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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通考│ 元·马端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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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昔荀卿子曰：“欲观圣王之迹，则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审後王之
道，而论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然则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
通儒事也。《诗》、《书》、《春秋》之後，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
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後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
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後，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至司马温公作
《通鉴》，取千三百馀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後学者开卷之馀，
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於理乱兴衰，而略於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
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
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
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
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唐宋，
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
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
周制也，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其不
相因者，犹有温公之成书，而其本相因者，顾无其书，独非後学之所宜究心乎！
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
其後，宋白尝续其书，至周显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国朝通典》。然宋之书成而
传习者少，魏尝属稿而未成书，今行於世者，独杜公之书耳，天宝以後盖阙焉。
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
目之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盖古者因田制赋，赋乃米
粟之属，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贡，贡乃包篚之属，非可杂之於税
法之中也。乃若叙选举则秀、孝与铨选不分，叙典礼则经文与传注相汨，叙兵则
尽遗赋调之规而姑及成败之迹，诸如此类，宁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艺文，
历代史各有志，而《通典》无述焉。马、班二史各有诸侯王、列侯表，范晔《东
汉书》以後无之，然历代封建王侯未尝废也。王溥作唐及五代会要，首立帝系一
门，以叙各帝历年之久近，传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
之编会要者仿之，而唐以前则无其书。凡是二者，盖历代之统纪，典章系焉，而
杜书亦复不及，则亦未为集著述之大成也。
愚自蚤岁盖尝有志於缀缉，顾百忧薰心，三馀少暇，吹竽已涩，汲绠不修，
岂复敢以斯文自诡？昔夫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微，释之者曰：
“文，典籍也。献，贤者也。”生乎千百载之後，而欲尚论千百载之前，非史传
之实录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绪言未远，足资讨论，虽圣人亦不能臆为之说也。
窃伏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於文献盖庶几焉。
尝恐一旦散轶失坠，无以属来哲，是以忘其固陋，辄加考评，旁搜远绍，门分汇
别，曰田赋，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
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社，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
曰四裔，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
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曰经籍，曰帝系，曰封
建，曰象纬，曰物异，则《通典》元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凡叙事
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
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常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
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
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
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为
门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门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各以小序详
之。
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於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於典故者
不能为也。陈寿号善叙述，李延寿亦称究悉旧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纪传而独不
克作志，重其事也。况上下数千年，贯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学陋识操觚窜定其
，虽复穷老尽气，刿目钅术心，亦何所发明？聊辑见闻，以备遗忘耳！後之君
子，傥能芟削繁芜，增广阙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车之愧，庶有志於经
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古之帝王未尝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内复有公卿大夫采地禄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孙
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硗，生齿之登耗，视之如其家，不烦考而奸伪无所容，
故其时天下之田悉属於官。民仰给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输其赋，仰
事俯育，一视同仁，而无甚贫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内自私，一人
独运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骤更数易，视其地如传舍，而闾里之情伪，虽贤且智者
不能周知也。守宰之迁除，其岁月有限，而田土之还受，其奸敝无穷，故秦汉以
来，官不复可授田，遂为庶人之私有，亦其势然也。虽其如元魏之泰和、李唐
之贞观，稍欲复三代之规，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盖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复行故
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
上，田产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废井田，而始捐田产以予百姓矣。秦於其当与者取
之，所当取者与之，然所袭既久，反古实难。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
争；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亩以召怨ゥ。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随田之在民
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於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
於杨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坏於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
称，而後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变之，则反至於烦扰无稽，而国与民俱受
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作《田赋考》第一，叙历代因田制赋之规，而以水利、
屯田、官田附焉。凡七卷。
生民所资，曰衣与食；物之无关於衣食而实於用者，曰珠、玉、五金。先
王以为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以用之物，作为货币以权之，故上古之
世，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刀、布即古钱之名）。然珠、
玉、黄金为世难得之货，至若权轻重，通贫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铜而已，故九
府圜法，自周以来，未之有改也。然古者俗朴而用简，故钱有馀；後世俗侈而用
糜，故钱不足。於是钱之直日轻，钱之数日多。数多而直轻，则其致远也难，自
唐以来，始创为飞券、钞引之属，以通商贾之厚赍贸易者。其法盖执券、引以取
钱，而非以券、引为钱也。宋庆历以来，蜀始有交子；建炎以来，东南始有会子。
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
而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为币，则
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
藉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
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作《钱币考》第
二。凡二卷。
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钧是人也，古之
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
向，无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而城其民，民众
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盖当时国之与立者民也。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
生其，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胄则惭；农安於犁锄，而问之
刀笔则废。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曰以繁夥，其肩摩袂接，
三孱不足以满隅者，总总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官既无藉於民之
材，而徒欲多为之法，以征其身，户调、口赋，日增月益，上之人厌弃贱薄，不
倚民为重，而民益穷苦憔悴，只以身为累矣。作《户口考》第三，叙历代户口之
数与其赋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位不同，
而皆役民者也。在军旅则执干戈，兴土木则亲畚锸，调征行则负羁绁，以至追胥、
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役民者逸，役於官者劳，其理则然。然
则乡长、里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为乡长、里正者，不胜诛求之苛，各萌
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户役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户役者，其费日重；上之议
户役者，其制日详。於是曰差，曰雇，曰义，纷纭杂袭，而法出奸生，莫能禁止。
噫！成周之里宰、党长，皆有禄秩之命官；两汉之三老、啬夫，皆有誉望之名士，
盖後世之任户役者也，曷尝凌暴之至此极乎！作《职役考》第四，叙历代役法之
详，而以复除附焉。凡二卷。
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泽，茶、盐、坑冶是也；二曰关市，酒酤、征商是也。
羞言利者，则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而欲与民庶争货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
善言利者，则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强擅之，关市货物之聚，而商贾擅之，取之
於豪强、商贾，以助国家之经费，而毋专仰给於百姓之赋税，是崇本抑末之意，
乃经国之远图也。自是说立，而後之加详於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则
并其利源夺之，官自煮盐、酤酒、采茶、铸铁，以至市易之属。利源日广，利额
日重，官既不能自办，而豪强商贾之徒又不可复擅，然既以立为课额，则有司者
不任其亏减，於是又为均派之法。或计口而课盐钱，或望户而榷酒酤，或於民之
有田者计其顷亩，令於赋税之时带纳，以求及额，而征榷遍於天下矣。盖昔之榷
利，曰取之豪强、商贾之徒，以优农民，及其久也，则农民不获豪强、商贾之利，
而代受豪强、商贾之榷。有识者知其苛横，而国计所需，不可止也。作《征榷考》
第五，首叙历代征商之法，盐铁始於齐，则次之；榷酤始於汉，榷茶始於唐，则
又次之；杂征敛者，若津渡、架之属，以至汉之告缗，唐之率贷，宋之经、总
制钱，皆衰世一切之法也，又次之。凡六卷。
市者，商贾之事也。古之帝王，其物货取之任土所贡而有馀，未有国家而市
物者也。而市之说则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输，曰市易，曰和买，
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赋而有馀，
未有国家而籴粟者也。而籴之说则於齐桓公、魏文侯之平籴，後世因之，曰常
平，曰义仓，曰和籴，皆以平籴藉口者也。然泉府与平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
方其滞於民用也，则官买之、籴之；及其於民用也，则官卖之、粜之。盖懋迁
有无，曲为贫民之地，初未尝有一毫征利富国之意。然沿袭既久，古意浸失。其
市物也，亦诿曰榷蓄贾居货待价之谋；及其久也，则官自效商贾之为，而指为富
国之术矣。其籴粟也，亦诿曰救贫民贱钱荒之弊；及其久也，则官未尝有及民
之惠，而徒利积粟之入矣。至其极弊，则名曰和买、和籴，而强配数目，不给价
直，鞭笞取足，视同常赋。盖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厉民，不可不究其颠末
也。作《市籴考》第六。凡二卷。
《禹贡》，八州皆有贡物，而冀州独无之；甸服有米粟之输，而馀四服俱无
之。说者以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赋所当供者市易所贡之物，故不输粟，然则
土贡即租税也。汉唐以来，任土所贡，无代无之，著之令甲，犹曰当其租入。然
叔季之世，务为苛横，往往租自租而贡自贡矣。至於珍禽、奇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