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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是不多也。”
接着，毛泽东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还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些过分的话，明显是太重了。
1月17日，毛泽东在听取各省、市、自治区汇报时又一次批评反冒进。他拿着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情绪》念一段，批一段。他说：“这篇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这是没有料到的。”他还说：“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
毛泽东在会上连续几次严厉批评反冒进，使南宁会议的气氛非常紧张。经过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和杭州会议，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批评是有思想准备的，但他没有想到会把反冒进问题看得这么严重、批评这么尖锐。1月19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单独谈话。当晚，继续开会直至20日凌晨1时多。会上，周恩来本着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精神，对毛泽东的错误批评没有申辩，而是检讨自己，并且承担反冒进的责任。他说：
反冒进这个问题，是一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的方针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思想。”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会、农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而最重要的是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方针的，越是不自觉，这是方针性的违背，就越严重、越危险。”“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在1月20日的会上，毛泽东说：冒进是全国人民烈焰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冒进把前进放在第二位。
1月21日，毛泽东在会上作总结讲话，关于反冒进问题，对周恩来的检讨发言，他没有表态，仍强调“‘反冒进’的教训：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看来，毛泽东对批评反冒进的问题还意犹未尽。
【“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
南宁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毛泽东在2月18日的会上，继续批评反冒进，但口气缓和了。他首先肯定了周恩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他说：
“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冒是有一点，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同志们，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比哪一年冒进还要厉害。”
“虽然总理有那篇报告，但是这个问题人们还不大了解，所以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这个炮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何必那么十分紧张，南宁会议我们就讲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一个时期，一个问题。”
“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都在正确的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冒是有一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
毛泽东的这番给反冒进定性的话，比他在南宁会议上的批评缓和多了。周恩来因为访问朝鲜，只在2月23日参加了最后一次会，汇报访问朝鲜的情况。对于反冒进的问题，会上已经不能发表不同意见了。为了进一步解决反冒进问题，毛泽东提议再到成都开一次会，讨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问题。
1958年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3月9日的会上，毛泽东从建设方针的角度批评反冒进。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这样提”。他还说：“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以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
在18天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6次长篇发言，主要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且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周恩来在3月19日的会上就外交工作问题发言，在3月25日的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次作检讨。他说：
“在当时就是没有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没有接触群众和实际，而只局限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更没有看清在所有制改变后解放了的生产力要求大发展的群众运动正在起来。我们反而只看见死的物不看见生气勃勃的人，务实而不务虚。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就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当时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对于周恩来的检讨，毛泽东在当天的会上评论说：“如果从经验上、从方法问题上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他还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看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检讨还不满意，还将进一步解决反冒进的问题。
为了把成都会议讨论的问题用中央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成都会议前后，周恩来一直为治理长江和黄河的问题而奔忙，加上频繁的外事活动，使得他很少有时间来认真思考南宁会议以来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一系列批评。既要承受错误批评的思想压力，还要忍辱负重地承担繁重的国务工作，这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事情。据当年一位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说：“那是周总理最痛苦的一段时间。但是，在工作面前，在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面前，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来，对工作依然是那么认真，那么投入。”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开幕后，5月15日，毛泽东分别同周恩来、陈云长时间谈话。从这时起，周恩来开始准备起草在大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次检讨的发言稿。据周恩来的学习秘书范若愚在回忆文章中说：
“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轻了。我看了之后，心里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但是，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当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回忆说：
“后来，这个检讨稿打印出来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征求意见。邓小平看后就说，写这么多干嘛，把‘离右派差50米远’等刺激字眼划去，有些话的分量也改得轻了。可见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批评，是有不同看法的。”
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进行检讨，大会还将这个8千多字的检讨稿作为会议材料印发代表。他检讨说：“‘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一九五六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一九五七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他还说：对于毛泽东批评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对于周恩来的这次检讨，没有见到毛泽东表态和评价的有关材料。但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两次讲到可能发生的大灾难，一是发生战争，二是党的分裂。历史上有党内分裂，今后会不会有新的分裂，可能有，分裂是新陈代谢。对于毛泽东把问题的严重性讲到这个份上，周恩来自然是心领神会的。
1958年6月9日，周恩来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这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常委会讨论他们的请求时，挽留他们继续担任现在的工作职务。会后，邓小平拟定了常委会会议纪要，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他还将这个会议纪要报送毛泽东。
当时，周恩来处境困难，心情苦闷。但是，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服从中央决定，继续担任总理的工作，忘我地操持繁重的国务。
【忍辱负重“反冒进的问题，现在也搞清楚了”】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的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指出：“经过整风和批评反冒进，中央也好，地方也好，都很团结。反冒进的问题，现在也搞清楚了，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但是，毛泽东在此之后还批评过反冒进。就在八大二次结束后的第三天，毛泽东看到彭真送来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后，于5月26日给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表扬这篇社论提出“跃进”一词，“其功不在禹下”。信中写道：“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来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尖锐地批判彭德怀写给他的那封信时，连带着又批了反冒进。他说：“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由此可见，对反冒进的问题，中共中央虽已作结论，但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并没有就此结束。
回顾和考察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的历史过程，可以得出一点基本认识：冒进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反冒进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反反冒进是错误的。历史已经证明：错误地批评反冒进，违背了集体领导的原则，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错误地批评反冒进，违背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错误地批评反冒进，还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助长“左”的指导思想的滋长和蔓延，造成“大跃进”的严重失误，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历史的教训十分深刻，应当永记不忘。
三、我陪少奇调研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