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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司帐。而司农寺以谓官监、务外，皆是新法拘收钱，不当入三司。乞留以助募
役；兼岁入百万缗，於市易务封椿，若失此钱，恐不能继。”争辩久之，乃从司
农之请。
七年，府界、诸路坊场钱岁收六百九十八万六千缗，、帛九十七万六千六
百石、疋有奇。
新法既鬻坊场、河渡，司农又并祠庙鬻之，募人承买，收取净利。官既得钱，
听民为贾区庙中，判应天府张方平言：“管下五十馀祠，百姓尽已承买。阏伯主
祀大火，火为国家盛德所承；微子开国於宋，亦本朝受命建号所因。又有双庙，
乃唐张巡、许远。今既许承买，小人以利为事，必於其营为招聚，纷杂亵。
岁收甚微，实损大体。欲乞不卖此三庙，以称国家严恭之意。”上震怒，批出曰：
“慢神辱国，无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庙皆得不鬻。明年二月，中丞邓润甫言：
“兴利之臣议前代帝王陵寝皆合请射耕垦，而司农可之。缘此，唐之诸陵悉见芟
刈，闻昭陵已翦伐无遗。乞下所属依旧禁止。”诏从之。
哲宗元元年，侍御史刘挚言：“坊场旧法，买户相承，皆有定额，毋得增
价。新法乃使实封八状，唯利价高，有旧才百缗而益及千缗者，其後类多败阙。
请罢实封之法，令诸路转运、提举司会新旧之数，酌取其中，立为永额，召人承
买。”其後，详定役法所度之事，请下之诸州，若累界有增，以次高一界为额；
增亏不常，以酌中为额。或前次所负及五分，县以闻州，州与漕司次第保上之，
仍立界满承买抵当之制，馀皆如旧法。从之。
五年，户部郎中高言：“场务败阙者请止损净息，其省额如故。”从之。
又诏：“无人承买者许自陈，损其钱数，明谕以召人，愿增价者听。若不售，则
更减之，减及八分而不售者，提刑司审核，权停闭。”
徽宗自崇宁来，言利之言殆析秋毫。其最甚，若沿汴州县创增锁栅，以牟税
利；官卖石炭，增卖二十馀场，而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名品琐碎，则有四脚、
铺床、榨磨等钱，水磨钱、侵街房廊钱、庙图钱、淘沙金钱，不得而尽记也。
大观三年，臣僚言：“比岁诸郡求以坊场增给公帑，不啻二十馀万缗，且虑
朝廷封桩，浸为厨传之费。请考元丰旧制，详议行之。”诏令户部以所用封桩及
坊场钱数申尚书省。
按：坊场即墟市也，商税、酒税皆出焉。今考其明言酒务者入《榷酤门》，
明言货税者八《征商门》，而泛言坊场者，则以附杂征榷之後。
牙契 税契始於东晋，历代相承，史文简略，不能尽考。宋太祖开宝二年，
始收民印契钱，令民典卖田宅输钱印契，税契限两月。
止斋陈氏曰：“元降指挥，应典卖物会问邻至，有不愿，即书之於帐，听即
两月批印，违者依漏税法。所以防奸伪，省狱讼，非私之也。庆历四年十一月，
始有每贯收税钱四十文省之条，至政和无所增。宣和四年，发运使、经制两浙江
东路陈亨伯奏，乞淮、浙、江、湖、福建七路，每贯增收二十文，充经制移用通
旧收钱不得过一百省。绍兴五年三月敕：“每贯勘得产人合同钱一十文，入总制
名起发。”乾道七年，户部尚书曾怀奏：“人户交易一十贯内正钱一贯，除六百
九十五文充经、总制钱外，有三百二十五文，欲存留一半，馀入总制钱帐，另项
起发。”
至是，牙契今为州县利源矣。
神宗元丰时，令民有交易则官为之据，因收其息。
徽宗崇宁三年敕：“诸县典卖牛畜契书，并税租钞旁等印卖田宅契书，并从
官司印卖。除纸笔墨工费外，量收息钱，助瞻学用，其收息不得过一倍。”
大观二年，以出卖钞旁息钱事涉苛细，罢之。
政和中，应奉事起，乃复行。
宣和五年，诏：“诸路所收钞旁定帖钱，除两浙路隶应奉外，馀路并逐州委
通判拘收，与发运司充籴本。”
高宗建炎元年赦：“应今日以前典卖田宅、马牛之类，违限印契合纳倍税者，
限百日，许自陈蠲免。”
二年，初复钞旁定帖钱（靖康时尝罢之），命诸路提刑司掌之，无得擅用。
绍兴二年，右朝奉郎姚氵允言：“诸路曾被兵火去失契书业人，许诣所属陈
理，本县下邻保证实，给户帖。”从之。
五年，诏诸路勘合钱每贯收十文足（即钞旁定帖钱）。
初令诸州通判印卖田宅契纸，自今民竞产而执出白契者，毋得行用。从两
浙运副吴革请也。
革言：“在法，田宅契书县以厚契印造，遇人户有典卖，纳纸墨本钱买契书
填。缘县典自掌印板，往往多印私卖，致有论诉。今欲委逐州通判立千字文号印
造，每月给付诸县，遇民买契，当官给付。”
冬十一月，诏：“诸路州县出卖户帖，令民自行开其所管地宅田亩架之
数而输其直，仍立式行下。”时诸路大军多移屯江北，朝廷以调度不继，故有是
诏。既而中书言恐骚扰稽缓，乃立定价钱，应坊郭乡村出等户皆三十千，乡村五
等、坊郭九等户皆一千，凡六等，惟闽、广下户差减，期一等足计纲赴行在，即
旱伤及四分以上，权住听旨。又用殿中侍御史王缙言，诏州县止以簿籍见在数目
出给户帖，务要简便不扰，如容纵乞取，重於法，令刑狱使者察之。时州县追
呼颇扰，乃命通判职官遍诣诸邑，面付人户，其两浙下户展限二月。内诸路簿籍
不存者，计先纳价钱，俟造簿毕日给帖。
二十六年，户部言：“印契违日限者，罪之而没其产，太重难行，徒长告讦。
欲并依绍兴法旧限六十日投税，再限六十日赍钱请契。”从之。
二十七年，诏：“人户买卖耕牛，并免投纳契税。”
孝宗乾道七年，户部言：“每交易一十贯，纳正税钱一贯，除六百七十五文
充经、总制钱外，三百二十五文存留，一半充州用，馀一半入总制钱帐，如敢隐
漏，依上供钱法。人户违限不纳，或於契内减落价贯，规免税钱，许牙人并出产
户陈首，将物业半给赏，半没官。每正税钱一百文带纳头子钱二十一文二分，州
县过数拘收、公人邀阻作弊，并重置典宪。”从之。
臣僚言：“乞诏有司，应民交易并令先次过割，而後税契。凡进产之家，
限十日缴连小契自陈，令本县取索两家砧基赤契，并以三色官簿（夏税簿、秋苗
簿、物力簿）令主簿点对批凿。如不先经过割，不许投税。”诏：“赦令所参照
见行指挥，修立成法。”
八年，诏：“今後遇赦，删去税契违限许免倍自首一节。监司、州郡无得自
擅免倍税契，违者坐之。”
言者谓今之置产者，未尝以税契为意，盖起於赦恩许其免纳而自首，况监司、
州郡不候朝旨，免倍税契，所收钱不复分隶窠名，一切以资妄用，故有此令。
淳熙六年，敕令所进呈《重修淳熙法》，上亲笔圈记人户内驴、驼、马、船
契书收税，谕辅臣曰：“凡有此条，并令删去，恐後世有算及舟车之言。”
七年，臣僚言：“民典卖田产，必使之请官契，输税钱，其意不徒利也，
虑高赀之家兼并日增，下户日益削，是亦抑之之微意。今州县以人户物力科配，
空给印纸，名为预借契钱，殊失法意。”诏禁止之。
宁宗嘉定十三年，臣僚言：“州县交易，印契所以省词讼，清税赋，而投报
输直，亦有助於财计。今但立草契，请印纸粘接其後，不经官投报者，不知其几
也。印契具文，过割可废，有交易已毕，迁徙他郡，二税茫无所归，州县徒费
追扰，至於改换等色、减退亩步者，不知其几也。乞申严成法。”从之。
经、总制钱 宣和末，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因以为名，废於靖康，建炎
复之。绍兴初，孟庾提领措置财用，又因经制之额，增析而为总制钱。盖南渡以
来，养兵耗财为夥，不敢一旦暴敛於民，而展转取积於细微之，以助军费，初
非强民而加赋也。建炎二年冬，上在维扬，四方贡赋不以期至，於是户部尚书吕
颐浩、翰林学士叶梦得等言：“亨伯以东南用兵，尝设经制司，取量添酒钱及增
收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敛之於细而积之甚众，求之於所欲而非强其所不
欲。如增收印契钱出於兼并之家，无伤於下户；增收卖酒钱合於人情，而无害於
民；官吏俸给除头子钱百分取一。靖康初相继遽罢。欲望博延群议，更加讨论。
乃亨伯为河北转运使，又行於京东西、河北路，昨来河北、京东西一岁得钱近二
百万缗，所补不细，今若行於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广，岁入无虑
数百万计。况边事未宁，苟不知出此，缓急必致暴敛，与其暴敛於仓卒，曷若取
积於细微。”於是除不便於民者（如纳免行钱、减罢曹官役人钱、钞旁定帖钱、
院虞候充狱子重禄钱、牛畜等契息钱、契白纸钱），以权添酒钱、添卖糟钱、人
户典卖田宅增添牙税钱、官员等请给头子钱，并楼店务增添三分房钱五项，令东
西八路州军（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广）收充经制钱，命各路宪臣
领之，州委通判拘收，季终起发。绍兴五年闰二月，参政孟庾提领措置财用，乞
以总制司为名，而总制钱自此始矣。四月，臣僚言：“赋入之利，莫大於杂税。
茶盐出纳之，每贯增头子钱五文，岁入不少。”而财用司言：“茶盐已复钞价，
其头子钱难以增添，而诸路州县出纳系省钱所收头子钱，依节次指挥，每贯共收
钱二十三文省，内一十文省作经制起发上供，馀一十三文并充本路州县并漕司支
用。今欲令诸路州县，杂税出纳钱於每贯见收头子钱上，量行增添，共作二十三
文足，除漕司并州旧来合得一十三文省外，馀尽并入经制窠名帐内起发，补助军
需。”尚书省又言：“耆、户长雇钱并抵当库椿四分息钱、转运移用钱、勘合朱
墨钱、出卖系官田舍钱，及赦限内典卖牛畜等印契税钱、进献纳贴钱、常平司七
分钱、茶盐司袋息钱，并令诸路州县桩管，应办军期。”而总制司又言：“人户
税赋畸零，如析居异财，绢绵零至一寸一钱者，亦收一尺、一两，米零至一勺、
一抄者，亦收一升之类，并与折纳。至於二广、福建、江东西路免役一分宽剩钱，
若无灾伤减阁，并令发付行在，及两浙西路役人雇钱，除岁用外，应副外大军支
用。”八月，江西提举司言：“常平钱物，旧例每贯收头子钱五文足，今合依诸
钱例增作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旧法支费外，馀增到钱与经制司别作一项窠名起
发。”十一月，尚书省言：“经总制钱，监司州郡或以军期应办为名，辄行借兑
拘截取拨者。乞依诸路州军通判已得指挥施行（州县辄将经制钱擅行应副兑借拘
截取拨，辄有侵支互用者，内所委官所当职及取拨官，并先降两官放罢，人吏徒
二年，各不以去官赦降原减）。”绍兴十六年，户部侍郎李朝正言：“诸路每岁
所取经、总制钱，委本路提刑并检法、办官点磨拘催，岁终欲通行殿最。”
增及一分以上，减三季磨勘；二分、四分以上，议赏。有差亏一分以上，展
三年磨勘；二分、四分以上，议罚有差。
二十六年，礼部侍郎贺允中言：“比年经、总制钱以二十六年以前最高者十
九年之数立额，其当职官既诱以厚赏，又驱以严责，额一不登，每至横敛，民受
其弊。望诏有司立岁额。”既而仓部郎中黄祖舜乞自十九年之外，有稍高年分，
或少损其数，诏从之。三十一年，诏诸路州军未起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经、总制
钱特与除放，其二十八年以後欠数，令提刑司督责补发。孝宗乾道元年，诏诸路
州县出纳，每贯添收钱一十三文省，充经、总制钱，仍将所增钱别项发纳左藏西
库，补助经费。自是，公家出纳经、总制钱，每千共收五十六文。光宗登极，从
吏部尚书颜师鲁奏，减江东西、福建、淮东、浙西路经总制钱共十七万一千缗。
嘉泰初，除四川外，东南诸州额理经制钱七百八十馀万（四川九十万缗）。
月椿钱 始於绍兴二年也。时韩世忠驻军建康，宰相吕颐浩、朱胜非共议，
令江东漕臣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以朝廷上供经制及漕司移用等钱应办。当时漕
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抛，既有偏重之弊，又於本司移用钱不肯取拨，止取於
朝廷窠名，曾不能给十之二三（上供、经制无额、添酒钱，并净利钱、赡军酒息
钱、常平钱，及诸司封椿不封椿、系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