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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厚人、助人为乐才是他长大以后应该坚守的美德。
“一本书”则指的是明朝“程朱理学”大家朱柏庐的《治家格言》，田先生从小就会背，从小就对每一句话都有现实的对照，因此尽管此生历尽坎坷，也看透了世态炎凉，但是“朱子格言”还是左右了他一生，到了耄耋老龄老人家依然还能朗朗上口。
有时候田先生去内地助学，学校的老师、学生不相信他的“童子功”真的一直到今天都“没齿不忘”，田先生就说：“那你们就随便挑出来一段当场让我背吧。”然后他就按照人们指定的段落往下背：“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我和田先生见面，后来谈话已经变得非常轻松，就也提起此事，问他此“功”是不是真的到现在都没有被“废掉”。田先生也很高兴地对我说：“那你也现场考考我啊！”还说“别考前面那些容易的段落，考后面的”，我就在朱子《治家格言》的中部和后部一连挑选了三段“难背的”当场“考”起了老先生。结果无论哪一段，哪里都无法把田先生“考糊”“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勿念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朱子《治家格言》全文500多字，我指到哪里，田先生就背到哪里，这本书在田先生看来，是中国传统美德的集大成，而他一生都因为这本书而“受益无穷”。
文化，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原来会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任何时代它都可以雕刻出一段段美好的人生1993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2886号小行星命名为“田家炳星”，以表彰他的慈德善举；2006年12月，截至我去拜访田先生的时候，中国内地已经有68座城市授予了田先生“荣誉市民”的称号；而香港8家政府开办的大学（2006年底增加到9所），每一家都给田公家炳戴上了“荣誉博士”的帽子，这使得田先生很开心也常以此自我调侃：“瞧，我这个‘博士’也真够格。中学都没毕业，‘博士帽’倒落了一顶又一顶，这样的身份难道不是徒有其名？”说完，老人和我都笑到弓身
“拆了墙”咱不更是一家？
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每年不需要向中央政府交税，这件事从根本上说应该是对香港天大的“利好”，但是这个话题，我来香港后很少听人提起。相反刚到这里，第一个周末，我和先生上街购买生活必需品，先生说：“记住，兜里头装上点散纸（零钱），今天是香港的卖旗日，否则，咱手头没零钱，到时候就得往外掏大票儿。”
“装零钱”、“卖旗日”？这是什么意思，和我有什么关系？
原来香港的慈善机构在向政府社会福利署申请获得批准后，每年都可以上街进行一次募捐筹款，这种活动一般只在每周六的上午进行，叫做“卖旗”，因此一年52个星期，每次到了周六满街都是来做义工的中学生，这些孩子身上人人会挎着个钱袋子，手里拿着好几张不干胶的小贴纸（原来是一面面的小旗子），见了行人走过来就要求你“买旗”，此时，行人多半都会把一两块的零钱交给他们（当然多了也不限），他们就撕下一张上面印着某某慈善机构名字的不干胶，往你的衣领或胸前一贴，这样你今天对社会就已经表示过爱心了，别的慈善团体再见到，就会放你过去。
香港的“捐献文化”历史悠久，社会认同高，他们捐献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惊天动地，可歌可泣，而同在这一点上，内地人和香港人同根同苗，血管里流淌着的本是同一腔的热血，两厢融合应该不会生出排异，但是香港人对内地人支持，内地人深怀感激；不过内地人对香港人尽了手足之情，不知道为什么，香港人却不会那么轻易地被感动。
2007年3月1日，香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因为上一年本港经济又取得了出人预料的高增长，在《2007—08年香港政府财政预算案》中提请立法会批准政府将在五大方面给予市民“宽免税收”、“一次性回馈”的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调低薪俸税、增设新生婴儿免税额、宽减两季差饷，以及调低低价物业印花税等等。“财爷”的建议被香港社会称作“五大惊喜”，然而谁知道，唐英年能从腰包里拿出这富裕出来的200多亿“大力派糖”，“与市民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如此气粗胆壮，这一切都和什么有关？
无需讳言，香港人历来善于拼搏，历来有本事在逆境当中如老同黄牛一般地在泥泞里顽强耕作，但是香港从2004年开始“经济复苏”，到2006年“强劲复苏”，中央政府和内地的13亿同胞都为他们做了什么？这里面有互惠互利，有援助支持，更有奉献牺牲。
简单回望一下历史：2003年，香港政府当时的财政赤字已经高达401亿港币；2004年得到改善，赤字下降到40个亿；2005年政府的盈余开始实现140个亿；而2006年综合盈余则上升到551亿，这才有了香港2006年“本地生产总值”增长了6。8％，才有2007年可望达到4。5％到5。5％的继续升幅，而2008年到2011年，香港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依然还可以保持在4。5％的较高水平。
内地13亿同胞，勒紧了裤带也要看到香港的经济快速恢复过来，这是真心。
2003年6月29日，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签署了《CEPA》，接下来是第一阶段至第四阶段的具体实施，这个《CEPA》在经贸政策上给予了香港极大的优惠，其中在货物贸易方面：香港进口到内地的“原产地产品”关税几乎全免，这个“全免”，也就是“零关税”，香港人很少去想，说来容易，拿出来做做人情更体面，但是对内地的厂家却带来巨大的冲击。
2003年2月至4月，香港的失业率统计数字是7。8％，而2006年同期，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5。1％；就业人口到2007年年初却高达350万，创下了连续6年来的历史新高。
2006年12月，联合国大学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WIDER）调查全球财富的分配状况，发现彼时香港的人均财富净值（net worth per capita）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一，达到了20万2189美元，这个数字比卢森堡高出一成，第三名和第四名才轮到瑞士与美国。
同样是2006年，美国《福布斯》公布了亚洲十大顶级毫宅，排名从第2到第9都在香港。这一年香港股市气势如虹，“恒指”一直处于五年半来的最高位，从年初的15300多点一路飙升，到年底已经突破了20000点的大关，而且据专家预测，未来香港股市还会“牛足3年”。
进入到老百姓的层面，近年来，香港与内地两地婚姻逐渐增加，2005年共有2。49万宗申请“寡老证”的香港男性公民与内地的女性在港结婚，而香港女性与内地男友结婚的人数也接近5000人，比四年前整整增加了一倍。
2006年30％的受访香港应届会考生表示愿意“北上”就读内地的高校，香港的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愿？因为在内地，学生读大学，所交学费和生活费用不仅远远低于他们赴海外高校去留学的费用，而且香港的学生，父母挣的是当地的工资，但是他们的子女在内地却可以享受得到和内地的大学生一样的学费标准以及政府补贴。
根据香港政府规划署的调查发现：香港回归以前，“到内地定居”这种事对香港很多人来讲简直是不可思议！然而到了回归以后，香港人“返迁内地去生活”已渐成趋势，每两年就会以50％的速度增长。
碰巧正是在我《晚来香港一百年》这本书即将付梓时，我的一位为内地贫困儿童一次性捐款可以捐到“身无分文”的香港朋友来我家做客，我们谈到目前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她听我说了很多香港的好话，有些不耐烦，就打断：“哎呀，从你的嘴里，我怎么尽听到恭维，为什么你对香港人从来就没有一句埋怨？”我说：“是吗？那好，那我现在就说说你们香港人的不是。”朋友洗耳恭听，我也不客气。但是等来等去，朋友最后怎么也想不到我会说出下面的一句话：“你们香港人啊，让我最不可思议的是‘不懂得领情’！”之后大家都沉默，过了一会儿，朋友把眼光端正，冲我点点头，表示同意。
“香港人，”我继续对朋友坦言，“要是能够懂得自强不息也懂得领情，那就更好、就更聪明了。”
朋友点头的频率不断加快，她说：“是啊，不用你讲，其实连我自己有时也觉得我们香港人总是爱抱怨，抱怨生活水平不如从前，抱怨内地也抱怨香港，就是不想想自己的日子比别人已经过得好得多，相形之下，从他们嘴里要听到几句‘感谢’和‘赞美’就非常不易。”
“永远不知足”是香港人的一大特征，这种心理是好是坏我一时难下结论，但是香港人至少应该看到一个现实，什么现实？那就是香港回归已经十年，大家有目共睹：世界上哪一块殖民地一旦回到了他的祖国的怀抱，经济上的发展能够比得上香港更健康、更有前途？除此以外，还有一句话我一直如骨鲠在喉，既然那天和朋友聊天聊得投机，也就一吐为快：“香港如今已经回归祖国，十年与内地的合作大家已经见到了双赢的局面，这样以后的岁月，两地people就谁也别再给谁脸子看啦，赶紧手拉手，努力打拼，一块儿去追赶日本、美国，那该有多牛？这不就应了《红灯记》里的那句戏文‘不拆墙我们是一家，拆了墙我们就更是一家’了？！”
朋友说：“对，几十年后，当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腰更粗了，气更壮了，中国的人口不仅排名世界第一，经济实力和各种综合国力也都能让全球刮目相看，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举杯，饭桌上不管坐的是香港人还是内地人，大家不都有理由喝它个一醉方休、酣畅淋漓？”
朋友的话说得真好，说进了我心。只不过可惜，当时没有机器。要是有摄像机和摄像在，我们之间的这段“交谈”就可以传回北京，中央电视台就可能会播出一期特别的“人物专访”，这样的“随意访谈”可遇不可求，更真实，更像亲姐妹坐在一起无拘无束地“拉家常”。
不是吗？当然是。
责任编辑 杨新岚
我在恭王府的童年 霄 云
霄云：生于1949年，福建长汀人。在北京读小学和初中，高中时从上海到青海插队。大学和研究生就读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在青海和上海当过医生，后到德国和美国做研究。现在旧金山生物高科技公司工作。专业论著曾发表于《自然》《科学》《细胞》等杂志，业余中文写作曾在美国的中文报刊和网络发表。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历史学家侯仁之）。
在海外看到有着200多年历史的恭王府将斥资四亿复原和修缮的消息，唤起我对恭王府我童年的伊甸园深深的眷恋。
我并非和⒑托⒐骰蚴枪淄醯暮笠幔卜侨魏位是坠葜铀铩５矣行矣�1958至1965年在恭王府生活了七年。
一、五六十年代的恭王府
那时的恭王府被划分为四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即恭王府后花园（翠锦园）的部分为中央公安部所用。我的父亲在1957年调入公安部工作，我家随即被安置在恭王府石山后面的一座平房，即“蝠厅”。据说这曾是恭亲王奕■当年经常与至交谋划军国大事之地呢。
我们搬入时，这个大花园南边的府邸归辅仁大学，后为中国音乐学院。府邸与花园相隔的是一座长达160米拥有99间房的二层后罩楼（当时是学生宿舍）。东边与我家一墙之隔的是天主教堂，西边是一个机械厂（也有朋友说，那是国务院的仓库）。据说自1921年起恭亲王之子为筹备复辟经费将整个恭王府抵押给了天主教会。我们所居住的部分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是特务机关，因而解放后被公安部接收。
这是恭王府花园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部分，有十多所大小不等的宅院。当时公安部有四位副部长和数位局长住在园内。另有两幢新式的三层楼房是苏联专家的招待所。现已被划在开放的恭王府之外。
恭王府非常之大，据说总面积有一百多亩，是清代最大的王府。位于西城区前海西区。那时是府夹道一号，后来又改为毡子胡同七号。我们的院子有三个大门，常开的是东南门和北门。而现在开放的恭王府用的是西门，即前海西街17号。
进入王府花园的正门是西洋门，一座西洋建筑风格的汉白玉石的拱门，类似圆明园中的大法海园门。门额上刻着“静含太谷”、“秀挹环春”。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