媒体而变得越来越图形化，越来越简单的时候，一种危险也悄然而至：我们分明已不再清楚一个个汉字的来处，触摸不到其肌理中的温度，这样，怎么能够延续那铭刻其中的沧桑与美丽？
《图说汉字的历史》一书的意义正是在此处得到了凸现：向来处去。
本书的作者阿迁哲次是一位日本学者，他的文化身份无疑会对他书写的立场和方式有着无法忽视的影响。由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汉文化圈的辐射布及日、韩乃至越南。对这些国家的学者而言，虽然汉字早已融为他们文化的一个部分，但由于其文化内部的某种异质特征，使得他们在面对汉字的时候，比中国人多一份疏离感。而正是这一点文化上的隔膜，突破了我们由于完全浸染于汉字的书写中习焉不察的局限，使其在勾勒汉字的历史之际，拥有了别样的视野与角度。作者在后记中说，最大限度地为学习汉字、使用汉字的人提供更多的相关知识，是他撰写该书的一个目的。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原计划由东京外国语大学的桥本万太郎先生执笔，阿迁哲次接过了桥本教授的笔，也努力贯彻着桥本教授的想法：汉字的历史，同时又必须是使用汉字的人的历史。
本书着力勾勒出了一部简明扼要的汉字发展史。从传说中的“苍颉造字”开始说起，描绘了一位“文化英雄”的面貌：黄帝的史官，长着四只眼睛，汉字被创造出来时，“天雨粟，鬼夜哭”。传说不能代替史实，作者希望写成的是一部“汉字事典”，作者以考古学的成果作为重要参考，半坡时期的陶文，带出了文字与记号的区别；大汶口出土文物上的图像作为汉字起源的可能；殷代初期的河北藁城台西遗址的陶文和江西吴城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等，作为甲骨文前身的意义，这些都成为作者考察汉字历史时一一描绘的细节。尽管作者审慎地说，要探明汉字的起源，还有待于考古学界的新进展，但仍然让我们从中依稀看到了汉字的前身。这样一种以“事典”来连缀历史的方式在本书中一以贯之。单以甲骨文为例，作者并没有仅仅分析其图形的意义，而是详尽地叙述了甲骨文产生的年代、被发现的年代乃至研究的种种背景资料；甲骨文和殷代的占卜方法有什么联系；甲骨文的刻写工具和方法是什么；甲骨文是怎么被发现的；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王国维分别对甲骨文的研究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甲骨文的真实发现地是如何被揭示的；甲骨文的开掘对当地百姓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科学挖掘给甲骨文的研究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董作宾对甲骨文进行的“断代研究”价值何在；作为解放后位于甲骨文研究前沿的郭沫若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殷墟以外的甲骨文说明了什么。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答，使我们看到了一幅丰富的文字发展的画卷，既有远古时代文明创造的神奇，又不乏乱世中知识者的坚守和百姓们为了生存做出的种种努力和挣扎。汉字的历史实际上是中国文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一种书写方式使《图说汉字的历史》获得了广阔的视野：青铜器器中的金文字透露出的酒文化的盛行和文字的神圣性的丧失、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字文化中夹杂着的争霸的野心与憧憬、始皇帝统一文字背后的文化专制、隶书时代的文化风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字文化显现出的雄浑气势、隋唐时代的文字文化与科举制的发端、宋与周边国家的文字状况所反映出的文化变迁……
与这种观察汉字的开放视野密切相关，《图说汉字的历史》也关注到了汉字的现代发展趋势，中国人创制的表音文字、注音符号、普通话的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和汉字的简化都在本书中得到了详细的介绍。而对汉字的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的关注，更使得汉字的历史得到了全面的呈现。作为一种符号，汉字的结构必然对其阅读方式与读者范围乃传播都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从甲骨、青铜器到石材再到竹、木简，文字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