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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悉力，三长也。殿试考官滥取而不择，一短也。一日试诗、赋、论三篇，不能
尽人之才，二短也。考校不过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若曰礼部放榜则权
归有司，临轩唱第则恩出主上，则是忘取士之本，而务收恩之末也。且历代取士，
悉委有司，独後汉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亦未闻天子亲试也。至唐武后载初之
年，始有殿试，此何足法哉！必虑恩归有司，则宜使礼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诸殿
庭，唱名赐第，则与殿试无所异矣。”遂诏罢殿试，而议者多言其轻上恩，隳故
事，旋复殿试如旧。
上命侍臣条奏急务，参知政事范仲淹等奏列十事，其三请精贡举，欲复古，
兴学校，取士本行实。诏近臣议，於是翰林学士宋祁等合奏言：“今教不本於学
校，士不察於乡里，则不能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於记诵，则不足尽人
材。臣等参考众说，择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学校，则学者修
饰矣；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於治乱矣；简程式，则宏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
义，则执经者不专於记诵矣。”乃诏：“州县立学，本道使者选属部为教授，不
足则取於乡里宿学之有道业者。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赋；旧尝充赋者，百
日而止；试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亏行、冒名等禁。三场：先策，
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
可为永式。”初，保宁军推官胡瑗教授湖州，科条纤悉备具，诸生信爱，如其子
弟。至是，下湖州取其法，著为学令。是冬，诏罢日限。以余靖言广学舍所以待
有志之士，去日限所以宽食贫之人，或者谓仲淹既去，而执政意皆异，故有是诏。
时言初令不便者甚众，以为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祖宗以来，
莫之有改，得人尝多。乃诏一依旧条。
嘉二年，亲试举人，凡进士与殿试者始皆免黜落。
时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浸失浑淳，欧阳知贡举，尤以为患，痛
裁抑之，仍严禁挟书者。既而试榜出，时所推誉皆不在选，浇薄之士候修晨朝，
群聚诋斥之，街司逻卒不能止，至为《祭欧阳修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
於法。然自是文体亦少变。
时上书者言：“四年一贡举，四方士子，客京师以待试者恒六七千人，一有
喧噪，其徒众多，势莫之禁。且中下之士，往往废学数年；才学之士，不幸有故，
一不应诏，沈沦十数年，或累举滞留，遂至困穷老且死者甚众，以此毁行冒法干
进者不可胜数。宜岁一贡举，中分旧数而荐之。”王洙侍迩英阁讲《周礼》至
“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帝曰：“古者选士如此，今率四五
岁一下诏，故士有抑而不得进者。为今之计，孰若裁其数而屡举也？”下有司议，
而议者乃合奏曰：“臣等谓易以岁之法，无害而有利，不足疑也。使举子不幸
有疾病丧服之故者，不致久沈，且程文偶不中选，旋亦遇贡举，则无滞才之叹，
而天下所荐举数既减半，礼部主司易以详较，得士必精矣。近年挟书代笔传义者
多，因使权贵富豪之子得以滥进。盖由人众，有司无繇察，若人少，则诸伪滥势
自不容，使寒苦艺学之人得其涂而进。”於是下诏岁贡举，进士、诸科悉解旧
额之半，增设明经，试法：凡明两经或三经、五经，各问大义十条，两经通八、
三经通六、五经通五为合格，兼以《论语》、《孝经》，策时务三条，出身与进
士等，而罢说书举。其不还乡里而寓户他州以应选者，严其法：每秋赋，自县令
佐察行义保任之，上於州，州长贰复审察得实，然後上本道使者类试。已保任而
後有缺行，则州县皆坐罪；若省试而文理纰缪，坐元考官。
时以科举既数，则高第之人倍众，其擢任恩典宜损於故，乃诏曰：“朕惟国
之取士，与士之待举，不可旷而冗也，故立岁之期，以励其勤；约贡举之数，
以精其选。著为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日尝不次而用，若循旧比，终至滥
官，甚无谓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与进士第一，除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
代还，升通判；再任满，试馆职（前此前三名皆为通判）。其馀以次减降。”自
是骤显者鲜，而所得人材及其风浸比旧亦浸衰。
容斋洪氏《随笔》曰：“本朝自太平兴国以来，以科举罗天下士，士之策名
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吕文穆公蒙正、张文定公齐贤之徒是也。及嘉以
前，亦指日在清显，东坡《送张子平序》以谓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数其上之三人，
凡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盖为士者知其身必达，故自爱重而不肯
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贵期之，故相与爱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嘉四年之制，
前三名始不为通判，第一人才得评事、签判，代还升通判，又任满始除馆职。王
安石为政，又杀其法，恩数既削，得人衰矣。观天圣初榜，宋郑公郊、叶清臣、
郑文肃公戬，高文庄公若讷、曾鲁公公亮五人连名，二宰相，二执政，一三司使。
第二榜，王文忠公尧臣、韩魏公琦、赵康靖公连名。第三榜，王宣徽拱辰、刘
相沆、孙文懿公连名。杨榜，不幸即死，王岐公、韩康公绛、王荆公安
石连名。刘榜，不显，胡右丞宗愈、安门下焘、刘忠肃公挚、章申公连名，
其盛如此。治平以後，第一人作侍从，盖可数矣。”
沈氏《笔谈》曰：“旧制，天下贡举人到阙，悉皆入对，数不下三千人，谓
之‘群见’。远方士皆未知朝廷仪范，班列分错，有司不能绳。觐见之日，先设
禁闱於著位之前，举人皆拜於禁闱之外，盖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
坐者，有司患之，近岁遂止令解头入见，然尚不减数百人。嘉中，予忝在解头，
别为一班，最在前列，目见班中唯从前一两行稍应拜起之节，自馀亦终不成班缀
而罢，每为阁门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齐者唯有三色，谓举人、蕃人、骆
驼。”
又曰：“礼部贡院试进士，设香案於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故事也。
所坐设位供张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至试学究，则悉彻帐幕毡席之类，亦无茶
汤，渴取饮砚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毡席及供应人私传所试经义，
盖尝有败者，故事为之防。欧文忠有诗‘焚香礼进士，彻幕待经生’，以为礼数
重轻如此，其实自有谓也。”
按：沈公所记典故，皆源於唐时，宋朝因之，至嘉时犹然。後来天下所解
进士，非中选礼部，待对亲策之日，不得觐清光。而礼部试士之时，虽无所谓五
经学究，然其所以待进士者，礼亦杀於祖宗之时矣。
英宗治平三年，诏曰：“先帝以士久不贡怠於学，而豪杰者不时举，故下
岁之令。而自更法以来，其弊浸长。里选之牒仍故，而郡国之取减半；计偕之籍
屡上，而道涂之劳良苦，朕甚闵焉。其令礼部三岁一贡举，天下解额，於未行
岁之法已前，四分取三为率，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恩典不增而贡举期
缓，士得休息，官以不烦矣。
知谏院司马光上言，请贡院逐路取人，其略曰：“朝廷每次科场所差试官，
率皆两制、三馆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风俗。在京举人追趋时好，易知体面，渊
源渐染，文采自工，使僻远孤陋之人与之为敌，混同封弥，考较长短，势不侔矣。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虽微陋之处，必有贤才，不可诬
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或以德行，或以才能，随其所长，各
有所取，近自族姻，远及夷狄，无小无大，不可遗也。今或数路中全无一人及第，
则所遗多矣。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
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学士皆弃背乡里，违去二
亲，老於京师，不复更归。其亦有身负过恶，或隐忧匿服，不敢於乡里取解者，
往往和买监牒，妄冒户贯，於京师取解。自岁开场以来，远方举人惮於往还，
只於京师寄应者，比旧尤多。国家虽重为科禁，至於不用荫赎，然冒犯之人岁岁
滋甚。所以然者，盖由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
则人之常情，谁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设美官厚利进取之涂以诱人於前，而以苛法
空文禁之於後，是犹决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势必不行矣。”
参知政事欧阳修上言：“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号至公。盖累圣
留心，讲求曲尽，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
士，混合为一，而惟才是择；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
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厚薄於其。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
於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传》曰：‘无
作聪明乱旧章。’又曰：‘利不百者不变法。’今言事之臣偶见一端，即议更改，
此臣所以区区欲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谓‘偶见一端’者，盖言事之人，但
见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而西北进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进士尔。殊
不知天下至广，四方风俗异宜，而人性各有利钝。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
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所以科场取士，东南多取进士，西北
多取经学者，各因其材性所长，而各随其多少取之。今以进士、经学合而较之，
则其数均；若必论进士，则多少不等，此臣所谓偏见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国
家方以官滥为患，取士数必难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则须多减东南之数。今
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盖已痛裁抑之
矣。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馀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东南
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减东南而增西北，则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
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东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选已精矣，故至
南省，所试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学业不及东南，当发解时又十倍优假之，盖其初
选已滥矣，故至南省，所试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则东南之人合格
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齐，偶有一路合格
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须充足十一之数，使合落者得，
合得者落，取舍颠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专以较艺取人，而使有
艺者屈落，无艺者滥得，不问缪滥，只要诸路数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
本欲多取诸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则寄应者争趋而往，今开封府寄应之弊可
验矣。此所谓法出而奸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广南东、西路进士例各绝无举业，
诸州但据数解发，其人亦自知无艺，只来一就省试而归，冀作摄官尔。朝廷以岭
外烟瘴，北人不便，须藉摄官，亦许其如此。今若一例与诸路十人取一人，此为
缪滥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概尔，若旧法一坏，新议必
行，则弊滥随生，何可胜数！故臣谓且遵旧制，但务择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
如一，惟能是选，人自无言，此乃当今可行之法尔。若谓上习浮华，当先考行，
就如新议，亦须只考程试，安能必取行实之人？议者又谓西北近虏，士要牢笼，
此甚不然之论也。使不逞之人不能为患则已，苟可为患，则何方无之？前世贼乱
之臣，起於东南者甚众，其大者如项羽、萧铣之徒是已；至如黄巢、王仙芝之辈，
又皆起乱中州者尔，不逞之人，岂专西北？矧贡举所设，本待材贤，牢笼不逞，
当别有术，不在科场也。惟事久不能无弊，有当留意者，然不须更改法制，止在
振举纲条尔。近年以来，举人盛行怀挟，排门大噪，免冠突入，亏损士风，伤败
善类，此由举人既多，而君子小人杂聚，所司力不能制，虽朝廷素有禁约，条制
甚严，而上下因循，不复申举。惟此一事，为科场大患，而言事者独不及之。愿
下有司议革其弊，此当今科场之患也。”
按：分路取人之说，司马、欧阳二公之论不同。司马公之意，主於均额，以
息奔竞之风；欧阳公之意，主於核实，以免缪滥之弊。要之，朝廷既以文艺取人，
则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