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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大利民众，通过全国性的武装起义，推翻奥地利统治，建立意大利共和制度。他们不仅在“根据地”深山密林里活动，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力量，而且在大城市，在统治者的上层和军队中也安插自己人。后来，烧炭党组织迅速发展，由它所领导的“从蛮夷的统治下解放意大利”的斗争席卷了整个意大利。
司汤达对烧炭党人的斗争非常同情和支持。他来到意大利以后，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米兰，但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意大利半岛。1817年，他出版了《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这部旅行随笔。这不仅是一部描写意大利自然景色、名胜古迹的游记，还是一部真实生动的社会政治见闻录，具有鲜明的批判特色。司汤达把批判的矛盾指向奥地利统治者和反动教会。他揭露奥地利国王每年仅向米兰一城就榨取三百万巨款，讽刺奥地利警察当局败不堪，贿赂成风。对在异国统治者卵翼下的意大利封建贵族阶级和上流社会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在旅游过程中，每到一处都不记追叙拿破仑在1800年到1814年统治意大利时的建树，宣扬拿破仑的深远影响和人民怀念拿破仑的情形。这部作品出版后影响很大。法国伟大诗人歌德赞扬作者“文笔生动，流畅自如”。还说这本书只读一遍是不够的。这部作品，第一次使用了“司汤达”这一笔名。英国著名诗人拜伦得知 《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的作者司汤达就是他在意大利结识的好朋友亨利·贝尔时，喜出望外，立即提笔给司汤达写一热情洋溢的信。然而，这部作品在奥地利统治者那里，其影响就完全是另一个方面的了。这个旅行随笔使他们大为恼火，他们将它宣布为禁书，并到处寻捕其作者司汤达。
司汤达在米兰化名阿里戈·贝尔。他白天无忧无虑地读书、写作、听音乐、进行社交活动，晚上则仿佛过着另一种生活。他经常在自己的寓所秘密地接待烧炭党人。米兰的烧炭党领袖人物之一孔法隆耶里就是司汤达的好朋友。司汤达把意大利的解放事业当成了自己的事业，烧炭党人也把他视作他们队伍中的一员。司汤达在旅行到都灵时，曾以工程师多梅尼科·维斯马拉的化名进行革命活动，参与策划了武装起义。这位曾经转战欧洲的拿破仑手下的老兵，也常常直言不讳地向烧炭党组织直陈己见，指出他们的斗争实践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和误区。他曾经在一次烧炭党人的聚会中指出他们没有充分发动群众，争取广大的工人、农民对革命活动的支持。他认为，“问题根本不在于必须赶走站在从梅尔坎蒂到拉·斯卡拉的广场上的奥地利龙骑兵的夹道队列，并把某个米兰商人选为省长送进圣马加里塔去接替奥地利人。问题在于，无论是在都灵，还是在米兰，没有一个工人理解你们的运动。我去过都灵的一家工厂，那里安静得象坟墓一样。奥地利人甚至没有往那儿派纠察队。”虽然烧炭党人对他的观点不能接受，但司汤达是在进忠言，这一点大家心里明白的。
当时，奥地利当局对烧炭党人的活动非常惧怕。认为“不久后整个意大利老百姓会到处造反。”所以他们加紧了对烧炭党人的搜捕和镇压。他们甚至把宗教组织耶稣会变成自己的鹰犬，秘密地刺探烧炭党人的活动。米兰的主教萨尔活蒂就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奥地利特务头子。他们还对作为烧炭党人根据地的深山密林进行了严密的封锁，不许人们给烧炭党人送食物，企图把所有的烧炭党人都饿死。有的百姓出城时，身上被搜出一块面包，就在城门附近被当场枪毙。所以当时的烧炭党人几乎都改名换姓，联络时多靠记忆而不诉诸纸笔，对叛徒格杀勿论。
1821年间，由于革命力量与统治者力量的悬殊，以及烧炭党人自身的弱点，都灵的起义失败了，米兰的烧炭党组织也被严重破坏。包括孔法隆耶里在内的大批烧炭党人都遭到了逮捕。许多人壮烈牺牲。孔法隆耶里被判处绞刑，后来又改判为终身监禁。就在当局疯狂地搜捕烧炭党人的时候，司汤达也遇到了极大的危险。幸亏他的外国侨民身份和惯于使用化名进行活动，才得以涉险过关。
在那次例行的检查中，奥地利检察官看了司汤达的证件，惊叹道。“啊，您是法国人！在当前这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外国人留在米兰实在太危险了。”他限定司汤达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米兰。同时，这位检察官还向这位法国人打听司汤达男爵和一个叫维斯马拉的工程师的情况，因为他们正在四处搜捕这个人。其实这两个名字是同一个，而且近在眼前，就是这位持法国护照的亨利·贝尔。不过司汤达毕竟是经过战争场面的人，他不动声色地应付了这次检查。处境如此险恶，司汤达不能再在这个国家呆下去了。第二天早晨五点，他坐上驿车，带着难以名状的忧伤和失落的心情离开了米兰。
就在司汤达与奥地利检查官机智周旋以后的一个星期，特务头了萨尔活蒂正在为没有抓住那个叫维斯马拉的工程师而伤透脑筋。他虽然不知道这位神出鬼没的工程师就是法国公民亨利·贝尔，但他相信只有亨利·贝尔能够提供有关维斯马拉的情况。可是当他知道亨利·贝尔已经被驱逐出境以后，气得暴跳如雷，破口大骂。
奥地利当局为搜捕司汤达下了一道通缉令：
立即逮捕法国公民、原军事委员会专员亨利·贝尔，并要求他供出
那个化名多梅尼科·维斯马拉，去过都灵的工程师的所在地点。维斯马
拉曾利用一些伪造的护照在半岛的许多城市居留过，并用司汤达男爵的
笔名写了一些被维也纳当局所查禁的书。鉴于维斯马拉这个自由派分子
与烧炭党小组之间的危险联系，兹命令在取得法国公民贝尔的口供与多
梅尼科·维斯马拉对质后将维斯马拉处以绞刑，当即报告执行情况。因
为此项遵照首相梅特涅公爵的意见而作出的判决已于1821年6月22日
经奥地利神圣国王陛下核准。
但此时奥地利当局对司汤达已经望尘莫及。司汤达安全地回到了巴黎。
结 交 拜 伦
1816年的秋季，法国大文豪司汤达与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在意大利相识。
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贝尔正和几位朋友在米兰斯卡拉剧院的包厢里看戏。这时一位黑头发、大眼睛、气宇轩昂的年轻人走了进来。当人们听说他就是才华横溢、誉满全欧洲的诗人拜伦时，立刻肃然起敬。贝尔虽然没有象其他人那样表现出热烈的情绪，但对拜伦的大名，他是早已熟知，并且由衷敬佩的。
拜伦比贝尔小五岁，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一类文人。他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1805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他兴趣广泛，博闻强记，在大学二年级时，就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懒散的时刻》。两年后又写出长诗
《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辛辣地讽刺了当时英国具有消极浪漫主义倾向的“湖畔派”诗人。1809年大学毕业后，在英国上议院获得了世袭的议员职位。接着，他广游欧洲大陆，1811年回国，翌年开始发表轰动全欧洲的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时年二十四岁。当他的脚步踏上意大利的土地时，他正在写作游记的第三章。
贝尔虽年长拜伦，但他们相识时，拜伦少年英俊，誉满天下气宇轩昂，贝尔只是一个文坛无名、失意的流亡者，所以在拜伦面前，不免有些自卑和拘谨。由此两人之间还出现过一次小小的误会。有一次，贝尔与拜伦一道从剧院出来，拜伦不想乘马车，想步行回寓所，但路又不熟，就向贝尔问路。贝尔感到让他一人走夜路不安全，同时他注意到拜伦有点跛脚的残疾，就竭力建议他叫一辆马车。话刚讲完，他立刻感到后悔了。要知道，跛脚这一先天的生理缺陷，是诗人最感痛苦，也最为敏感的。小时候的拜伦，怎么看都是标致的美男子。然而每当他走在街上时，老是听到有人这么说：“啊，多漂亮的孩子啊，可惜脚跛了。”这话总使他痛苦万分。如今贝尔无意之中触碰了诗人的痛处，悔之不及。只见拜伦高高的昂起头，用一种优雅的风度说，我并没有打听路途是否疲劳或危险，或应该乘什么车去，我只是打听方向。
当然这段小小的插曲丝毫也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特别是当拜伦了解到贝尔曾经是拿踊仑手下的一名军官，担任过要职，还参加过进攻莫斯科的战事时，更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于是，拿破仑就成了他们交谈的共同话题。贝尔真诚地向拜伦介绍他在拿破仑军队中服役的感受，讲他参加战争的经历。虽然贝尔是拿破仑的追随者，而拜伦却象英国大多数人一样对拿破仑抱有成见，但他们的谈话依然是热烈而诚恳的。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两个竟会面交谈了十一次之多。贝尔在谈话中，显得热情奔放，而拜伦则是一座喷射思想的火山，双方都感到受益匪浅。贝尔后来在回忆中说这些谈话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谈话”。
然而正如贝尔自己所觉察到的，他和拜伦彼此之间从不可能过于接近。因为他们俩的生活历悬殊太大了。拜伦少年得志，可说是一帆风顺，而贝尔却怀才不遇，半生坎坷。由于拜伦出身贵族，因而“显然缺乏真正的人生经历，并且他的高傲、他的地位、他的名声使他不能平等待人”。而这种贵族意识，是贝尔所最不能够接受的。贝尔的观察没有错，拜伦内心是矛盾而痛苦的。他总是企图将一个英国贵族和伟大的诗人集于一身。在一次聚会中，拜伦叙述着在本国受到的压抑和排谤，在场的朋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他出了个主意：您不妨先凑足四、五十万里拉，然后让人散布您的死讯，并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举行一个假的葬礼。这样就可以用一个人所不知的姓名，随意到任何地方去生活。但在您真的死了时，您可以留下这样的消息：传说在三十年前就去世的拜伦爵士实际上就是我；英国上流社会是由一群笨蛋组成的，我轻而易举地愚弄了他们三十年。而渴望自由的拜伦似乎并没有把自己看得比贵族的头衔更为重要，他尖刻地回答说：“我的那个想继承我爵位的表弟一定会给你写一封热情的感谢信了。”后来马克思也断言：“拜伦要是活得再长一些，就会成为一个反动的资产者。”
贝尔虽然和拜伦成了朋友，但他对拜伦的贵族意识一直持批评态度。后来，当拜伦打听到德·司汤达男爵就是贝尔时，大为不满。因为他批评过他的贵族态度，自己却充当了男爵。但是他仍然认为贝尔是一个聪明的，具有独创性的人，是个难得的作家。
在意大利，贝尔和拜伦都非常同情和支持意大利人民反对奥地利统治者的斗争，共同参加了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在当时险恶残酷的斗争环境中，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但正是这样的斗争，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有一次，贝尔来到斯卡拉剧院门口，见一群人正在围着奥地利警察抗议示威。走近一看，原来奥地利警察逮捕了拜伦的秘书波利多里。因为波利多里看戏时要求坐在前排的奥地利警察摘掉帽子，而对方却置之不理，双方发生了冲突。于是波利多里就遭到了无理的扣押。贝尔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次抗议的队伍，并和拜伦一起跟随大家到警察局去讲理。警察当局自知理亏，找不到抓人的借口，迫于压力，只好宣布释放波德多里。那个奥地利警察恼羞成怒，忘了保密，竟声称拜伦曾是叛乱分子，并无意说出了他执行监视拜伦任务的情形。在回剧院的途中，拜伦走到贝尔跟前说：“我恐怕得赶快离开米兰了。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您向我提供的远征俄国的情况，使我受益匪浅，请接受我的感激之忱。……”这俩位真挚的朋友从此分手以后，就也没有再见过面。
若干年后，拜伦读到了司汤达写的那篇引起轰动的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其中谈到作者与拜伦在米兰结交的情况，可拜伦说：“我记不得司汤达这个人啦。”别人告诉他，司汤达，就是那个贝尔，曾经和您一道走进斯卡拉剧院的包厢和孔法隆耶里的烧炭党支部。此时拜伦才晃然大悟。第二天，他就给贝尔写了一封热情友好的信，信中说：“尊敬的先生，我现在才知道，我得感谢谁给予我以这么好的评价，因为我刚读了《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这本书。我现在才知道，它的作者司汤达先生就是您，亨利·贝尔！我想，无论您对这种回忆是否感到愉快，为了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