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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上公，则皇地遂永不在亲祠之典，此大阙礼。望博诏儒臣，讲求典故，明正
祀典，为万世法。”诏礼部、太常寺及两省侍从官集议以闻。於是翰林学士兼侍
读顾临等八人，请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俟将来亲行北郊之礼，则合祭可罢。临
与祖禹又言：“天地特祭，经有明文，然自汉以来，千有馀年，不能行之矣。宋
兴，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丰六年一郊耳。去所易而就所难，
虚地之大祭，失今不定，後必悔之。”吏部侍郎范纯礼、彭汝砺、户部侍郎范
子奇、礼部侍郎曾肇、刑部侍郎王觌、丰稷、权知开封府韩宗道、枢密都承旨刘
安世、中书舍人孔武仲、陈轩、太常少卿盛陶、宇文昌龄、侍御史王畏、监察御
史董敦逸、黄庆基、左司谏虞策、礼部郎中孙路、员外郎欧阳、太常丞韩治、
博士朱彦、宋景年、阎本等二十二人，皆主北郊之议，而武仲又请以孟冬纯阴之
月，诣北郊亲祠，如神州地之祭。杜纯议请南郊之岁，设望祠位於苑中，置权
火，夏至命上公摄事，每献举权火。诏依王钦臣议，宜如祖宗故事，并祭天地一
次。汝砺、肇复上疏论合祭非是，文多不载。九月，三省上顾临等议，太皇太后
曰：“宜依仁宗皇帝故事。”吕大防言：“国朝以来，大率三岁一亲郊，并祭天
地、宗庙，因行赦宥，颁赏军士，遂以为常。今诸儒献议，欲南郊不设皇地位，
惟祭昊天上帝，於祖宗之制未见其可。”苏辙曰：“自熙宁十年，神宗皇帝亲祠
南郊，合祭天地，今十五年矣。皇帝即位又已八年，未尝亲见地，乃朝廷阙典，
不可不正。”范百禄言：“圜丘无祭地之礼，《记》曰：‘有其废之，莫可举也。’
先帝所废，稽古据经，未可轻改。”大防又言：“先帝因礼文所建议，遂令诸儒
议定北郊祀地之礼，然未经亲行。今皇帝临御之始，当亲见天地，而地之位独
不设，恐亦未安。况本朝祖宗以恩霈四方，庆赉将士，非三岁一行，则国力有限。
今日宜为国事勉行权制，俟异时议定北郊制度及太庙享礼，行之未晚。”太皇太
后以吕大防之言为是。苏颂、郑雍皆以古者人君嗣位之初，必郊见天地，今皇帝
初郊而不祀地，恐未合古。乃下诏曰：“国家郊庙特祀，祖宗以来，命官摄事，
则三岁一亲郊，则先享清庙，冬至合祭天地於圜丘。元丰间，有司援周制，以合
祭不应古义，先帝乃诏定亲祠北郊之仪，未之及行。是岁，郊祀不设皇地之位，
而宗庙之享率如权制。朕方修郊见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宁十年故事，
设皇地位，以严并况之报。厥後躬行方泽之祀，则修元丰六年五月之制，俟郊
礼毕，集官详议典礼以闻。”
礼部尚书苏轼言：“恭睹陛下近者至日亲祀郊庙神，享答实蒙休应，然则
圜丘合祭，允当天地之心，不宜复有改更。窃惟议者欲变祖宗之旧，圜丘祀天而
不祀地，不过以谓：‘冬至祀天於南郊，阳时阳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阴时阴
位也。以类求神，则阳时阳位不可以求阴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
则天地百神莫不从祀。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谓阴时阴位矣，至於从祀上
帝，则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议者不以为疑。今皇地亦从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独
以为不可，则过矣。《书》曰：‘肆类於上帝，於六宗，望於山川，遍於群神。’
舜之受禅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毕告，而独不告地，岂有此理
哉？武王克商、庚戍，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间，自上
帝而及山川，必无南北郊之别也，而独略地，岂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古者祀上
帝，并祀地矣。何以明之？《诗》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此乃合祭天地，经之明文，而说者乃以比之《丰年》秋冬报也，曰：‘秋冬各报，
而皆歌《丰年》，则天地各祭，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丰年》
之诗曰：‘丰年多黍多余，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畀祖妣，以洽
百礼，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成命》之诗曰：‘昊天
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
终篇言天而不及地。颂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
北郊，独歌天而不歌地，岂有此理哉？臣以知周之世祀上帝，则地在焉。歌天
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议者乃谓合祭天地，始於王
莽，以为不足法。臣窃谓礼当论其是非，不当以人废。光武皇帝，亲诛莽者也，
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谨按《後汉书·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阳，
为圜丘八阶，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此则汉世合祭天地之明
验也。又按《水经注》，伊水东北至洛阳县圜丘东，大魏郊天之所，准汉故事，
为圜丘坛八阶，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此则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唐睿宗
将有事於南郊，贾曾议曰：‘有虞氏黄帝而郊喾，夏后氏黄帝而郊鲧。郊之
与庙，皆有也。於庙，则祖宗合食於太祖；於郊，则地群望皆合食於圜
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辅故事》：‘祭於圜丘，上
帝、后土位皆南面。’则汉尝合祭矣。’时褚无量、郭山恽等皆以曾言为然。明
皇天宝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亲，朕不亲祭，礼将有阙。其皇地
宜就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圜丘皆合祭。此
则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今议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盖以为用周礼也。臣
请言周礼与今礼之别。古者，一岁祀天者二，明堂享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祭
地者二，享宗庙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亲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
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类，亦皆亲祭此周礼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
建隆初郊，先享宗庙，乃祀天地。自真宗以来，三岁一郊，必先有事景灵宫享太
庙，乃祀天地，此国朝之礼也。夫周之礼亲祭如彼其多，而岁岁行之，不以为难；
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而三岁一行，不以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仪
物不繁，兵卫甚简，用财有节，而宗庙在大门之内，朝诸侯，出爵赏，必於太庙，
不止时祭而已。天子所治不过王畿千里，唯以斋祭礼乐为政事，能守此则天下服
矣。是故岁岁行之，率以为常。至於後世，海内为一，四方万里，皆听命於上，
机务之繁，亿万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给。自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
无损，以至於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之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
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太庙，非周礼也；郊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
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
以下至百官皆有赐赉，非周礼也。此皆不改，而独於地，则曰‘周礼不当祭於
圜丘，’此何义也哉？议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礼，则遣官摄祭，亦有故事。’
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礼·大宗伯》，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郑氏注曰：‘王
有故，则代行其祭事。’贾公彦疏曰：‘有故，谓王有疾及哀惨皆是也。’然则
摄事非安吉之礼。後世人主不能岁岁亲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从来久矣。若亲
郊之岁，遣官摄事，是无故而用有故之礼也。议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节，则
一岁可以再郊。’臣将应之曰：‘古者，以亲郊为常礼，故无繁文；今世以亲郊
为大礼，则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则有风雨之虞。陛下自宫入庙，
自庙出郊，冠通天，乘大辂，日中而舍，百官卫兵暴露於道，铠甲具装，人马喘
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异。事天则备，事地则简，
是於父母有隆杀也，岂得以为繁文末节而一切欲省去乎？国家养兵，异於前世。
自唐之时，未有军赏，犹不能岁岁亲祠，天子出郊，兵卫不可简省，大辂一动，
必有赏给。今三年一郊，倾竭帑藏，犹恐不足，郊赉之外，岂有复加。若一年再
赏，国力将何以给？分而与之，人情岂不失望？’议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
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为疏阔，若独祭地而不祭天，
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则典礼愈坏，欲复古而
背古益远，神必不顾享，非所以为礼也。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十月神
州之祭易夏至方泽之祀，则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
议此者，为欲举从周礼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泽，不知此周礼之经邪，
变礼之权邪？若变礼从权而可，则合祭圜丘何独不可乎？十月亲祭地，十一月亲
祭天，先地後天，古无是礼。而一岁再郊，军国劳费之患，尚未免也。议者必又
曰：‘当郊之岁，以夏至祀地於方泽，上不亲郊，而通权火，天子於禁中望祀。’
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书》之望秩，《周礼》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谓山
川在四郊者，故远望而祭也。今所在之处，俯则见地，而云望祭，是为京师不见
地乎？此六议者，合祭可否之决也。夫汉之郊礼，尤与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
朝祖宗钦崇祭祀，儒臣礼官讲求损益，非不知圜丘、方泽皆亲祭之为是也，盖以
时不可行，是故参酌古今，上合典礼，下合时宜，较其所得，已多於汉唐矣。天
地、宗庙之祭，皆当岁遍。今不得岁遍，是故遍於三年当郊之岁，又不能於一岁
之中再举大礼，是故遍於三日。此皆因时制宜，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并祀
不失亲祭，而北郊则必不能亲往，二者孰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摄事，是
长不亲事地也。三年间郊，当祀地之岁，而暑雨不可亲行，遣官摄事，则是天地
皆不亲祭也。夫分祀天地，决非今世之所能行，愿陛下谨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宁
之礼，无更改易郊祀庙享，以亿宁上下神。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议，如有
异论，即须画一解破臣所陈六议，使皆屈伏，上合《周礼》，下不为当今军国之
患，不可但执《周礼》，更不论今可与不可施行，所贵严祀大典，以时决定。取
进止。”贴黄称：“唐制，将有事於南郊，则先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亦如今
礼先二日告原庙，先一日享太庙。然议者或亦以为非三代之礼。臣谨按：武王克
商，丁未祀周庙，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则先庙後郊，亦三代之礼也。”
初，诏议北郊典礼，苏轼主合祭之说，从之者五人；刘安世主分祭之说，从
之者四十人；又有三人，欲於十月以神州地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祀；又有一人，
欲上不亲祠，而通权火，天子於禁中望拜。既而朝廷复送下三状，再令详定。安
世复议，略云：“苏轼谓合祭圜丘，於礼为得，不可复改。臣等谨按《周礼》，
天子亲祀上帝凡九，国朝三岁一郊，固已疏阔，岂可因循谬误，不加考正？古者，
求神以类。天，阳物也；地，阴物也。岁、月、日、时、方位、牲器、乐舞，皆
从其类。今议者於圣人成法则弃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经之说，至引夫妇同牢私亵
之语，黩乱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诗以为证。臣等切详此诗终篇未尝有合
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辞，亦谓成周之世，圜丘、方泽，各歌此诗，以为乐章耳。
如《潜》之序曰：‘季冬献鱼，春荐鲔也。’《丰年》之序曰：‘丰年秋冬报也。’
《噫嘻》之诗曰：‘春夏祈於上帝也。’如此之类，不知为一祭邪，抑二祭邪？
若郊祀赐予，乃五代姑息之弊法，圣朝宽仁，不欲遽罢，若分而为二，何所不可？
议者乃欲因此造为险语，以动上听；又引祸福殃咎之说，劫持朝廷，必欲从己，
甚无谓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礼，而苏轼之议皆後世之便宜，权之与正，
决不可合。伏望圣慈详审其当，上以体神考之志，下以正千载之惑，岂胜幸甚！”
方送同议官签书，其徒驰告轼曰：“若刘承旨议上，决恐难答。”时苏辙为门下
侍郎，遂白辙令请降旨罢议，安世议状竟不得上。
绍圣元年，诏：“罢合祭天地，自今因大礼之岁，以夏至之日，躬祭地於
北郊。应缘祀事仪物及坛、道路、帷宫等，宜令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