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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以为太宰、司徒、卫将军三王宜留洛中镇守，其余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国。为选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辅佐之。听于其国缮修兵马，广布恩信。必抚下犹子，爱国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迁，连城开地，为晋、鲁、卫。所谓盘石之宗，天下服其强矣。虽云割地，譬犹囊漏贮中，亦一家之有耳。若虑后世强大，自可豫为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则枝分叶布，稍自削小，渐使转至万国，亦后世之利，非所患也。【这段开始论述针对当时具体问题的具体措施，建议皇帝既要好好分封，又要防止诸侯将来会尾大不掉，所以应该仿效汉武帝“推恩令”的做法。这段里典型的儒家思想是：“君臣分定，百世不迁”，这就是“礼仪之邦”的最高追求。这个问题，《孟子》后文还会讲到，我们也到时候再说。】
昔在汉世，诸吕自疑，内有硃虚、东牟之亲，外有诸侯九国之强，故不敢动摇。于今之宜，诸侯强大，是为太山之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魏法禁锢诸王，亲戚隔绝，不祥莫大焉。间者无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诸侯。上不象贤，下不议功，而是非杂糅，例受茅土。似权时之宜，非经久之制，将遂不改，此亦烦扰之人，渐乱之阶也。夫国之兴也，由于九族亲睦，黎庶协和；其衰也，在于骨肉疏绝，百姓离心。故夏邦不安，伊尹归殷；殷邦不和，吕氏入周。殷监在于夏后，去事之诫，诚来事之鉴也。【这段是列举历史的经验，重点还是在“人和”二字。段灼认为：国家的兴盛，要靠皇亲国戚亲如一家和黎民百姓的和谐共处，也就是说，只有上上下下各个阶层都达到和谐了，国家才能好起来；而什么情况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呢？那就是皇亲国戚们十个人十二条心，老百姓也对统治者离心离德、毫无信任感。】
段灼这篇奏疏，在当时是以孟子的“人和”思想来指导政治方针，我们现在读来，正可以把它当作对孟子论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一节的详细阐释。
同样一个概念，古代也有，现代也有，我们就很容易拿现代的概念去理解古代的概念。没有人不知道“人和”，可是，作为儒家政治理想的“人和”却不完全是我们平日里对这个词的理解。想了解孟子的“人和”，就要结合《孟子》的上下文来看；想了解儒家的“人和”，就要结合历代儒家的思想主张来看。
“人和”不仅仅是团结，社会上的所有人都要能够各安其位，当官的好好当一辈子官，种地的好好种一辈子地，甚至，当官的好好当几辈子的官，种地的好好种几辈子的地，各个阶层、各个等级和睦相处，当官的不欺负种地的，种地的也不眼红当官的，分到肉的别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分到汤的也别喝着稀的还惦记着干的——这样的社会，才是儒家“人和”观念的最高境界，即便像孟子这样具有浓厚的民本思想的人说到底也还是儒家，脱不了儒家思想的大框架去。
由此多说两句：读古书既然要尽量体会古人的原意，就既要提防现代观念对古代观念的不经意的曲解，也要提防一些形容词。——需要重点读形容词的书一般是文学书和艺术书，需要重点读名词的书一般是历史书和思想书。
曾读过一本书，其中讲到古代东西方建筑材料的不同，说中国人用木头，西方人用石头。——嗯，我把这样的话叫做名词的语言。然后作者接着说：我们中国古人用的是“温暖的木头，而不是冰冷的石头”，看，事实没有改变，但加了两个形容词，感觉就不一样了，一种民族自豪感便在我心头油然而生了。
但是，随后我一捉摸：如果是一个欧洲人来表达同样的内容，他会怎么说呢？
——在不改变“中国人用木头，西方人用石头”这个基本事实的前提下，他可以这样来说：“我们西方人用的是坚固的石头，而不是容易朽烂的木头。”这同样也能激发出洋人的民族自豪感来啊！
这两种说法有哪个是错的吗？哪个都没错！它们陈述的事实其实是完全一样的，而各自所用的形容词也全都是非常贴切的。
那么，同样的，如果有人想提倡泛神论，他也可以说：“中国人用的是曾经有过璀璨生命历程的木头，而西方人用的则是无知无觉的石头。”
你还可以造出许多这样的句子来，每个句子的倾向性和情感诉求各不一样，但我觉得如果是读历史，遇到这样的文字的时候还是尽量把它们还原成原本的“名词的语言”。
孔乙己读书法
概念问题完了还有细节问题。
读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陶渊明式的，叫做“好读书不求甚解”，这一类的典型代表还有个诸葛亮，诸葛亮读书往往是“观其大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看个大概，把中心思想差不多搞明白了就完了；还有一种是孔乙己式的，叫做“寻章摘句老雕虫”，看到一粒茴香豆，就要捉摸捉摸这个“茴”字有几种写法。
不知道各位当中有没有第二种读书人？要想知道也容易，我搞个测验，一测便知：《孟子》这一节里说的到底是几里之城，几里之郭？
对这个问题没感觉的人就属于陶渊明和诸葛亮式的读书人，恭喜你了！
下面我来给出答案：
孟子说的是“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可方才段灼的文章里引用孟子的话，却说的是“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而且分别说了两次，全是“五里之郭”。不信就再仔细看看：“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圜围而攻之，有不克者，此天时不如地利。……虽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
“三里之城”都一样，可这个“郭”到底是五里还是七里呢？
——有人会问了：这个问题很重要吗？好像无所谓嘛！
你要是研究古代的城市规划，这个问题当然就重要了；你要是搞古文献的版本校勘，这个问题自然也有些重要；你要是吃饱了撑的实在闲得无聊，研究一下这一类的问题也不失为是个很有趣的打发时间的办法，你若是个古代的严谨的读书人，恰好四书五经又被国家立为经典，那这个问题可就很值得你好好思考了。基督徒都知道，《圣经》里的话是一个字都动不得的，同理，难道儒家的“经”就可以轻易受到质疑吗？
有的古人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了：“是不是《孟子》抄录的笔误呀？”因为从常理推断的话，“三里之城”还真不大可能配一个“五里之郭”。
我先得解释一下什么是“城”，什么是“郭”。
什么是城，大家都知道，古代盖一圈墙，圈一块地，里边住人，墙头有人守卫，这就是一座“城”。如果城外边再圈上一圈墙，这就是“郭”。也就是说，“城”是内城，“郭”是外城。后来，“城”和“郭”两个字经常连用，我们在诗词里常能读到，比如“城郭人民半已非”等等。
古代像样一点儿的城都有两圈，里面一圈是“城”，城里住的是国王或者诸侯什么的，所以“城”里是宫殿区，“城”的外边被“郭”围起来的地方，住的就是一些王公大臣和各色闲杂人等了，甚至还有墓地和农田，当然这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情况，后来的城市建设就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复杂了。像明清的北京城就是三圈的，最里面是皇城，也就是现在的故宫博物院，外边一圈内城，再外边又一圈外城。
古代内城一般都是宫殿区，建筑物都比较高，国王、诸侯们站在高高的宫殿上往下一看，哈哈，那感觉真是很爽很爽！——这就渐渐成了统治者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晚清，如果你是个住在外城的老百姓，就算再有钱，也不能盖高楼，这是被政策禁止的，为的就是保持统治者的尊严，当然，还为了保护统治者的隐私。慈禧的时候，洋人在紫禁城外边盖教堂，教堂本来就高，顶上还有钟楼，洋人在钟楼里一站，可以直接看到紫禁城里去！单是这也就罢了，雪上加霜的是，洋人是有高科技的，往钟楼上一站，望远镜加上照相机，对紫禁城搞偷拍！这还不算，雪上加霜再加冰雹的是，他们偷拍完了还把照片寄回国登在报纸上。清朝皇家威严扫地，慈禧没辙，好说歹说加上花银子，这才让洋人搬了家。
——搞明白了城和郭，再看看《孟子》这节，难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有什么不对吗？
古代还真有一些人觉得不对，其中有人拿出来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段灼的那篇奏疏，认为段灼连续两次都说“五里之郭”，所以不大可能是笔误，而段灼明显是引用《孟子》，所以段灼当时看到的那个《孟子》的版本，应该是写作“五里之郭”的，而也只有“五里之郭”才是合情合理的。
为什么“五里之郭”就合理，“七里之郭”就不合理？
这些人认为是“七里之郭”和“三里之城”比例失调。咱们看看这些人有多孔乙己，他们为了证明这个问题，引经据典拉出了一堆新的证据，来证明“三里之城”应该搭配“五里之郭”，这是当时城市建设的定制。
我们举个例子，沿现在北京市的二环路盖起城墙，这就是“城”，或者我们叫它“内城”，再沿三环路盖一圈城墙，这就是“郭”，或者我们叫它“外城”，这个内、外城的比例关系看上去非常顺眼。可如果内城还是二环路，外城却是五环路，这个比例就不大舒服了——从外城走路进内城，腿脚稍微慢点儿的一天时间都走不完，中途还得打尖住店睡上一夜，第二天早晨接着再走……这好像确实有点儿离谱。
我这个推论还算合情合理吧？
但是，我错了。我犯的错误就是拿现代概念去套古人，孟子那时候的城哪有现在北京那么大啊？
人一般是摆脱不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的，其实也很难摆脱掉自己的环境局限性。我小时候住在北京郊区，大概就在现在五环路的沿线上，当时爱听收音机里的评书连播，像《岳飞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什么的。评书里经常提到围城战，动不动就把一座城市围得“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我当时就怎么也想不通这个问题，我的逻辑是：以北京为例，从市中心到我家为半径划一个圆，我们就把它当作北京城，这得是多大的一个圆啊！要想把这么大的一个圆围得“风雨不透、水泄不通”，那得用多少军队才行啊！而且，评书里的英雄们还动不动就“杀四门”，也就是围着被包围的城池在敌人的军营里东西南北杀上一圈——如果是沿北京五环路杀一圈，就算没被敌人打死，自己累也得累死了！
长大以后才明白，就算一定要拿北京当例子，也得用二环路而不是五环路，更何况，古代一般的城池都是很小的、没法跟北京相比。还有，真正的老北京人恐怕也不会把一个住在五环路沿线的孩子当成北京人的。
好了，话说回来，如果一座小城只是三五里见方的话，那么，无论是“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还是“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也不会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什么不便。
那么，孟子时代的城市规划有没有具体制度呢？
当然是有的。《左传》里有一段对郑庄公的记载不少人应该都读过，因为它被收进了《古文观止》，而且还是《古文观止》的第一篇，叫做《郑伯克段于鄢》，文中说郑庄公的弟弟心怀不轨，在自己的封地筑城严重超标。有个叫祭仲的大臣看不过去，对郑庄公说：“封邑的城墙如果超过三百丈那将对国家造成威胁。根据先王的制度，大城的规模不得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城市的规模不得超过国都的五分之一，小城的规模不得超过国都的九分之一。”——这正是周人“礼制”的内容之一，但政策是政策，对策是对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是不可能真有这么严格的。祭仲倒没说说“城”和“郭”分别的标准是什么，只是大体一论。从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城”和“郭”的建筑经常是很不规矩的，小城大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