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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分子在自由地进行政治活动”。但他的观点遭到克罗地亚党政领导的反对和清算。
１９７０年１月克共盟中央第十次全会严厉批判了以让科为代表的一元主义。会后克议会罢免了让科的联邦议会民族院代表资格，从而撤掉了他的联邦议会副主席的职务。
在这种形势下，１９７１年１１月在克罗地亚发生了严重的民族主义骚乱事件。当时克罗地亚文化协会（“玛蒂察”）成了宣扬民族主义的大本营。在它出版的报刊中说，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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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克罗地亚的监狱”
，克应当成为“真正的主权国家”
，从联邦收回外交权和国防权，申请参加联合国，建立由本民族军官指挥的共和国军队。克民族主义分子说，波黑的穆斯林都是克罗地亚人，应与克合并。这实质上是企图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克罗地亚独立国”
，使克在人口和地域上可以与塞尔维亚相抗衡。
弗。图季曼在《克罗地亚周报》上说，克罗地亚人对联邦国家已感到不满意，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邦联”或“国家联盟”才能解决。在经济问题上，克民族主义分子煽动说，克受到“剥削”和“掠夺”
，“收入外流”
，“赚取的外汇大部分被联邦取走”
，克的处境比奥匈帝国和南王国时期“更加糟糕”
；抱怨联邦援助不发达地区基金提取过多，说克境内有２０个区人均收入低于克平均收入的５０％，却得不到联邦基金的援助。
对于这些言论，克党政领导态度暧昧，放任不管，甚至暗中支持，以便向联邦施加压力。
１１月２３日民族主义分子在萨格勒布发动３万名大学生举行罢课，并企图煽动工人总罢工。铁托总统被迫中断在国外的访问，匆匆赶回国内，亲自出面干预，认定这是一起“反革命事件”。
１１月３０日～１２月１日，南共联盟主席团召开第２１次会议，对克罗地亚领导人进行了批判。
克共盟主席萨。达普切维奇—库查尔、中央执委会书记佩。皮尔克尔、派往南共联盟主席团的委员米。特里帕洛和斯。比耶利奇都提出辞职。米。普拉宁茨当选为克共盟新主席。会后克总理拉。哈拉米亚、副总理韦。普尔皮奇以及两位议会副主席也提出辞职。此外有数百人被撤职，骚乱的某些首要分子被判刑，党员都被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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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对塞尔维亚共盟领导人进行了批判和清算，指责他们宣扬“伯恩施坦式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推崇专家治国论，在公开的宣传报道中缺乏阶级观点，把战争时期的干部当作教条主义和保守思想的代表加以排斥，竭力想使塞尔维亚摆脱联邦政治领导的“监护”
，常常破坏南共联盟的团结和损害国家的利益。但是在塞共盟中央的三次秘密会议上，撤换塞共盟领导的提案没有获得通过。铁托亲自到会作了长篇讲话后，塞共盟主席马。尼凯集奇和书记拉。
佩罗维奇提出辞职。会后，塞总理米。博亚尼奇和共盟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博。帕夫洛维奇也提出辞职。一批大企业和新闻出版单位的领导人被清洗。到年底，共盟伏伊伏丁那省委主席米。查纳达诺维奇和书记米。拉多伊钦提出辞职。外交部长米。特帕瓦茨下台。曾任总参谋长、外交部长和副总统的科。波波维奇从政治生活中引退。接着斯洛文尼亚总理斯。卡夫契奇，马其顿共盟书记斯。米洛萨夫莱夫斯基，曾任马其顿共盟主席、当时任联邦主席团委员和南共联盟主席团委员的克。茨尔文科夫斯基，波黑派往联邦工作的阿。胡莫、奥。卡拉贝戈维奇、哈。卡佩塔诺维奇、切。科波乐都被撤职。
西方报刊把１９７２年的清洗称作“铁托式的文化大革命”。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这时发生的某些重大民族纠纷和政治事件，已不能靠制度本身的力量来妥善处理，而只有靠铁托总统个人的威望来解决。这里已经暴露出南联邦体制和南共联盟领导体制的软弱无力。
另外，在处理民族主义事件中，单纯进行组织清洗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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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而不同时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不能解决深层次的思想问题，也不能消除群众中的民族主义情绪。相反，某些被清洗和被判刑的人倒被群众看作是维护民族利益的“英雄”。
目前的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弗。图季曼和议长斯。梅西奇，就是１９７１年事件后被判刑的人。
第三节 党的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１９６６年处理了兰科维奇事件之后，开展了反对中央集权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同时着手进行党的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党的体制中逐渐注入了“联邦化的因素”
，在政治体制中注入了“邦联化的因素”
，这是后来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的潜在原因之一。
南共联盟六届四中全会（１９６６年７月）成立了南共联盟改组和今后发展委员会，其任务是组织“关于在社会自治的条件下共盟的作用”的公开讨论，并提出关于共盟改组的具体建议。
南共联盟六届五中全会（１９６６年１０月）
通过了改组南共联盟的提纲。
提纲强调，共盟应该研究社会上的基本问题，对自治机构所作决定的社会主义内容负责，但党委会不应成为作出决定的指挥部，而应是提出思想和政治倡议的中心，是理论创见的源泉。全会设立南共联盟主席以代替总书记，铁托当选为主席；全会撤销了中央书记处，选举由３５人组成的主席团和由１１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规定执行委员会委员只能担任党的职务。全会还设立了若干中央工作委员会，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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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委员外，吸收科学文化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参加。各共和国共盟中央和自治省共盟省委也进行了类似的改组。
从南共联盟“九大”
（１９６９年３月）起，代表大会召开的程序发生了变化。
过去的惯例是，南共联盟先召开代表大会，确定全党的方针和政策，然后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召开代表大会来贯彻执行。
“九大”
改为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先召开代表大会，确定各自的工作方针和政策，并选出出席南共联盟代表大会的代表和派往南共联盟中央机关的候选人，然后召开南共联盟代表大会，协调各方的立场，认可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的候选人组成的南共联盟中央机关。
“九大”
撤销了中央委员会，代之以主席团和执行局，并决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会议来处理党内的重大问题。主席团和执行局的成员，按各共和国共盟平等地派代表和各自治省及人民军共盟相应地派代表的原则推选。这样就大大地加强了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的作用，确认了它们的“自主地位、平等和责任”。
同时，这实质上也是党联邦化的开端。
１９７４年５月南共联盟“十大”恢复了中央委员会，但仍保留主席团，执行局改为执行委员会，一年一度的代表会议不再召开。
政治体制改革即联邦制改革，体现在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和１９７１年通过的三批宪法修正案中。宪法修正案进一步强调了民族平等，重申了各共和国的主权地位，扩大了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权力。
１９６７年宪法修正案第１号提高了民族院的地位，扩大了它的权力，民族院从联邦院中独立出来，与联邦院平等地行使原来属于联邦院的各种职权。
１９６８年宪法修正案第８号撤销了联邦院，由民族院代之。
修正案第１８号提高了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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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地位，自治省有自己的宪法性法律，它根据联邦宪法的原则和共和国的宪法规定自治省的权利和义务。自治省设有最高法院和宪法法院。自治省的领土未经自治省议会的同意不得改变。
１９７１年宪法修正案第３３号规定，在货币制度和货币发行、外汇制度、对外贸易和外国贷款、关税保护、价格监督、援助不发达地区、联邦财政等方面，联邦不征得所有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同意不能作出决定。这是联邦议会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实行协商一致原则的开端。但同时也已在联邦制中加进了邦联制的因素。
１９６７年宪法修正案第５号改变了总统职位的继承办法，撤销了副总统，在总统缺位时由联邦议会主席代行其职权。
１９７１年宪法修正案第３６号进一步贯彻集体领导制，设立联邦主席团作为集体国家元首。主席团主席由总统兼任，主席团委员按各共和国平等地派代表和各自治省相应地派代表的原则推选。
１９７４年２月２１日联邦议会通过的新宪法公布施行。宪法总结了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实施２０多年来的经验，继承了１９６３年宪法和三批宪法修正案中行之有效的规定，确认了联合劳动制的各项原则，规定了在基层议会和自治组织中实行代表团制，确定了全民防御和社会自卫的国防政策。宪法确认，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联邦议会的组成由五院改为两院：联邦院、共和国和自治省院。
在作出决定时，联邦院实行多数通过的原则，共和国和自治省院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
宪法将联邦主席团成员的人数由２３人减为９人，即每个共和国和自治省各选派１人，加上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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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成员的南共联盟主席。总之，这部宪法系统地规定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各项原则和体制。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２５日通过了联合劳动法，规定了联合劳动的组织形式、内部关系、管理机构和运行机制。各企业根据联合劳动制的原则进行改组，加强纵向和横向联合，用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来协调相互关系，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进经济效益，并为加强宏观调节创造条件；同时划小基本核算单位，使劳动者更加关心生产和便于进行直接管理。
在对外关系方面，南坚持不结盟和积极和平共处的政策。
南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之一，积极参加了不结盟运动的历届首脑会议。
继１９６１年的贝尔格莱德会议后，１９６４年的开罗会议，１９７０年的卢萨卡会议，１９７３年的阿尔及尔会议及以后各次会议，都对推动不结盟运动的发展和壮大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国际形势中，不结盟运动是一支维护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强大力量。
它反对军事集团划分，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谴责强权政策和霸权主义，反对战争威胁，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鉴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卓越贡献，１９７９年的哈瓦那会议曾特别予以表彰。
第四节 经济建设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这个时期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除１９６５年改革后有短暂的停滞外，基本上平稳，１９８０年与１９６３年相比，人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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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２９万增加到２２３０４万，增长１７２１％；就业人数由３３９B万增加到５６８１万，增长６７５８％；社会产值增长１６２６２％，B其中工业增长２３１１９％，农业增长４８１７％；固定资产投资B增长１４３２４％，出口增长１０３５９９％，进口增长１３２５７４％，B个人消费基金增长１５２０４％①。
B分阶段看，１９６４～１９７０年社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为５９９％（其中工业７１６％，农业１０２％）
，１９７１～１９７５年为B B B５８８％（工业７９１％，农业３１９）
，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为５６１％B（工业６７９％，农业２４１％）。
这些数字虽然低于１９５３～１９６３B B年高速发展期间的平均数，但在当时的世界上已算是不低的了。
这个时期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１９７９８０学A年和１９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