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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科技史学者汤浅1962年研究了1501年到1950年世界范围的科学成果后提出，在这四百多年间，世界科技中心发生了五次大转移，即从意大利（1540年～1610年）、英国（1660年～1730年）、法国（1770年～1830年）、德国（1840年～1920年）到美国（1920年～现在），平均每次的时间是八十年。这就是科学上被称为“汤浅现象”的科学中心转移规律。
上述科技中心出现的时间，和这些国家的宗教改革和社会变革的时间相吻合。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使国民思想摆脱了宗教和专制制度的束缚，大大促进了科学和文化的兴盛。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它以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先声，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旗帜，打破了极左思潮长期套在人们心灵上的种种枷锁，把人们从深深的思想禁锢中解脱出来，叩开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大门。如果没有二十多年生生不息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中华民族今天的光荣和地位。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科学发展也较为迅速。但是，横向地比较，我国的科学水平和世界先进国家差距还非常大。原创的科学成果和尖端领域领先于世界的核心技术非常稀少，在很多高新技术领域受制于人。我国百分之百的光纤制造装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集成电路芯片、百分之七十的轿车制造设备都要依赖进口。我国还造不出大飞机。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中，至今还没有一个大陆本土的科学家。即便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的落后性也显而易见，没有什么可以夜郎自大的。几十年来，除了毛泽东的战争学说享誉世界外，中国几乎没有产生在世界上公认的、富于原创性的思想家，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很多东西，往往不是在解释马列主义经典，就是在解释其他西方学者的东西，自己的创新不多。这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来说，确实十分尴尬。
目前，美国无疑处于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1985年后百分之六十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获得者是美国人。截至2003年，美国共有二百七十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五，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却占全球获得该奖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美国成功的现象吸引了各国的学者去研究，试图发现其中的规律为本民族发展服务。毋庸置疑，对思想和言论自由价值的推崇是美国成功的经验之一，这种自由，推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而且使得社会产生了强大的自我纠偏能力。例如，正当美军在伊拉克受困扰的时候，美国的媒体却在战时自揭家丑，纷纷报道起本国士兵虐待俘虏的丑行来。2005年，有位律师还出版了一本《本·拉登：美国敌人的完全语录》的书，书中记录了拉登在1994年到2004年之间的讲话和信函。这些现象是值得思考的。
世界科学发展的历史昭示我们：科学最发达、最有竞争力的国家必然是能够最大限度解放人们的心灵和思想的国家。
（二）
科学属于文化的范畴。我们经常说，要建设先进文化，党始终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那么，什么是先进文化呢？学者徐显明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有三个大的先进文化主流。一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文化，它强调对人的尊重，反对宗教禁锢；二是近代的科技文化，它强调科学和科学技术的价值；三是现代的权利文化，它推崇民主、自由和法治。
从价值层面上分析，自由和科学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价值。自由是高于科学的价值观。自由是第一位的，科学是第二位的。我们观察到，当今世界那些科学最发达的国家，人们强调的是自由这个概念，而并不是科学这个概念。认为科学至上，这是近代科技文化的观念，而不是现代的权利文化的观念。
不难看出，一些反“伪科学”活动的认识，其迷信科学、认为“科学万能”、“科学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实际上仍滞留在近代科技文化的层次。事实是，真正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人的权利和自由。这样衡量，我们会发现，一些人要求主管部门禁止自己认定的所谓“伪科学”著作出版，是十分错误的、不合乎宪法精神的。这种行为把表达的内容完善与否和表达的自由权利到底谁更重要的价值次序颠倒了。试图通过消灭和打压不同见解来维系科学的存在，是十分幼稚和天真的。
这种做法自称是在维护科学，反对迷信，实则是严重的谬误，因为它漠视了科学的复杂性、相对性、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他人权利的重要性，把自己的认识当成绝对的科学了，也是不懂辩证法的表现。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写到：
……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么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会意识到它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人们也不再敬重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了；人们知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藏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科学和迷信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甲认定乙的认识为迷信，乙的认识未必全都是真迷信；以乙的标准看，甲的认识属于迷信，但甲的认识也未必全都是真迷信。甲认为自己是科学的，但甲不一定是科学的；乙认为自己是科学的，但乙不一定是科学的。克服真正迷信的办法不是让甲来压制乙，也不是让乙来压制甲；而是既保护甲的自由，也保护乙的自由，让甲和乙自由争鸣，自由出版著作，自由传播思想。通过自由的争鸣，甲和乙都减少了自身的错误，相互纠正了对方的偏差，共同推动了认识的提高。科学就是在这样的互相质疑和辩驳中发展的。从此意义上说：迷信也是科学的源泉之一。理解了辩证法的精髓，就一定会明白压制不同意见、试图消灭不同学术观点的行为是多么错误和荒诞！
表面上看，科学问题宗教化是一些人的思想方法有问题，搞不清科学和信仰不是一回事，把自己的信仰当成了科学。真正的原因，是社会环境缺乏足够的推动科学创新和科学飞跃的民主法治精神和民主法治机制。
在科学面前，无论学历高低、年龄长幼、职务大小、资历深浅，都是一律平等的，谁也不能给别人的嘴巴贴上封条，只允许自个儿叽里呱啦。但是，这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往往有些困难。职称高的人常常看不起职称低的人，学位高的人常常看不起学位低的人，头上顶着院士帽的人常常看不起没有院士帽的人，名气大的人常常看不起没名气的人，官大的人常常看不起官小的人，这就很容易形成唯我独尊的科学霸权心态。但这还不是大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地位高的人容易利用自己的影响控制媒介，垄断话语权，而弱势者却无处表达思想，使得问题的平等探讨变得十分困难，谬误往往会堂而皇之把持着话语霸权批判真理，科学被扼杀也就不足为怪。在民主匮乏的环境下，科学问题不但容易宗教化，而且容易政治化。
影响科学发展、阻碍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是科学霸权主义。科学霸权主义的特点是，用机械的、静止的、宗教的、偏执的、专制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见解和不同的学术见解，只允许说一加一等于五而不允许说一加一等于二，或者只允许说一加一等于二而不允许说在某些条件下一加一不等于二。科学霸权主义的逻辑是：凡是我理解不了的、我看不惯的就是不科学的，就是迷信，就是异端，就要消灭，就要取缔。科学霸权主义是最大的学术腐败，是文化和科学领域里最不得人心的怪物，它的思想根源是专制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充分保障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是克服科学问题宗教化、消除科学霸权主义的唯一途径。实践是科学的来源，自由是科学的动力。要让科学发达起来，首要关心的不应是人们的思想科学不科学的问题，而是人们的思想自由不自由的问题；首要关心的不应是如何把某些特定的科学知识传播给公众，而是如何引导政府部门和公民懂得尊重别人的思想与别人表达思想的自由，形成与现代政治文明、现代生产力和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相适应的公民观念。海洋里可以自由驰骋庞大的鲸鱼，而池塘中只能生存泥鳅和虾米。海洋里有几十万种五彩斑斓的生物，而池塘中却只有寥寥数种，这一切皆因包容性不同。科学能否繁荣，关键在环境。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许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誓死捍卫你自由发表观点的权利”。这些人类先哲的格言，使我们懂得了如何去尊重别人，抛弃一切愚昧的唯我独尊。
（三）
我们经常说，要崇尚科学，以热爱科学为荣，要倡导科学精神，那么，科学精神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并不简单，甚至一些院士也没有搞明白。如果连什么是科学精神都不知道，却到处喊着要弘扬科学精神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山东农村有句俗语，叫做“哭了三天还不知道死了谁”，讽刺的就是那些稀里糊涂的吊唁者，只知道跟在别人后头哼哼着哭，人家哭二大爷，他就跟着哭二大爷，人家哭三奶奶，他也跟着哭三奶奶，就是不知道到底是谁死了。吊孝这种事儿可以糊涂，科学研究怎么能稀里糊涂呢。我们坚决不能做“哭了三天还不知道死了谁”的糊涂虫，坚决不能做口口声声弘扬科学却不知道科学精神到底为何物的科学糊涂虫。
那么，什么是科学精神呢？
我们是不是做一个概括：科学精神就是独立思考的精神，科学精神就是勇于质疑的精神，科学精神就是“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精神，科学精神就是一丝不苟的精神，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的精神，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科学精神就是善于倾听并尊重不同意见的精神，科学精神就是诚实谦虚、有错就改的精神，科学精神就是将不疲倦地探索未知领域自觉化为无穷乐趣的精神。
那么，什么不是科学精神呢？
我们是不是也做一个概括：唯我独尊、永远正确不是科学精神，主观臆断、不求甚解不是科学精神，迷信权威、迷信本本、人云亦云不是科学精神，教条主义不是科学精神，试图消灭不同意见不是科学精神，乱抓辫子、乱扣帽子、乱打棍子不是科学精神。
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歌词的作者究竟是谁？
——从校歌制作过程中可找到答案
？ 张源潜
《书屋》2006年第5期所载罗荣泉先生《由冯友兰说到罗荣渠》一文的开头部分“考证”了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是冯友兰，不是罗庸。他根据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和该书所引用的三则朱自清日记作出这样的判断，仍然是偏信冯先生的一面之词，如果查一查《朱自清全集·日记》中有关校歌委员会开会的记载，看一看《西南联大校史》或相关材料，结论定会两样。为了消除读者由该文引起的误解，我愿借《书屋》一角，简述联大校歌的制作过程，弄清歌词作者问题。
抗战开始，平津相继失陷，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随即南迁到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春，又西迁入滇，在昆明建校，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上课。一个多月后，6月24日，教育部令各学校把校歌“呈部备查”。西南联大刚在昆明立足，各项工作头绪纷繁，无暇顾及，于是向教育部报告：“本校创立未久，未备校歌，待编成后再行呈核。”教育部毫不理会，10月3日再以训令相逼。不得已，10月6日的常委会决定成立校歌委员会，聘请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为委员，冯友兰为主席，专门从事这一工作。不久，委员之一的罗庸写出一首歌词，还配上了曲谱，提交校歌委员会。10月30日下午，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