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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腰，用手摸着石头上台阶……我吓出了一身汗，不知是人还是鬼。后来确认是陆叔叔。我好抱歉，没在他出门前赶去。他笔下生花写出的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侦探故事，让人们那么着迷。而写书的人恐怕并无擒拿格斗之能。我常常担心如果坏人真来了，他眼睛看不清，如何战斗？说不定还得要我这个胆小鬼保护呢。
喜欢装鬼吓唬我们的三哥偏偏在上高中时编了一个话剧《不怕鬼的故事》。那是一个有反修含义的短剧。他就在戏里演代表帝国主义的鬼。一开幕，一个长长的飘浮不定的鬼影，伴着恐怖的嚎叫出现在舞台上。接着那拖着长舌头，尖尖的手指举着响尾蛇导弹模型的哥哥上场了。学生们一阵阵鼓掌叫好，只有我心知肚明这就是哥哥常常在恭王府轻车熟路的伎俩。姐姐和我观摩了这场演出以后，又到我们各自的学校里“盗版”上演。姐姐演不怕鬼的弟弟，我演了怕鬼的修正主义哥哥。当鬼影一出现，我就吓得扑倒在地上，哆哆嗦嗦，居然是我在恭王府被闹鬼的传说弄得魂飞魄散的真实写照。
七、恭王府周围的老胡同
恭王府的周围是北京再平常不过的小胡同和四合院。几年前在《世界日报》上读到北京的“胡同游”，原来就是我最熟悉的分布在恭王府、什刹海、后海、银锭桥一带的小胡同。老外大多悠然自得地坐着“时髦”地飘着黄旗的三轮，听穿着红色马夹的三轮导游侃着老北京的故事。几年前重游恭王府时，也重游了附近的小胡同。让我诧异的是在巨变的北京城内有一处不变的，居然是我梦中无数次出现过的土墙围城般的群落的四合院。
当年大翔凤小学的同学大多住在这些四合院里。四合院有大有小，有旧的和很旧的。我去过一位满族同学家的大宅，她祖上是清朝当大官的。虽然四合院破旧，但看得出昔日的富足。正门对着一个大厅，黑糊糊的厅堂供着历代的牌位，供香的方桌旁是两把红木的太师椅。她曾祖父母的大头像悬挂在墙的正中。有一张很多人的合影中有她的上代人和李济深（国民党创始人，新中国开国时当过国家副主席），都穿着长袍马褂，像是民国时代的装束。他家人非常有礼数，热情地招呼着：“姑娘，您这儿坐”，“您这儿慢慢儿聊着”，“您走好”。还从来没人把我个小孩儿当回事儿，我心里直觉得好笑。
而大多数的四合院都是好几家合住的大杂院，院子里往往有口井。夏天就用水桶把西瓜和啤酒浸到井水里“冰镇”。全院儿老老小小就在院子里支着小竹椅边吃边聊边扇着大蒲扇。
下了课，我们往往到学习小组的同学家一起做作业。条件好一些的能让我们围坐在大餐桌上写作业，条件差的大概只能跪在炕桌旁了。我家的条件应该说是最好的了，可是我一次也没让同学走进那个有卫兵把守的高墙深院。老师和同学也从没要求我和别人一样轮流请同学到家里做功课。我想他们也是在恭王府对外开放后才见到“庐山真面目”的。这是我始终深深抱歉的。
记得大跃进的年代，学校的操场上也立起了一个炼钢炉。老师很卖力地往熊熊的火炉里丢进我们上交的废钢铁。火不能熄灭，老师们得日夜加班，眼睛熬得和炉里的火一样红。而我们就得更卖力地搜寻废钢铁。我家的旧锅、水壶、秤砣……得平均分配给几个兄弟姐妹，以完成学校的任务。到哪儿再找得到废铜烂铁？我每天放学回来在院子里的树丛中瞎转悠，盼着踢到一个带响声的东西。
后来我们小组的一个同学发现了一个工厂的后院堆了很多废钢铁。于是我们下了课，走了半小时才到那工厂。钻进铁丝网，我们就往筐里装不成形的钢板边角料，哼哧哼哧抬回学校。连干了几天，我们小组都是超指标的。大概有得红眼病的，发现了我们的聚宝盆，也去捞。结果就被工厂的保安抓住了，告到学校。闹了半天那工厂是正牌的轧钢厂，边角料可以重新回炉炼钢。人家是真炼钢，我们把人家的纯钢拿回来丢进土炉，炼出来的都是岩石般的黑疙瘩。我们纯粹是瞎起劲，当时全国都在瞎起劲。《人民日报》天天报道钢产量，1958年炼出了1080万吨钢，不知其中包括多少像我们小学烧出来的那种废疙瘩。后来不知为何，大炼钢铁的运动过去了（就像任何运动一样，再折腾都会过去的），拆土炉，清除满操场的又重又脏的金属垃圾又是一番折腾。
那时还有一项课外功课是逮老鼠，逮老鼠的成绩要凭上交的老鼠尾巴。我曾经靠炊事员叔叔抓住的老鼠上交过一条尾巴，仅此而已。看到别的同学每天有新的成绩，心里可着急了。家里只是偶然能看到老鼠，我又很怕贼溜溜的老鼠，哪能抓得住？有一天我问一个一天就上交三条尾巴的同学：你们家真有那么多老鼠吗？他说，你好傻，把萝卜尾巴剪下来搓搓泥，不就跟老鼠尾巴一个样吗？他的脑子可真好使，不知老师每天收到了多少萝卜根呢。数字一级一级地往上报，于是全中国老鼠成灾，消灭的老鼠也成倍成倍地增长。
每次去北京重访恭王府，我都会沿着周围的胡同，朝那些年老失修的四合院里张望，几年前看到的是满目的鲜花，去年看到的是层层叠起的砖瓦，一派大兴土木重修四合院的景象。有的四合院已经成了张灯结彩“朱门酒肉臭”的饭店、酒吧，有的已是人去屋空，萧条冷落。我一边串着这熟悉又陌生的胡同，一边期盼着奇迹般地碰上个两鬓灰白的老头儿或老太太，冲着我这个老同学惊呼：“啊，怎么是你啊？”
八、入住恭王府的“无产者”
当然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家庭条件是高于大多数小朋友的。我们有浴室和冲水马桶，房子比别人大。但家具是简陋的，都贴着公家财产的编号。父母仅有的财产是刚解放时部队发的印着“保家卫国”的帆布箱，当然后来又添了一个电视机。我们睡的是木板床，我和姐姐合用一个旧书桌。父母要我们记住我们没有财产，是无产阶级。这个定义也许并不确切：这是一个成为了人上人的阶层，尽管没有产权，却有高于老百姓的使用权。但无论如何，那时的干部有非常自觉的、公私分明的意识。
父亲生重病时，部里买了一点高丽参给他。爸爸说什么也不让公家出这份钱，听妈妈说每月从工资里扣，才把几百块钱还清。妈妈写私信从不用公家的信封。就是私信，也总是把别人寄过来的信封翻个面再用。我常常帮妈妈做这个手工活儿，所以记忆特深，而且我自己很多年也继承了这个传统。
爸爸妈妈对我们管教非常严。我从小穿姐姐的剩衣服，也没钱买零食。小学时不给零花钱。初中时一个月有五毛钱，高中变成一块。记得跟同学走半小时到鼓楼文具店买根铅笔或一块橡皮，回来还要把多余的钱还给妈妈。同学买糖葫芦吃，我只能在一边咽口水。那滋味不好受。可我从来不敢开口要求多一点小钱，哪怕是得了奖状。
有一回我的三哥跟妈妈要了五块钱到王府井买他学美术的颜料和画册，结果掏钱买东西时发现那五块钱没了，也不知是不是给小偷掏去了。他怕妈妈骂他，不敢回家。家里左等右等，吃了晚饭仍不见他身影，妈妈真的急坏了。后来有人打电话来，说我们要关门了，看见一个小男孩蹲在店门外哭，是不是你家的孩子？我证明他丢了钱，你们不要骂他。妈妈哪还顾着钱的事，赶紧把他接回来。我家的家教似乎也太严厉了些。连我家最调皮的三哥为五块钱都不敢回家。碰上我没准儿得在外面待上三个月。现在我们都老了，每次聚会少不了翻出过去的事开玩笑，妈妈自己都觉得对我们的要求是太过分了。
比起别人家，我总觉得我们小时候得到的母爱少了点儿。我妈妈那时是国务院机关幼儿园的院长，那是一家依照苏联的幼儿教育模式管理的全托幼儿园。为了尽心尽力地做好工作，她也和小朋友一样，住在园内，周六才回家，所以我们平日是见不到妈妈的。我有两次住院，妈妈都没来看过我。有一次在全身麻醉醒来以后，看到病房里其他小病友都有妈妈陪着，我却没有，哭得很伤心。护士告诉我，妈妈打过几次电话，问我醒来没有。第二天，姐姐和保姆带着一罐冰激凌来看我，我才开心起来。那罐冰激凌也是因为我刚切除扁桃体，妈妈嘱咐要我当任务吃的。看着我皱着眉头痛苦地咽下冰激凌，姐姐只能在一旁痛苦地咽口水。
妈妈周末回来就忙着处理家里的账务，布置下一周家里的伙食计划，买东西，给我们五个孩子做衣服……妈妈也布置我们劳动，扫院子、扫鸡窝常常是我的活儿。
父母不太督促我们学习，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够努力了。他们更注重的是我们的品德、劳动观念和克勤克俭的生活习惯。在我的印象中，父母很少表扬我们，即使老师在与家长见面时说了我九个优点，一个缺点，那一个缺点就是妈妈和我谈话的唯一的内容，其他九个优点全都忽略不计了。
我的爸爸在我们面前总保持着一种威严，除了对我们政治性的教导，他是不喜欢过问婆婆妈妈的小事的。所以，爸爸对妈妈为了别人的孩子不管自己的孩子这件事颇有意见。让他又当爹又当娘，真是难为了他了，何况他也时常去外地出差。后来爸爸生病了，院子里的几个叔叔阿姨开始站在爸爸一边，向妈妈吹风，妈妈最终调到了公安部，结束了她自解放以来就从事的幼儿教育。
妈妈和爸爸在一个部里上班后，爸爸乘小汽车，妈妈骑脚踏车上班。爸爸的汽车当然从不送我们上学，就连我的大哥和二哥在西郊的101中住校，礼拜六下午回家，有时为了省几毛车钱，能从起码50里外的学校走回家来。你能想象吗？当然驱动他们的并非区区几毛钱，那时候年轻人心中涌动的英雄主义和坚韧的精神是今天的小皇帝们不可理解的。后来我上中学时，也试过每天跑两个小时来回学校，一个月才省下了两块钱的公交车月票钱。后来由于营养跟不上，贫血，头晕而放弃了这得不偿失的“省财之道”。
我们家的饭桌上是不准留饭粒的，谁掉下的饭粒谁吃。更甭提碗里的了，必须吃得干干净净。爸爸有一次说起，解放战争后期他在大连开刀疗养时，疗养院有人吃馒头还剥皮，一位护理员来收桌子时，把馒头皮从桌上抓起，一把塞进自己嘴里，眼睛狠狠地瞪着那人。后来那人再也不敢了。爸爸说很多人吃不饱饭，浪费粮食是犯罪。我到现在还记得爸爸在讲这个故事时，学那个护理员气愤地瞪眼的情景。
即便我们与爸爸在同一饭桌上吃饭，却吃着不同的饭菜。他有特供，可以吃到小站米、牛奶、鱼肉等，我们都自觉地吃着我们那份普通餐。据说在战争时期，哥哥在很小时就懂得在爸爸吃饭时离开，和妈妈去吃大灶。可我总是吃着自己碗里的，瞄着爸爸盘子里的好菜，就是饿，也故意细嚼慢咽，默默地期盼着爸爸吃下的剩菜（也许是他故意没吃完）。等爸爸一离席，说时迟那时快，我们赶紧把自己碗里的饭扣到瞄准已久的盘子里。那带着肉味的残渣剩汤拌在饭里时，让我们感到了无比的幸福。而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这种舔盘子的幸福不再有了。
我一下课，就喜欢往厨房里钻，跟炊事员叔叔要炸过油的猪油渣吃。他炒菜时我在一边不肯走，总要帮他尝尝咸淡，还动不动去尝那半生不熟的半成品，哪怕在那儿闻闻油烟味儿都是好的。他讨厌死我了，每天在我放学回来时就把厨房门关上。我总是在门外央求他：“童叔叔，给我开开门。”看我们谁磨得过谁。我总有办法让他开门的，给爸爸沏茶啦，端中药啦，给鸡喂食啦。我那时就像一个小老鼠，总想偷油吃。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我家不再开伙了。厨房里只能喝到白开水。
三年自然灾害时，爸爸很长一段时间在湖南蹲点。有次回京汇报工作，吃饭时突然对我们发火，说你们去看看农民吃的是什么，连地瓜叶都算是好的。爸爸还说起他到一个村子去时，村干部摆了一桌好菜招待，他气得扭头就走，随后就把村干部给撤了。爸爸要全家吃食堂，他吃小灶，我们吃中灶，炊事员到食堂帮忙。爸爸还主动要求把自己的定量从三十斤减到二十二斤。小时候我并不懂得爸爸在湖南看到了什么，在北京，我们感受到生活更艰苦了，吃不到肉了，但并没有饥荒的体验。
那次到湖南调查，刘少奇是工作组长，爸爸是副组长。直到最近，我才看到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一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我到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