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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批准后，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军委副秘书长萧华，召集空军和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会，具体讨论要调那个军。经反复研究，最后确定调抗美援朝中表现最好的第十五军来组建空降部队。这一决定上报毛泽东、林彪，得到批准。不久，陆军第十五军正式归空军建制，改称空十五军。
在抗美援朝中，十五军部队以“血战上甘岭”而闻名于世，涌现了特级英雄黄继光，一级英雄邱少云、孙占元等一大批英雄人物。以这样一支战功卓著、英雄辈出的部队改建为空降兵部队，毫无疑问，肯定能成为空降部队的排头兵。
空十五军改建以后，首先狠抓了空降部队的基本训练，达到了一般条件下人人会跳伞的标准。接着，他们又开始进行各种复杂条件下的特种跳伞试验。开始是在广州进行水上跳伞试验，继而又在东北的齐齐哈尔、海拉尔进行雪中跳伞试验，以后又在青海、西藏进行高原跳伞试验，最后还在湖北孝感进行山地、丘陵地和水网稻田地带的跳伞试验，在云南思茅地区进行森林地区跳伞试验。他们还不断研究改进跳伞方法，从一般的步枪、轻机枪、重机枪到炮兵、到坦克、到汽车，都进行空降。从个人到整连、整营的跳伞训练，每次都取得了成功。
从空降兵成立到一九七O年，我国空降兵部队从理论到技术训练、战术训练，再到各兵种联合作战的训练、各种气象条件下的训练、各种地形条件下的训练、各种空运条件下的训练，都基本上获得成功，从而使空十五军成为了一支战斗力较强、能够担负各种作战任务的部队。
十一、金门空战
一九五八年七月，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为了实施这一行动，掩护大批炮兵进入前线，中央军委命令空军夺取福建前线的制空权。
一九五八年的七、八月份，刘亚楼和我带领空直机关的几个人，来到东南前线坐镇指挥，历时四十多天。首先，我们逐一检查了参战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并针对国民党空军的力量和特点，同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等进行研究，对部队的部署作了一些调整。
作为金门炮战的序幕，争夺福建前线制空权的激烈空战，持续了半个多月。这次空战，国民党空军损失了五十多架飞机，我们则损失了二十多架。战斗的结果，福建前线的制空权被我们基本掌握。之后，敌人变得老实多了，再也不敢随随便便地飞过台湾海峡，从而为我们大批炮兵安全开进厦门地区，炮击金门打下了基础。也使我们又一次得到了实战锻炼。
金门空战中，空军的很多部队都参加了战斗。其中一些组建时间不长的部队，如空九师、空十四师、空十八师等打得比较好，而这一师、空三师等几支老部队，则表现平平。战斗结束后总结时，我们帮助他们认真分析了原因，总结了经验和教训。
金门空战，是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所经历的又一次实战锻炼。通过这次空战，我们年轻的空军部队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还积累了宝贵的战斗经验，较好地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
十二、国土防空
到了一九五八年底，我国的防空力量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苏联援助下，我国第一支空军导弹部队正式组建。
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就在国庆十周年大庆刚刚结束后的几天，我们组建不过十个月的年轻的空军导弹部队，就首战告捷，在北京上空击落了美制国民党空军RB—57D高空侦察机，开创了世界防空史上首次运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记录。以前，由于国民党空军高空侦察机的飞行高度，能够到达一万八千到两万米，而我们过去的战斗机飞行高度不够，我们只能对着这种高空侦察机“望机兴叹”。现在终于用导弹把它揍下来了！更为难得的是，当时拥有这种导弹武器的其它国家，都还只是停留在靶场上的射击阶段，只有我们第一次用在实战上，并取得了成功。
国民党高空侦察机被击落，立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飞机残骸坠落在北京近郊通县东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其他一些负责同志，都曾前去看过。
可是在那以后，中苏关系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赫鲁晓夫片面撕毁了原订的协议，断绝了有关援助，我们的导弹部队也暂时不可能再扩大了。以当时我们仅有的那一点地空导弹兵力，要把守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两万米以上领空，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在这个时候，美国又先后部署了几架U—2型高空侦察机到台湾，并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控制，由美国专门训练的蒋军空军飞行员驾驶，完成到大陆侦查的任务。这种飞机比RB—57D飞得更高，实用升限将近两万三千米，而且侦察设备也更好。依靠这种较为先进的飞行，国民党空军屡次进入大陆进行侦察活动。
这时，总参谋长罗瑞卿指示空军部队，对打U—2飞机，一定要“海底捞针，总不死心”。根据这个指示，刘亚楼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认为，与其守株待兔，不如退而结网，把固定在北京的地空导弹部队拉出去，进行机动设伏。不久，这一战术果真取得了战果。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一架U—2飞机在江西上空“咬钩”了，被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地空导弹部队二营一举击落。
U—2飞机被击落后，刘亚楼立即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马上就说：“很好，这是个伟大的胜利。美国的U—2飞机前几天入侵苏联，苏联只是提了警告，而我们却把这种飞机打掉了。”
随后，我们的地空导弹部队在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又相继击落了三架U—2飞机。在一九六四年地空导弹部队第三次击落U—2飞机后，我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听了汇报，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这个部队在哪里，我要见见他们。”
一九六四年七月，参战的地空导弹部队全体官兵，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和彭真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对导弹部队以至全空军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这之后，从一九六四年八月到一九六九年年底，国民党军的美制无人驾驶飞机又入侵大陆领空九十七架次，先后被我们击落了二十架，其中，空军航空兵击落十四架，地空导弹部队击落三架，海军航空兵击落三架。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击落的美制蒋军无人驾驶飞机，是空军在六十年代的最后一次胜仗。当然，上述几次战斗，对空军部队来说仅仅是个开始，但在当时，不仅是对我们空军自己，对全国乃至全世界，所起到的影响都还是比较大的。
十三、立空军为标兵
一九六三年元旦，我清早起床，刘亚楼就来约我到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贺龙、聂荣臻、彭真等领导那里去拜年。最后，我们拜到了毛家湾林彪的家里。
对林彪这个人，我们是很了解的。到了他那里，不能像到其他领导家那样，是没有什么闲话可谈的，要谈就是谈工作。所以一到林彪家，我们就向他汇报空军的一些情况。
在汇报中，我们谈到了北京市委当时正在大力进行的宣传空军领导机关的卫生工作。北京市委在空军大院召开了现场会议，组织北京市的一些机关到大院里参观学习。之后，卫生部长李德全又带领部里的全体领导到大院来参观学习，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也来视察。说到这里，我们说，每天来访的人很多，弄得我们应接不暇，但是又不好拒绝。
说到这里，林彪就说：“我也去看过呀，我看你们的工作搞得不错！”林彪这天很高兴，就又滔滔不绝地讲开了：“我看空军的工作搞得不错，应该宣传，应该立为标兵、树为榜样。树立标兵这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四个第一’要有标兵，‘三八作风’要有标兵，‘四好连队’要有标兵，‘五好战士’要有标兵，每个单位都可以立标兵，各行各业都可以立标兵，使大家学有榜样，赶有先进，在全军造成一个比、学、赶、帮的热潮。北京市委的这个办法很好，我们解放军要学习。”（“四好连队”，即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五好战士”，即学习毛主席著作好，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技术好，组织纪律好。）
他接着说：“我心里早有这个想法，想提出以空军为标兵。现在看来，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空军自建立以来，工作是有朝气的，要求是严格认真的，有些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所谓标兵，就是像站队一样，大家都要向他看齐。”说到这里，他问：“你们能不能把空军建设的经验，搞他个十条、八条甚至几十条，向大家作一个介绍？你们能办得到吗？”
刘亚楼回答：“这比较困难。我们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没有很好的总结，现在就要的话，一些经验恐怕一时总结不起来。”
林彪说：“不要顾虑那么多，你们就搞吧，搞那么几十条出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不好的，也可以作个自我批评嘛。”林彪这么一说，刘亚楼不敢再表示异议，我更是不敢说什么。
看我们面有难色，林彪就说：“这个意见我已经决定了，你们不要再说了。等一下我再和罗瑞卿、杨成武、萧华、梁必业、刘志坚他们说一下，由他们去布置，你们只要准备总结经验就是了。”我们表示回去再研究一下，再将具体意见向林彪报告。林彪说：“不要报告了，就这样定了。”我们长期跟随林彪，知道他作出的决定，别人一般是改变不了的。
从毛家湾回到家里，刚刚吃过午饭，总参副总长杨成武和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就来了。原来林彪没有找到罗瑞卿和萧华，就把他们两个人找去了。林彪告诉他俩说，他已向军委提议树立空军为标兵，并且在全军树立各种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要掀起一个比、学、赶、帮的热潮，以推动部队的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要总参和总政具体负责，拿出一个文件来，并要他俩先来同我们谈谈。
杨成武和梁必业还说，这件事情回去以后还要向罗瑞卿总长报告，学习空军是一件大事，一定要罗总长出来主持才行，他们只是代表总参、总政来向我们表示祝贺和学习的。
这就是林彪的作风，说干就干，绝不拖泥带水。只是他给我们的这个任务，却使刘亚楼和我都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当天我们就没有休息，这么大的压力，还过什么年呢？杨成武和梁必业走了以后，我们立即召集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党办、报社等几个部门的负责人，成立了一个领导班子，开始研究空军建设十多年来的各项成功经验。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我们总结出了几十条经验。我记得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继承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经验；二、怎样联系中国空军建设的实际来学习、吸收苏联空军的经验；三、空军在紧跟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方面和突出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四、怎样加强军事训练，结合实战提高部队战斗力方面的经验。我们把这些一条一条地拉成提纲，没有做好的就作自我批评，实事求是。
林彪把空军树为全军标兵的这个决定，对我们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但同时也是对整个空军工作的一个很大鞭策。我们马上就在空军机关中作了进一步的动员，整个空军机关都动了起来。当时，刘亚楼和我还有一个分工，他负责起草报告，我负责空军的日常工作。刘亚楼负责起草的这个报告稿，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前后不知反反复复修改了多少次，光空军党委常委会就讨论了许多次。最后定下来以后，就上报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批准。后来，我们又报告林彪，可他说：“罗总长批准了，我就不看了。”林彪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作风，大政方针他说了算，一般的事情他就不再过问，放手让大家工作。
一九六三年四月，经中央军委林彪、贺龙、聂荣臻三位副主席和秘书长罗瑞卿共同决定，由军委出面，召集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的负责人一百多人，在北京三座门开了十天的军委扩大会议，由刘亚楼介绍空军的经验。会议由罗瑞卿主持，贺龙、聂荣臻出席了会议。
刘的报告一讲就是两天。然后，罗瑞卿在会议上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林副主席指示，要在全军开展比、学、赶、帮的运动，要立标兵，树立榜样，我们现在找到了空军。林副主席说，空军工作搞得不错，比较起来，空军可以成为标兵。现在开这个会议，请同志们听一听他们的意见，看看是不是有的地方值得学习，空军的经验是不是可以作为借鉴。我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