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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对论题没有知识的人，只要后者根据那些结果，而不是根据他的知识或论题的特殊原则予以承认就行了。他即使知道这些结果也不能就所讨论的技术使他免于无知，而不知道这些结果必然会对这一技术无知。所以，很清楚，检验并不属于某种特殊的知识。因为这个原因，它涉及到所有学科，因为所有的技术也使用某些共同的原则。所以，所有的人，包括无专门知识的人，都在某个方面运用辩证和检验的方法；因为所有的人都会程度不同地验证那些有知识的人。在这里他们所用的便是那些共同的原则；他们自己和行家一样熟知这些，“尽管他们表达起来显得离题太远。所有的人都能反驳；辩证法家有条不紊地从事的事情，他们干起来毫无条理。用推理的技术进行检验的人就是辩证法家。所有领域都有着许多同样的原则，但这些还没有达到具有特殊本质并构成某种特殊种类的程度，它就像否定命题，而其他一些则不属于这一类，而是局限于某些专门的范围；所以，根据这些对所有论题进行检验是可能的，而且存在着某种这样做的技术，虽然这种技术和证明的技术并不相同。因此，争论的论证并非在所有方面都和绘虚假几何图形的人相同；因为争论的论证并不是根据某种原理进行错误推理，它所涉及的是各种原理。
这些就是诡辩式反驳的种种形式，不难看出，对它们进行研究并能够应用它们乃是辩证法家的任务；因为这种研究的全部内容都是因探究命题的方法所构成。
【 12 】关于表面的反驳我们就说这么一些。现在要说的是，说明回答者正在陈述的是谬误，他正在使其论证导向悖论（这是诡辩家的第二个目的）。首先，这最主要地是通过某种方式的查询和追问而达到的。提出的问题和所设定的论题毫无关系而且无所限制，乃是达到这些目的的极好圈套。因为人们在漫无边际地交谈时最容易陷入错误的境地，而当人们没有一个确定的论题时谈话便会漫无边际。提出许多问题（即使某人所驳诉的论点已被限定），并且要求回答者说出他的思想，这就提供了一个充足的机会使一个人陷入悖论或谬误，而且，如果有问题，他即使对任何问题回答“是”或“不是”，这也会使得他陷入这一论点，而别人则有丰富的材料就这一论点对他进行非难。这种不公正的方法并不比前一种更切实用；因为人们要问：“这和原来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导致谬误或悖论的要则，并不是直接提出论点，而是假装由于想知道而提问，因为这种追问的方式就提供了进行非难的机会。
诡辩式的方法有这么一种专门揭示谬误的方法，即，诱使对手达到某一观点，而他自己则有大量论据反对这一观点；就像前面所说的，这样做既可能用正确的方式，也可能用错误的方法。
要使人导致悖论，你就得先查明和你交谈的人属于哪一派，然后就这一派的某种见解向他提问，而大多数人认为这种见解是荒谬的；因为任何一派都有这种信条。在这里基本的原则是把各种不同派别的观点都汇集起来，收进你自己的命题之中。在这里适当的消除方法就是要说明，由于这种论证，悖论才没有产生，而你的对手总是愿望事情应当如此。
而且，你应当从人们的愿望和所持有的意见中寻找。因为人们嘴上说的和心里所愿望的事情并不是同一的，他们说着最富丽堂皇的话，然而他们希望的则是他们的利益。例如，他们声称，与其快乐地生，不如高尚地死；与其卑贱富裕，不如诚实贫穷。但是他们的愿望则与他们所说的正好相反。所以，按照心愿说话的人必定会表达平常所持有的意见，而那些按照平常意见说话的人，必然会接受被隐瞒起来的意见。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会必然地产生悖论，因为他们所说的观点要么和他们所持有的观点矛盾，要么和他们隐藏的观点相矛盾。
将人们导向悖论的最平常的通例就是应用自然的和法规的标准，在《高尔吉亚篇》中卡里克勒斯就应用了这些标准，所有的古人都认为这些是正当的。他们认为，自然和法规是相反的，根据法规公正是美好的，而根据自然则不是美好的。所以，对于根据自然标准说话的人，你应当根据法规来回答，而当他根据法规说话时你一定得根据自然来进行论证；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他说的都是悖论。古人认为，符合自然的事物就是真实的，而符合法规的事物则是人类的一般观念。所以，很清楚，他们也像现在的人一样，试图驳倒回答者，或致使他作出悖理的陈述。
有些问题无论从哪个方面回答都包含了一个悖论。例如：“人是应当服从智者还是服从自己的父亲？”“人是应当做便易的事还是做公正的事？”以及“宁可我负人还是宁可人负我？”你应当将人们引到和大众以及智者的意见相反的意见上来，如果说话者像熟练的论证者一样说话，那么你便将他引到和大众意见相对立的意见上来；如果他像大众一样说话，那么便将他引到和论证行家的意见相左的意见上来。因为有的人说：幸福的人必然是公正的，因而“国王是不幸的”，而这和大众的观点是相互冲突的。将一个人导向这种悖论，与将一个人导向自然与法规标准的反面是同一回事。因为法则乃是大众的意见，而智者的言论只是和自然与真理相符合的。
【 13 】这就是所应当研究的通过一些通例而达到的悖论。至于使一个人陷入赘语，我们已经在谈到这个词时指出过它的意义。在以下所有论证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如果陈述一个名词与陈述其定义没有什么差别，‘两倍’和‘一半的两倍’就是同一回事，如果‘两倍’是‘一半的两倍’，则它就是‘一半的一半的两倍’，如果可以用‘一半的两倍’代替‘两倍’，同一表达就会重复三次，‘一半的一半的一半的两倍’”。再有“欲望不是对快乐的渴望吗？”“欲望是对快乐的渴望”，所以“欲望是对快乐的快乐的渴望”。
这种论证在使用一些关系词时就会发生，这些关系词不仅其属是相对的，而且它们自己也是相对的，它们是相对于一和同一事物而被给出的（例如，渴望是对某事物的渴望，欲望是对某事物的欲望，两倍是某事物的两倍，即一半的两倍）。当使用这样一些词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些词虽然不是关系词，但实体（即这些词是其状况或承受或类似性质的事物）则是在其定义中被指明的，因为它们叙述这些事物。例如，“奇数”是“包含中间数 1 的数”，有奇数存在，所以“奇数”便是“包含了中间数 1 的数”。再如，如果“塌”是“鼻的塌”，有“塌鼻”存在，那么“塌鼻”便是“塌鼻的鼻”。
有时似乎也产生了这种重复的结果，但事实上并没有。这是因为人们并没有进一步追问单独的“两倍”是否有意义，如果有，那意义是相同还是不同，但他们是立刻得出结论。而它似乎具有同一意义也是因为这个词是同一的。
【 14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什么是文法错误。人们既可能犯文法错误，也可能并没犯错而只是显得犯了文法错误，以及犯了错误而显得并没有犯文法错误，就像普罗泰戈拉常说的，如果 menis （忿怒）和 peleks （头盔）是阳性民他认为，把忿怒说成是毁灭女神的人便犯了文法错误，尽管在别人看来他似乎并没有犯文法错误，而把忿愤说成是“毁灭者”的人，似乎犯了文法错误，其实并没有犯错。很显然，人们也可以用技术产生这一结果；所以，有许多论证似乎推出了文法错误而事实上并没有，正如在反驳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
几乎所有的文法错误都是因为这种情况而发生，即由于“这个”“这个词的词尾变化既不表示阳性，也不表示阴性，而是表示中性。“他”表示阳性，“她”表示阴性，而“它”虽然在意义上表示中性，但经常既表示阳性，也表示阴性。例如，“这是什么？”“这是卡里娥佩”，“这是木头”，“这是哥里斯库斯”。阴性和阳性在格的形式上全都不同，而中性名词的格的形式，则只是有些不同，而有些则是相同的。所以，一旦人们假定“它”正确，人们便好像已经使用了宾格的“他”一样进行推论，同样，他们在应该用其他格的地方却使用不同的格，这种错误的推论其所以发生，原因就在于“它”对多种格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有时表示主格的“他”，有时则表示宾格的“他”。它可以交替地表示这两者：当和陈述式的“是”联系时它应表示主格的“他”，当和不定式“是”联系时它应表示宾格的“他”，例如，“这是哥里斯库斯”和“是哥里斯库斯”。阴性名词以及所谓的物品也是如此，这些物品既有阳性的，也有阴性的。只有那些以一 on 结尾的名词才表明属于物品之类，例如， ksulon （木头）， skhoinon （绳索）。那些形式与此不同的名词或者是阳性，或者是阴性，其中一些就属于物品之类，例如 askos （皮酒袋）就是阳性， kline （床）是阴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使用陈述式的“是”和使用不定式的“是”存在着同样种类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说，文法错误有些类似于因为用同样的词表达不同的事物而产生的反驳，因为正如在一种情况下我们是在实际事物上犯了文法错误，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则在名词上犯了文法错误；因为“人”和“白”既是名词又是事物。
很清楚，我们应当在上面所说到的词尾变化的基础上对文法错误进行推论。
这些就是争论式的论证的种类，以及这种种类的子种类。以上所说的乃是应用它们的方法。如果为了隐瞒思想以某种方式来安置提问的材料，这样便有较大区别了，正如在辩证论中的情况一样。所以，从我们以上所述推论，我们必须首先讨论这个问题。
【 15 】对于反驳，较好的办法是延长，因为在一瞬间要同时瞥见多件事物是十分困难的，而要延长就得利用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些要则。另一个办法是加快，因为人一旦落后就很少朝前看，另外还有忿怒和争辩；因为人们在激动时总是很少保护自己。挑起忿怒的要则是挑明某人想行为不公，而且寡廉鲜耻。另一个计谋是交替提问，看一个人的多种论证是否得出同一论点，或者看他的论证是否既证明了某物是这样又证明了某物不是这样，因为这个结果是，回答者得同时提防多种观点的非难或相反观点的指责。一句话，以上所提到的所有隐瞒自己的方法对于争论的论证都是有用的，隐瞒是为了逃避被人察觉，而要免于察觉则是为了蒙骗别人。
一旦遇到那些拒不承认自己思想的人，而且那会有助于你的论证，那么你务必用否定的形式提问，就仿佛你想知道与你正想知道的答案相反的答案，或者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提问；因为只有在人们弄不清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答案时，他们才比较好对付。在涉及到特殊事例时，人们常常同意个别的事例，那么，在归纳的过程中你不能使用共相来作为你问题的论题，而应假定你同意这一点，并利用它；因为人们有时认为，他们自己同意的，似乎他们的听众也同意。因为他们对归纳的过程牢记不忘，并且认为，如果没有某种目的，问题就无法提出来，在没有适当名词表示这个共相时，为了便利，你应利用与特殊事例相似的东西，因为这种相似性常常能瞒混过关。为了引出你的前提，你应当在你的问题中将它和它的相反者加以比较。例如，如果你想引出这一前提：人应当在所有事情上服从自己的父母，那么你就问道：人在所有事情上是应当服从自己的父母呢，还是不服从他们？如果你想规定，数通过多次乘方会得出一个大数目，你便问道，我们是承认它是一个大数目呢，还是承认它是一个小数目？如果再强迫一下，那么他就会承认，它应当是一个大数目，因为把相反的东西放在一起，便会让人们看到事物的大和较大、较坏和较好。
提问者采取各种诡计而形成的最诡辩的反驳，往往最具有反驳的显著特征，虽然他们什么也没有证明，他们并不以问题的形式表示最后的命题，而是作为结论指出来，就仿佛他们已经证明它了，“所以如此这般的事物并不确实”。
另一个诡辩式的圈套是，如果论题是个悖论，在人们最新提出一般被接受的观点时，要求回答者回答他对此是怎样想的，并且以这样的方式提问：“这是你的意见吗？”如果问题是论证的前提之一，那么结果要么一定是反驳，要么是一个悖论。如果他同意这个前提，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