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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的自由仅仅是自由选择为了自由的斗争。这种说法的奇特面貌只是表现了我从前历史的命运的奇特。您看，问题不在于将我们的同时代人关进牢笼，他们已在其中了；相反，是要我们与他们相结合，砸碎铁栏。因为我们也一样，加缪，我们也处于牢笼之中，如果您真的想阻止一场人民运动蜕变为暴政的话，……首先应该参加他们的战斗；如果想试图改变一些东西，道德应该接受许多东西。”
（《答加缪书》，《萨特研究》第３５页，第３９页）萨特指出，要想坚持抽象的原则，不走弯路，直接达到抽象的自由，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二、诺贝尔事件：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
中国有句古话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萨特其实就是一个哪里有不平就在哪里大鸣大放一番的“善鸣者”。
尽管萨特反对加缪不进入历史，但他自己的非党派立场还是使他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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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在５０—６０年代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萨特坚决地站在反战争、反酷刑的法国人一边，与作为铁腕人物重新上台的戴高乐大唱对台戏。 萨特在报上公开发表反战讲话，并带头签名《１２１人宣言》，声明了他们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反对战争的立场。萨特等人的言行被政府视为动摇军心，煽动军人叛乱。 为此，他们可以被判处五年监禁。１９６１年７月１９日，一颗炸弹在萨特的住处爆炸，在厅中炸开一个洞，幸亏没有伤到人，这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阿尔及利亚的恐怖组织安排的一次除掉萨特的暗杀活动。 萨特只好把他的母亲迁到另一个住处。戴高乐政府也在加紧行动。 发表《宣言》的《现代》杂志被搜查，宣言的签名者纷纷被捕入狱，并被受政府资助的剧院、国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５００名法国军团的老战士在香榭丽舍大街游行，高呼“枪毙萨特！”
还有报纸以“萨特，文明的战争贩子”为题发表谴责萨特的社论。 当时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正在里约热内卢，法国大使馆传出消息：萨特一踏上法国国土，就会立即被捕。 偏要对着干的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还是回到法国，并请了律师，为被捕作了必要的安排。 警察局长到西蒙。 波伏娃的住处请候了他们，但当局没有动他们。 后来，当局迫于社会压力，对已经被捕的人也没有再进行审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但萨特并不领情，１９６８年５月，法国青年与戴高乐的矛盾空前激化，爆发了著名的“五月风暴”。青年们认为戴高乐政权正在变成一个独裁专制政权，他们占领了大学和工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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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发生暴力冲突。 大学生们占领并捣毁巴黎大学，宣称要把它办成毛泽东思想的“批判大学”。萨特在电台发表讲话，他认为学生的行为是正确的。他和西蒙。 波伏娃都发表宣言，声明他们与持不同政见者团结一致。随着矛盾的步步升级，警察在学校当局的请求下开进了大学校园，实施清除“叛乱分子”。于是，一个世纪以来，警察第一次侵入了神圣的知识殿堂。 结果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在拉丁区筑起了街垒，与警察发生了更剧烈的冲突。 由于警察的暴行，法国舆论转向对学生的同情。５月１３日，８０万巴黎市民在学生领袖、自由主义教员、工会领袖和左翼政治人物的带领下举行了游行示威，高呼“我们需要人民的政府！”在这场运动中，萨特始终站在青年反对者一边，连连发表文章，抨击戴高乐的独裁专制，指出戴高乐是一个“要求当国王的法国人”。
５月１７日有数百家大型企业被青年工人占领，更为严重的是，运动已经不受总工会和共产党的控制。５月２０日萨特到巴黎大学作讲演，他表示坚决支持学生的行动，讥讽总工会被学生们“未经批准的民主”吓坏了。 萨特演讲的大型阶梯教室里，听众挤得水泄不通，真让西蒙。 波伏娃和另外几个朋友们为萨特的安全捏了一把汗。１９６８年８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萨特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又站出来公开谴责这一暴行，他在接受共产党的日报《国家晚报》的采访时，直截了当地把苏联人叫作“战犯”。
三个月后，他和西蒙。 波伏娃到了布拉格，表面上是为了出席《苍蝇》和《肮脏的手》的首演式，实际上是以挑战的姿态冲着瓦茨拉夫广场的苏联坦克而来。 在《苍蝇》最后一幕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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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萨特应邀上台讲话，观众敦促他表明他的观点。 萨特直冲冲地说，他把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看作是一种战争罪行，他写《苍蝇》是为了鼓励法国人民进行抵抗，他为自己的作品能在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上演而感到很高兴。最能显示萨特不合时宜的作派和他职议者风格的，是他在１９６４年拒绝接受瑞典科学院颁发给他的诺贝尔奖金这件事。 萨特拒绝受奖的理由是，他拒绝接受来自官方的一切荣誉。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５日，《震旦报》刊发了一则发自斯德哥尔摩的消息，暗示萨特有可能成为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人。 萨特立即写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声明说：“出于个人的原因，我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可能获奖的名单上。”
萨特还在声明中补充说，他这样做，不应被理解为对瑞典科学院不够尊重。 这份声明经翻译后，由萨特在瑞典的出版商代表于１０月２２日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可是没过多久，正当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在餐馆用餐的时候，记者们追踪而至，告诉他，他已经成为１９６４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萨特大感意外，他不明白为什么瑞典的评委们会不顾他的拒绝态度，偏要把这个奖发给他。 于是，他只好又认真起草了一份声明，译成瑞典文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并由法新社在法国散发。 这份声明说，他不要诺贝尔奖的“个人原因”是，他从不接受任何来自官方的荣誉，而其中的政治原因则是，在当时欧洲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他不希望被打上属于任何一方的标记。萨特这一举动引起的反响是强烈的，他遭到的基本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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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痛骂。 有人说萨特是“不可救药的毁谤家和习以为常的辱骂者”
，有人说他拒绝领奖是东方集团宣传的胜利。还有使萨特痛苦的是许多穷人的来信，他们都看中了萨特可能得到的２５万克朗（６万美元）的奖金，他们给萨特说的话几乎都是同一个内容：把你拒绝接受的钱给我吧！甚至在莫斯科方面，也传来了对萨特的不满，他们认为萨特是站到了斯大林主义一边。 当时苏联已经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清算。
三、超级审判：“罗素法庭”庭长
萨特自从积极介入社会活动以来，总是四面受敌，八方不讨好，主要是因为他正越来越成为一个无任何党派目的的职业抗议者。 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认为有不公正、反人道的现象，他就会公开站出来抗议。 苏联在赫鲁晓夫下台后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重见天日，索尔仁尼琴和爱伦堡的作品也得以发表，卡夫卡也不再被认为是腐朽没落的颓废主义者了。就是在这段时间，萨特和苏联的关系相对密切起来。 他和西蒙。 波伏娃经常应邀到苏联访问，在那里度假。 但在１９６６年，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断然拒绝了访问苏联和出席第十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邀请，使他的苏联朋友很没有面子。 原因是在这年２月，苏联判处了两个苏联作家的徒刑，他们被送去接受劳动改造。 他们的罪名是损害了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写了一本小说私自出版，并在他们的小说中讽刺了斯大林的恐怖主义。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的这一举动是要表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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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与被监禁的两位作家是休戚相关的。 这自然招来了他的苏联朋友们的不满，萧洛霍夫对他们说，那两个人应该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同时，索尔仁尼琴又觉得萨特始终能够公开发表作品，与资本主义当权者关系暧昧，因而拒绝与萨特见面。萨特对这些毫不在乎，他似乎觉得得罪的人还不够多，回过头来又与美国干上了。 他当上了“罗素法庭”的庭长，要对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所犯的罪行进行审判伯特兰。 罗素是本世纪少有的几个大哲学家之一，他德高望重，在逻辑学、数学和哲学认识论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罗素所属的罗素家族是英国甚至整个欧洲最古老、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 这个家族在历史上曾经为英国提供了不少政治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罗素本来被选定为第二代“罗素伯爵”的继承人，但他放弃了继承权，过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伯特兰。 罗素感到十分震惊，这位身体虚弱，心肠善良，热爱和平的哲学家发现，世界上最文明的欧洲大陆已经退到了蛮荒时代。 他从逻辑学原理和数学公式中走了出来，反对一切流血冲突和暴力行为，成了著名的和平主义者。 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建立了“罗素和平基金会”
，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哲学史家曾经把罗素称为在当代欧洲哲学家中，“最年轻、最刚强的一位”。不过，在筹建“罗素法庭”的时候，他已经是９３岁高龄了。从６０年代开始，罗素的注意力就移到了美国，他对美国的战争政策感到十分忧虑，把它看成人类核灾难的主要威胁。美国侵越战争开始以后，这个瘦削苍白的哲学家反美情绪也日益浓厚。１９６５年，美国《一人少数派》杂志的一个编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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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建议，进行一次专门关于越南战争的战争罪审判，得到罗素的赞成。１９６６年初，罗素开始物色国际战争罪行法庭的法官人选，并派他的秘书前往北越搜集证据。 为了给国际战争罪行法庭筹集资金，１９６６年７月，他将他的私人文件以２５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一所大学。 他要求他的秘书在选择法庭成员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真正有正义感、能够承担义务的人。当罗素的秘书来到西蒙。 波伏娃的家，向萨特和西蒙。波伏娃说明情况，并要求他们充当法庭成员时，善于打抱不平的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立即一口答应下来。 他们当然知道审判的结果不会像纽伦堡审判那样被执行，但罗素法庭的意义并不在此，而在于通过对战争罪行的审判，唤起全世界的注意，尤其是唤起美国舆论的注意。 届时，罗素和平基金会将派出专门的调查委员会赴越南调查，美国左翼人士还将提供证明材料。１９６６年１１月，罗素亲自宣告了“伯特兰。 罗素国际战争罪法庭”的诞生。 萨特在接受《新观察家》周刊的采访时说，他所要出席的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法庭”
，因为这个法庭并不自命为真正的法庭，而且也不打算审判美国的对外政策的道德；帝国主义存在于整个历史，它本身逃脱了所有司法和道德的审判。 罗素法庭的目的，是要审查一下，看根据狭义的“战争罪”定义，美国的政策是否就是犯罪。 对罗素法庭只调查美国和南越的罪行而不调查北越的罪行的作法，萨特解释说，他不愿将一群像动物一样被追赶，同时还要在他们队伍中实行铁的纪律的穷苦农民的行为与一支超工业化国家的庞大军队的行为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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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７年１月，萨特到伦敦参加了罗素法庭成员会。 他们在开庭地点的选择上遇到了麻烦。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由于美国是个不好惹的庞然大物，许多国家都不愿意罗素法庭设立在他们国土上。 英国已经首先宣布，不允许任何作证的北越人进入英国境内。 这就排除了把法庭建在英国的可能。 不过萨特这伙人却不怕得罪美国，决心干到底。 当时罗素仍然很乐观，他打算７月在纽约，８月在日本，９月在奥斯威辛开庭。 罗素的秘书要现实一点，他把首选的目标确定在瑞士。 趁法庭选择开庭地点的这个间隙时间，萨特和西蒙。波伏娃又到中东去了一趟，因为那儿出现了战争危险。 萨特忙于会见政治家，西蒙。 波伏娃则调查妇女问题。 他们力图为避免以色列与阿拉伯之间战争作一点贡献。罗素法庭在苏黎士租到一个会堂，但瑞士政府却不准法庭设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