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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里，作者避免将历史人物和事件线条化处理，力图把当初的诸多复杂面向凸显出来，使读者在“悖论”中认识当时的历史，反过来，也更好地去理解历史中的“悖论”，罗先生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加强了历史本就具有的丰富多彩性，扩展了人们对历史的更进一步认识，“颠覆”了一些人们往常对那段历史的清晰明白的认知，使历史变得更为“模糊”，真是“你不说我倒明白，你越说我倒越糊涂”了，当然，越是清晰的历史著作越是让人怀疑，如果我们重建出的史实是干净利落，恰可能正好与历史的实相相悖，即陈寅恪所谓的“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也正如著名荷兰史家安克史密特（Frank Ankersmit）所说：历史修撰领域中伟大的历史著作，如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休伊津哈、迈内克或布罗岱尔等人的著作，都没有终结历史争论，没有让我们感到我们终于知道了过去究竟是什么样子，一切终于澈如明镜了。相反，这些著作证明是最有力的刺激物，促成了更多书写的生产——其效果是非但不能将过去置于历史博物馆的支架上，以便从各个角度审视之，反而使我们疏远了过去（转见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页），或许，这就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其实，既然本书作者标题为“国家与学术”，其涉及面应该非常之广，但该书并没有花太多力气在有关文本之外进行太多社会学的分析，对关于“国家与学术”的论争也主要立足于精英文本在学术史层面展开，这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但“本书大致是一种介于思想史和学术史之间的探索”，作者的主观目的是在于构建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主要探讨学术的思想和社会语境与学术发展的关系’’（第15页），沿学术与思想各自发展的内在理路来探讨其演化，从而对清末民初的学术与思想演变的互动关系获得新的认识和理解，不过，究竟应该怎样对本书定位以及作者所取得的最终效果如何，那还有待于以后的实践来证明。
梁启超与吴其昌
■ 夏晓虹
知道吴其昌之名，在我主要是由于梁启超的缘故。二十年前读《饮冰室合集》，见梁氏晚年讲学清华，文稿常由吴氏记录整理，故对其人印象颇深。嗣后，编《追忆梁启超》一书，除收入吴撰写的《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与《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二文外，又仔细阅读了其绝笔之作《梁启超》。当时对吴氏扶病为其师做传、交稿一月即遽归道山的至行十分感佩，《后记》中特申敬意，称：“将生命的最后时日奉献给自己的导师，得学生如此，梁启超应该很满足了。”也因此，就我而言，吴其昌的名字总与梁启超相系连。这对于吴氏显然不公平，但经由此例，却可以让我们窥见教育转型期师弟关系的动人处。
作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吴其昌自有其独到的学术贡献。吴氏出生于1904年，为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提到这个地方，世人最先想起的很可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多情诗人徐志摩，而吴本为徐之从表弟。只是，论家境，吴远不逮徐，16岁以前即遭遇父母双亡。几乎所有的吴其昌传文中，都会有“家愈贫而学愈力”一类的表言，这对于“五岁知书，十岁能文，乡里称为神童”的吴氏而言，其结果有二：一是因“家贫不能多得书，就里中藏书家借读，寝馈不释卷，以是成就特早”；一是因读书“或夜以继日，或坐以待旦”，“而体质亦弱”（方壮猷《吴其昌教授事略》及胜利出版社编审组《梁启超·作者小传》）。
1921年，17岁的吴其昌进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师从唐文治，研治经学及宋明理学，由此开始其学术生涯。三年后毕业，即赴广西，任容县中学国文教员，后转至天津周家做西席。于此间闻知清华学校开办研究院，“国学门”首次招生，吴即报名应考。招考情况亦颇值一提。按照台湾学者苏云峰的概述，其考试程序及内容如下：
第一届考试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考“普通国学”，用简单的问答
体，注重普通常识。第二阶段考作文一篇，限二小时。第三阶段为专门学科，
原定经学、史学、小学、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外语（英德法文择一）、自然科学
（理化生物择一）、普通语言学八门，考生任择其中三门作答。后为减轻难度，
仅以经学、史学和小学三门为范围。（《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第十章）指定的参考书分别为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学），刘知几的《史通》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史学），以及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小学）。此次招生共录取学生33名，吴其昌以第二名考中，成绩骄人（见戴家祥《怀念英华早谢的吴其昌同学》）。
1925年9月9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举行开学典礼，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先后到校任教。各位教授有不同的指导范围，如梁启超负责诸子、中国佛教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与中国文学诸学科。而吴其昌此前已撰成《明道程子年谱》、《伊川程子年谱》、《朱子著述考》、《朱子全集辑佚》等初稿，故择定“宋代学术史”为研究题目，由梁启超担任指导教授。二人因此缔结的师生缘，无论对于梁还是吴的学术生命，都极其珍贵且意义深远。
于专题研究之外，吴其昌也选修了王国维先后开设的“古史新证”、“《尚书》”、“古金文字”等课程，并分别整理、撰写成讲授记。梁启超主讲的科目则是“中国文化史”与“读书法及读书示例”，吴随班听课，收益良多。其担任梁启超的记录之役，即始自1925年11月梁之讲演“读书法”。从此以后，梁氏多篇演讲稿均经其手而成文。
读书期间，吴其昌也与几位研究院同学共同发起组织了“实学社”，创办了《实学》月刊，以“发皇学术、整理国故”（《本刊启事》）为宗旨。该刊总共出版六期，每期均有吴文发表。第一年课业结束时，国学研究院议决给予成绩优秀的16名学生每人百元的奖学金，吴其昌也在其内。
1926年6月，清华国学研究院首届学生毕业，经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与李济四位导师会同评议，将毕业生成绩分列甲、乙、丙三等，吴其昌为甲等第四名。而在“研究院毕业学生成绩一览表”中，吴也以完成篇目最多而引人注目，计有宋代学术史（天文地理金石算学）、谢显道年谱、朱子著述考、三统历简谱、李延平年谱、程明道年谱、文原兵器篇七种。
按照《研究院章程》规定：“学员研究期限，以一年为率，但遇有研究题目较难，范围较广，而成绩较优者，经教授许可，得续行研究一年或二年。”吴其昌以此机缘，得申请留校一年，仍以“宋代学术史”的专研题目，列于梁启超门墙。
在1926年秋季开始的新学年中，梁启超讲授了“历史研究法”与“儒家哲学”两门课，另外又在燕京大学以“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为题做专门讲演，吴其昌参与了后一讲稿的记录工作。王国维则在清华研究院教授“《仪礼》”与“《说文》练习”，吴于前课也撰有讲授记。追随两年，浸淫既久，梁、王二位导师的学术路数自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同学方壮猷记述吴氏此段学历，称其“从海宁王观堂先生治甲骨金文及古史，复从新会梁饮冰先生治文化学术史，备受二先生之奖掖”（《吴其昌教授事略》），可谓言之亲切。
而对吴其昌来说，得益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不只是学问，也包括了人格的涵养。导师们的言传身教犹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却长久地存留在学生们的记忆中，以至形塑了其一生品格。十余年后，吴其昌曾在《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的演讲中，充满感情地追忆这一段师生情缘，至今读来仍令人神往：
时梁任公先生在野，从事学术工作，执教于南开，东南两大学。清华研究
院院务本是请梁任公先生主持的。梁先生虽应约前来，同时却深自谦抑，向
校方推荐先生（引者按：指王国维）为首席导师，自愿退居先生之后。……先
生应聘的第二年春间，研究所正式开学。这时的盛况是使人回忆的：除了先
生和梁先生外，同任导师及讲师的有陈寅恪先生和赵元任先生及李济、马
衡、梁漱溟、林宰平四先生。陈先生那时曾经写过一副开玩笑的对联给我们，
文日：“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这是暗指梁王二先生以
嘲弄我们的，（引者按：梁启超乃康有为弟子，王国维曾做过清废帝溥仪的师
傅。）平常每一个礼拜在水木清华厅上，总有一次师生同乐的晚会举行。谈论
完毕，余兴节目举行时，梁先生喜唱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先生往往诵八股文
助兴，如今，声音好象仍在耳旁，而先生却已远了。如此融洽的氛围，确可达到研究院初始所设定的目标：“教授学员当随时切磋问难，砥砺观摩，俾养成敦厚善良之学风，而受浸润薰陶之效。”（《研究院章程》）
这一亲身感受，更加以1927年暑假前梁启超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诲，必然深植于吴其昌心灵，令其永生难忘。由周传儒与吴其昌合作笔记的《梁先生北海谈话记》，是一篇失收于《饮冰室合集》的梁氏晚年重要文稿。据吴氏页首题记，梁“每于暑期将近时，约同学诸君作北海之游，俯仰咏啸于快雪浴兰之堂，亦往往邀名师讲学其间”。此次因所约友人未能前来，梁遂自己担纲，阐述了其对于现代教育体制的反省以及由此抽绎出的梁本人的教育理念。
梁启超不满于“现世的学校，完全偏在智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因此在谈话中反复表达了将“道德的修养，与智识的推求，两者打成一片”的企望。不过，因其时梁正执教清华，故批评的重心也落在偏重知识教育的一方。梁自言就任清华本是有相当抱负而来：“我颇想在这种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具体说来，即是“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作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这种以新式学校清华做教育理想“试验场所”的想法，受制于内外条件，成绩相当有限。但让梁启超多少感到安慰的是，他“终已得了几个很好的朋友”，这其中原是包括了吴其昌在内的几位关系密切的学生，梁启超对他们寄予了极大期望。他将自己的讲演归结为两点：
（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
（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这既是梁启超来清华寻求同道以改造现代教育弊端所持的准则，也代表了其对弟子们的最高期勉。
这篇谈话最终是以“朋友之间，最好是互相劝导切磨”的教诲结束的，只是，出自梁启超之口，其说也极富感情色彩：
我情愿吾们同学大家以至诚相待，不忘了互相改造与策勉，亲密到同家
人父子兄弟一样，那是何等痛快！因为朋友是很难得的，日后散了，回想当时
聚在一起做学问的快活，是不能再得的了！而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一段时光，日后也确实成为了一众学生享用终生的精神财富与学术资源。吴其昌1928年毕业后的经历即为明证。
其实，由于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当年秋后，梁启超养病天津家中，清华研究院已显得寂寥了许多。受到导师赏识的吴其昌也自此时起，追随梁氏左右，住居梁家，协助处理文案。次年，因梁启超的举荐，吴氏受聘南开大学，在预科教授文史，由此走上高等学府的讲坛。
1929年1月，梁启超病逝。9月9日，梁之灵柩安葬香山墓园时，吴其昌代表清华大学研究院全体同学在墓前致辞。出自其手的祭文满含对导师遽尔去世的悲痛，深情忆述了往日师弟间其乐融融的问学情景：
忆我初来，稚态末榷。如拾土芥，视天下事。泼渖疾书，一文万宇。古杰
自侪，时贤如沫。读未盈卷，丢卷思嬉。清华芳树，故解人媚。况有晚风，往往
动袂。华灯初上，新月流睇。呼其朋雠，三四为队。师家北苑，门植繁李。率
尔叩门，必蒙召趋。垂诲殷拳，近何所为？有何心得，复有何疑？激治考证，得
证凡几？群嚣杂对，如侩呼市。画地指天，语无伦次。师未尝愠，一一温慰。亦
颇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