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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守业田、赐田欲卖及贴赁者，不在禁限。诸给口分田，务从便近，不得隔越。
若州县改易，及他境犬牙相接者，听依旧受。其城居之人，本县无田，听隔县受。
《通典》曰：“虽有此制，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并兼之弊有逾汉成
哀之。”
致堂胡氏曰：“古者制民之产，是度其丁户之众寡而授之田也。无世而无在
官之田，不特唐初也，系上之人肯给与不肯给耳。苟有制民常产抑富恤贫之意，
则必括民之无田者而给之田，其富而逾制者，必有限之之法，收之之渐也。若无
此意，则以民之犯法而没田为公家之利，与百姓为市而贸之，甚则以为价不售而
复夺之，又甚则强其亲属邻里高价而买之，而民之贫、之富、之利、之病皆不概
於心，惟鬻田得直、重敛得税斯已矣。自後魏、齐、周以来，莫如唐之租庸调法
最善，然不能百年，为苟简者所变，可胜惜哉！食禄之家毋得与民争利，此以廉
耻待士大夫之美政也。古之时，用人称其官，则久而不徙，或终其身及其子孙，
禄有常赐，故仕则不稼，有马乘则不察鸡豚，家伐冰则不畜牛羊，当是时而与民
争利，斯可责矣。後世用人不慎，升黜无常，朝飨大仓，暮而家食。苟非固穷之
君子甘於菽水，彼仰有事，俯有育，若不经营生理，又何以能存？卢怀慎为丞相，
其死也，惟有一奴，自鬻以办丧事，况其馀哉！以理论之，凡士而既仕者，即当
视其品而给之田；进而任使，则有禄以酬其品；置而不用，则有田以资其生。惟
大谴大呵，不在原宥之例，然後收其田里。如此，则不得与民争利之法可行，而
廉耻之风益劝矣。”
水心叶氏曰：“自古天下之田无不在官，民未尝得私有之。但强者力多，
能兼并众人之利以为富，弱者无力，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以至转徙流荡。故先
王之政，设田官以授天下之田，贫富强弱无以相过，使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
下无甚贫甚富之民。至成周时，其法极备，虽《周礼·地官》所载，其不能无
牵合抵捂处，要其大略亦可见。周公治周，授田之制，先治天下之田以为井，井
为疆界，岁岁用人力修治之，沟洫畎浍皆有定数。疆界既定，人无缘得占田。
其田有弱者，游手者不耕，无强民贪并之害。後来井田不修，堤防浸失，毁
坏绝灭。至商鞅用秦，已不复有井田之旧，於是开阡陌（《汉志》曰：“东西曰
阡、南北曰陌”）。阡陌既开，天下之田简直易见，看耕得多少，惟恐人无力
以耕之。故秦汉之际有豪强兼并之患，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虽然
如此，犹不明说在民，但官不得治，故民得自侵占，而贫者插手不得，不得不去
而为游手，转而为末业。终汉之世，以文景之恭俭爱民，武帝之修立法度，宣帝
之励精为治，不知其本不如此，但能下劝农之诏，轻减田租，以来天下之民。
如董仲舒、师丹虽建议欲限天下之田，其制度又与三代不合。当时但问垦田几
亩，全不知是谁田，又不知天下之民皆可以得田而耕之。光武中兴，亦只是问天
下度田多少，当时以度田不实，长吏坐死者无数。至於汉亡，三国并立，民既死
於兵革之馀，未至繁息，天下皆为旷土，未及富盛，而天下大乱。虽当时天下之
田既不在官，然亦终不在民。以为在官，则官无人收管；以为在民，则又无簿籍
契券，但随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稍立田制，至於北齐、後周皆相承授民田，
其初亦未尝无法度，但末年推行不到头，其法度亦是空立。唐兴，只因元魏、北
齐制度而损益之，其度田之法，阔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一夫受
田一顷。周制乃是百步为亩，唐是二倍有馀，此一项制度与成周不合。八十亩
为口分，二十亩为世业。是一家之田，口分须据下来人数占田多少。周制八家皆
私百亩，唐制若子弟多，则占田愈多，此又一项与成周不合。所谓田多可以足其
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之田减宽乡之半，其他有厚薄，岁一易者倍授之，
宽乡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亦与周制不同。先王建国，只
是有分土（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无分
民，但付人以百里之地，任其自治。盖治之有伦，则地虽不足，民有馀（孟子所
谓“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於王之野”者是也），苟不能治，或德不足以怀柔，民
不心悦而至，则地虽多，而民反少（孟子载梁惠王所谓“寡人之民不加多”者是
也）。唐既止用守令为治，则分田之时不当先论宽乡狭乡，当以土论，不当以人
论。今宽乡自得多，狭乡自得少，自狭乡徙宽乡者又得并卖口分、永业而去。
成周之制，虽是授田与民，其水旱之不时，凶荒之不常，上又振贷救恤，使之
可以相补助，而不至匮乏。若唐但知授田而已，而无补助之法，纵立义仓振给之
名，而既令自卖其田，便自无恤民之实矣。周之制最不容民迁徙，惟有罪则徙之
（《记·王制》：“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命国之左乡，简不帅教者
移之右；不变，移之郊；不变，移之遂；不变，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唐
容他自迁徙，并得自卖所分之田。方授田之初，其制己自不可久，又许之自卖，
民始有契约文书，而得以私自卖易。故唐之比前世，其法虽为粗立，然先王之法
亦自此大坏矣。後世但知贞观之法，执之以为据，故公田始变为私田，而田终不
可改。盖缘他立卖田之法，所以必至此。田制既坏，至於今，官私遂各自立境界，
民有没入官者，则封固之，时或召卖，不容民自籍。所谓私田，官执其契券，以
各征其直。要知田制所以坏，乃是唐世使民得自卖其田始。前世虽不立法，其田
不在官，亦不在民。唐世虽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实。其後兵革既起，征敛烦
重，遂杂取於民。远近异法，内外异制。民得自有其田而公卖之，天下纷纷，遂
相兼并，故不得不变而为两税，要知其弊实出於此。”
水心言唐方使民得立券自卖其田，而田遂为私田，此说恐亦未深考。如萧何
买民田自污；贡禹有田一百五十亩，被召之日，卖其百亩以供车马。则自汉以来，
民得以自买卖田土矣。盖自秦开阡陌之後，田即为庶人所擅，然亦惟富者贵者可
得之。富者有赀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田之夫率属役於富贵者也。
王翦为大将，请美田宅甚众，又请善田者五人。可以见其时田虽在民，官未尝有
授田之法，而权贵之人亦可以势取之，所谓善田则属役者也。苏秦曰：“使我洛
阳有田二顷，安能复佩六国相印？”盖秦既不能躬耕，又无赀可以买田，又无权
势可以得田，宜其贫困无赖也。
●卷三·田赋考三
○历代田赋之制
元宗开元八年，颁庸调法於天下。
是时天下户未尝升降，监察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羡田、逃户，自占者给
复五年，每丁税钱千五百。以摄御史分行括实。阳翟尉皇甫憬上书，言其不可。
帝方任融，乃贬憬为盈川尉。诸道所括得客户八十馀万，田亦称是。州县希旨，
张虚数，以正田为羡，编户为客，岁终籍钱数百万缗。
沙随程氏曰：“按唐令文，授田每年十月一日，里正预造簿，县令总集应退
应授之人，对共给授。谓如里正管百丁，田万亩。立法之意，欲百家仰事俯育，
不致困乏耳。因制租、调以禄君子，而养民之意为多。律文脱户者有禁，漏口者
有禁，浮浪者有禁，占田违限者有禁，官司应授田而不授、应课农桑而不课者有
禁，但使後世谨守高祖、太宗之法，其为治岂易量哉！中法度废弛，凡史臣所
记时弊，皆州县不举行法度耳。时天下有户八百万，而浮客乃至八十万，此融之
论所以立也。使融检括剩田以授客户，责成守令不收限外之赋，虽古之贤臣何以
加诸？虽有不善，其振业小民，审修旧法，所得多矣。故杜佑作《理道要诀》，
称融之功。当是时，姚崇、宋、张九龄辈皆在，岂雷同默默者邪！故唐人後亦
思之。然陆贽称租调法曰：‘不校阅而众寡可知，是故一丁之授田，决不可令输
两丁之赋。非若两税，乡司能开阖走弄於其也。’史臣曰：‘州县希融旨，空
张其数，务多其获。’盖与陆贽之说背驰，岂史臣未稽其实邪？”
开元十六年，诏每三岁以九等定籍。
先是，扬州租、调以钱，岭南以米，安南以丝，益州以罗、纟、由、绫、绢
供春采。因诏江南以布代租，凡庸、调、租、资课皆任土所宜。以江淮转输有河
洛之艰，而关中蚕桑少，菽麦常贱，乃命庸、调、资课皆以米，凶年乐输布绢者
从之。河南、北不通运州，租皆以绢，代关中调、课，诏度支减转运。
天宝五载，诏贫不能自济者，每乡免三十丁租、庸。
天宝中，应受田一千四百三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十三亩。
按：十四年有户八百九十万馀，计定垦之数，每户合得一顷六十馀亩。至建
中初，分遣黜陟使按比垦田田数，都得百十馀万亩。
代宗宝应元年，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赀产，乃按籍
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徵之，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不问负之
有无，赀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
谓之“白著”。有不服者，严刑以威之。民有蓄十斛者，则重足以待命，或相
聚山林为群盗，县不能制（盗袁晁起浙东，攻陷诸郡，众近二十万，经二年，李
光弼讨平之。）
广德元年，诏一户三丁者免一丁，庸、税、地税依旧。凡亩税二升，男子二
十五为成丁，五十五为老，以优民。
大历元年，诏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市轻货给百官手力课。以国用急，不及
秋，苗方青则徵之，号“青苗钱”又有“地头钱”，亩二十，通名青苗钱。又诏
上都秋税分二等，上等亩税一斗，下等六升，荒田亩税二升。五年，始定法：夏，
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四升；秋，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三升，荒田如故，青苗
钱亩加一倍，而地头钱不在焉。
大历四年，敕：“天下及王公以下，今後宜准度支长行旨条，每年税钱：上
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上下户三千，中上户二千五百，中中户二千，中
下户千五百，下上户一千，下中户七百，下下户五百文。其见任官，一品准上上
户税，九品准下下户税，馀品并准此依户等税。若一户数处任官，亦每处依品纳
税。其内外官，仍据正员及占额内阙者税，其试及同正员文武官，不在税限。百
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应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依此税数勘责徵纳。其寄庄
户，准旧例从八等户税，寄住户从九等户税，比类百姓，事恐不均，宜递加一等
税。其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等，无问有官无官，亦在所为两等收税，稍殷有者
准八等户税，馀准九等户税。如数处有庄田，亦每处税。诸道将士庄田，既缘防
御勤劳，不可同百姓例，并一切从九等输税。”
按：以钱输税而不以帛，以资力定税而不问身丁，人皆以为行两税以後之
弊，今观此，则由来久矣。
德宗时，杨炎为相，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置两税
使以总之。凡百役之费，先度其数，而赋於人，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
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
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以大历十
四年垦田之数为定，而均收之。遣黜陟使按诸道丁产等级，免鳏寡独不济者，
敢加敛以枉法论。旧户三百八十万五千，使者按得主户三百八十万，客户三十万。
天下之民，不土断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虚实。岁敛钱二千五十馀万缗、米四
百万斛以供外，钱九百五十馀万缗、米千六百馀万斛以供京师。天下便之。
租庸调法以人丁为本，开元後久不为版籍，法度废弊。丁口转死，田亩换易，
贫富升降，悉非向时，而户部岁以空文上之。又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元
宗事夷狄，戍者多死，边将讳不以闻，故贯籍不除。天宝中，王钅共为户口使，
务聚敛，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隐课不出，乃按旧籍，除当免者，积三十年责其
租庸，人苦无告，法遂大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