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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保证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机械化和化学化，通过提高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的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４）在发展社会经济基础的同时，不断全面加深社会主义民主，扩大劳动人民对经济管理的积极参与；（５）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精神，继续加强人民政治和道义上的团结，完成文化革命。
大会对捷社会的矛盾作了分析，诺沃提尼在报告中指出，捷共在短时期内基本上解决了捷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劳动与资本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在捷日益失去其分量和意义，非对抗性矛盾将提到前列。
他提醒全党注意研究社会矛盾的性质，注意区分对抗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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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对抗性矛盾。
但是捷共“１１大”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正如捷共领导和学者后来所指出的，表现出了对形势估计的主观主义倾向，超越了历史阶段。
１９６０年７月捷共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新的社会主义宪法草案和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诺沃提尼作主要报告。他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胜利了”
①，捷社会“已经进入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积蓄力量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
②这比捷共“１１大”的提法又进了一步，更加脱离了捷社会的客观情况和发展水平，表现了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这有着苏联的明显的影响。捷共全国代表会议是在苏共２１大之后举行的。
捷党代表会议表示毫无保留地支持苏共２１大的结论，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大致同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提法，全力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所提出的目标的实现，即在１９６５年以前，在工农业生产的总量上，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体系，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朝着共产主义前进。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诺沃提尼在捷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１９６１～１９６５）的指标。他说这个计划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经济计划，此计划的实现将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前提”。
③党代表会议通过的“三五”
计
①《诺沃提尼言论集Ⅱ１９５８～１９６２》，捷文版，第２５７页。
②同上，第２８６页。
③同上，第２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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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指标草案规定，到１９６５年，工业生产提高５６％，生产资料生产提高７０％，机械工业提高７６％，消费资料生产提高３４％，农业生产提高２２８％，基建投资增加５９％。对斯洛伐B克地区，规定了更高的指标：工业生产至少应增长８４％，农业生产增长２７～２８％，要使斯洛伐克地区在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上达到捷克的水平。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三五”计划规定“要超过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开始接近美国的水平”
①。实践证明，捷领导对捷社会发展阶段的估计和所提出的经济发展计划不符合捷实际情况，超出了现实可能性，当然难以实现。
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１日，捷国民议会通过并颁布了社会主义新宪法，宣布“社会主义在我们祖国已经胜利”
，将捷国名改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宪法明确规定捷全部奋斗目标是为捷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物质和精神前提“。
捷的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允许建立在个人劳动基础之上的不剥削他人的小规模私有经济，这后一条后来实际上未完全执行。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对全部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
，国民经济计划“以法律形式公布”。
这样就以根本法的形式肯定了两种经济所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并为提出超越发展阶段的高指标的经济计划提供了理论和法律根据。
新宪法对捷克和斯洛伐克两民族的关系作了新规定，限制了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的权力，实际上取消了斯洛伐克行政
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历史》下册，中文版，第２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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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该地区的民族权力执行机构，违背了科息斯纲领的精神，对两个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第三节 经济集中管理体制的形成和克服其弊端的初步尝试
按照哥特瓦尔德的设想，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应体现自己的特点，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自己的经验。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捷共在制定政策上日益失去其本身特点，在捷具体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一句空话。在“苏联——我们的榜样”的口号下，捷不仅全盘接受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具体政策方面，也照搬苏联的作法。
在经济发展方针上，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机械工业，其中军火工业占有相当的比重，对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重视不够。造成能源、原材料、交通紧张，资金不足，食品、轻工产品相当匮乏，经济上出现比例失调。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农业增长指标未实现，１９５３年，农业生产仅为战前的８８％，工人实际工资下降８％，再加上１９５３年实行币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引起群众的不满。
同年６月１日，比尔森市发生５００工人的抗议示威活动，攻占市政厅，焚烧文件和挂像，高呼“我们不能忍受这样的掠夺”等口号。这是东欧国家战后发生的第一次骚乱。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捷共吸取了前一段的一些教训，也注意到波兰、匈牙利等国的经验，注意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强调发展能源动力基础、交通运输，重视农业的发展，提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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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活水平。但计划仍以重工业为主。这期间，经济发展情况较好，工业持续增长，农业逐步上升，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但国民经济失调问题仍未解决。
燃料和冶金工业基础落后，农业生产仍未达到战前水平。资源不足，原材料和能源消耗过大。
一方面资金短缺，一方面已投入的资金未被充分利用，粗放经营，新技术应用缓慢，产品质量不高。
在生产关系上，过份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工业、商业等早已实行国有化，连小商业、手工业等也不让私人经营。在农业上过早过快地推行合作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在管理体制上，强调计划就是法律，实行高度的集中管理，将全国１９个州合并为１０个州，２７０个县，合并为１０８个县，还实行撤区并社，扩大了合作社的规模。
诺沃提尼指出，“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就是法律，所有机构和组织必须无条件遵守”
，“在经济中我们坚持中央领导的原则”
，“所有的工业和经济企业仍继续由中央领导”。
①因此，不是按经济法则来管理经济，而是用行政手段来指挥经济。这必然限制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企业领导和群众的热情下降，缺勤率上升，在分配上则导致平均主义的发展。
在国际经济关系上，捷在经互会范围内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日趋密切，同它们的经贸交往在捷对外经济关系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扩大。
１９４７年，捷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外贸占其外贸总额的１４％，１９５３年增加到８０％，其中绝大部分为对苏贸易。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捷能源原料的供应和捷工
①《诺沃提尼言论集Ⅱ１９５８～１９６２》，捷文版，第１９６～１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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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品特别是机械产品的销售市场问题，但也加深了捷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此外，经互会成员国之间逐步实行生产协作和专业化，连国民经济计划也必须相互协调配合，这就使一个国家的经济更难独立自主的发展，在经济管理体制上也难以有所突破。
１９５４年和１９５５年，捷未实行五年计划，而只实行年度计划，就是为了使捷的经济发展，同苏联东欧国家的五年计划保持协调。
捷共领导中有不少人开始意识到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病，并探索解决的办法。
１９５７年２月，捷共中央全会专门讨论经济发展问题，提出在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主义经营方式优越性的同时，要“解决国民经济的组织、领导和计划问题”
，“捷共中央认为，最严重的任务是继续扩大企业的权力。”
①会议要求“在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原则，对计划的方法和制度作相应的改变，必须放弃确定任务细节的作法，强调计划的经济指标、制定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稳定性的意义”
，“国民经济组织和领导中的改变，最终要求更好地利用发展生产的经济杠杆和建立在价值法则，特别是成本、价格、利润、信贷等法则作用的基础之上的物质奖励原则。”
捷共中央还指出，“要消除过分的集中，扩大企业权限，为劳动人民参与生产管理创造有利条件”。
②这可以说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改革思想的萌芽。
１９５８年２月，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提高国民经济管理
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历史》下册，中文版，第１８７～１８８页。
②同上，第１８～１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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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的经济效益的原则》。
该文件是在全民和全党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是１９５７年２月中央全会决议的继续和发展。
这个文件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初期建立并起了良好作用的现行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已不符合经济增长的需要”
，“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原则问题上加强集中管理效能的同时，需要通过扩大企业权限使具体的管理更加接近生产”。
①该决定将原来的工业四级管理机构——中央、部、部属总管理局和企业改为三级管理，取消了总管理局这一级。新建立的生产经济单位，即企业和企业联合体，实行经济核算，由各部直接领导。生产经济单位“有权根据国家计划规定的任务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需要，决定自己的生产结构和规模，发展自己的生产基地”。
②企业必须用本身的劳动成果建立基金；工会组织“积极参与经济管理”
，“系统讨论企业的经营结果、发展计划和资金使用情况”
；强调“远景计划的作用和效果”
，“使企业有稳定的生产计划”
，“根据五年计划确定长期的物质鼓励定额”
，“简化年度计划的指标”等。
③上述规定从同年４月１日起实行，被称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后第一次经济改革。
尽管上述改革未根本触动苏联的集中计划管理模式，但也是一个进步，说明捷共已在认真思考经济管理体制的重大问题，并在寻求解决办法。但由于苏联的控制，捷主要领导人思想尚未解放，这次的经济改革未能得到认真贯彻。不久，由于
①《捷克斯洛伐克关于政治与经济体制的重要文献汇编》，中文版，第９９页。
②《捷克斯洛伐克关于政治与经济体制的重要文献汇编》，中文版，第１００页。
③《捷克斯伐克关于政治与经济体制的重要文献汇编》，中文版，第１０～１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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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斗争复杂和国内经济形势恶化，捷领导除了保留三级管理之外，从上述改革后退，更加强调集中管理的经济模式。
第四节 苏共２０大的影响和政治文化情况
苏共２０大对捷共和捷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和震动。
捷共中央几次开会讨论苏共２０大的结果。１９５６年３月和４月两次中央全会高度评价苏共２０大的意义，表示“完全同意”它的结论，但强调“要根据捷克斯洛伐克的条件，创造性的发展２０大的结论”。
①关于个人崇拜问题，诺沃提尼１９５６年３月２９日在中央全会的报告中说：“必须明确指出，我们党也毫不例外受了个人崇拜的影响”
，“我们接受、模仿和发展了斯大林所建立的与党有害的体系，破坏了党的生活原则”
，“围绕着哥特瓦尔德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