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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关系”，马尔科姆答道。“只需给我送些血清来。”注院医生送来了血清。
我立即与伦敦北部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部总部的传染病监测中心的克里斯·巴特利特 （Chris Bari1ett）联系。克利斯是当时英格兰有数的几位流行病学家之一。前些年我在牛 津时从他那里学到过许多东西。他听了这个消息时，同我一样兴奋，但同时他倾向于采取保 守态度：毕竟只是一例，不能说明出现爆发。我们决定对此病例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再作 定夺。
一星期后，马尔科姆又来到我在金斯敦的办公室，脸上露出熟悉的笑容。
“我又有了两个病例！”他说道，显得非常得意。
听上去他像是又抓到一只孔雀的猎手，所有三个病例可能都是从我们的新医院大楼里感 染的。正是这样。
“好，马尔科姆，”我说，“我想我们真的已经碰上了一次爆发。”
我又一次电话告知克里斯·巴特里特。这一次他毫不犹豫。克里斯说，“我马上就 来。”
突然间，我成了一名侦探。疾病爆发的起源在那里？传播的方式是什么？我很快意识到 一项传染病调查工作包含比组织培养和病原体更多的东西。它也可以包括工程学。我正要学 习一所医院的管道系统是怎样运转的。第一件事：没有明显的空气调节系统。美国人说退伍 军人病来自空调系统，但我们没有任何空调系统。那未就老老实实地囱到画骨板上去吧！指 导我查看蓝图和运营一所医院的技术的是一位名叫戴维·哈琅（David Harper）的工程师。 没有他不愿意为克里斯、马尔科姆和我做的事情。如果有一段管子我有兴趣检验的话，他只 是简单他说：“好，大夫，”于是将他的巨大身躯钻进管子下面的某一特殊管组去采集我要 求的水样。我学到一件事情是一所大的公共机构的设计比你所想像的更为缺乏规则。虽然这 所建筑是新建的，但并不是每一件东西都安装得妥贴。当我回头去检查蓝图时，发现大多数 管道的走向与设计不符。这点使工程师们感到惊讶不亚于我。因此，戴维带着我们考察了管 道系统，到处收集样品，只要我们认为什么地方可能存在不流动的水。
一星期两次我参加工程师会议，我变得如此地沉浸于他们工作的那些螺母和螺栓之中， 以至于——毫不夸张他说——有一次我不得不制止自己向他们建议在某处找到一个单向阀。
为了检测细菌的踪迹。我们用25立升的桶采集水样。一旦装满了水，这样大小的桶就 很沉重。因此，为了运送它们，我们需要某种运输工具——在医院中没有比轮椅更为易得的 运输工具了。我们到处拦截轮椅。虽然我们尽可能地谨慎从事——我们不愿让医院职员和病 人知道我们的目的——但偷窃轮椅无论是多么暂时性的行为，也不能逃过人们的注意。
“晦，把那个东西拿回来！”我们会听见人们在我们背后叫嚷。
我们干脆假装没听见，飞快地跑走。
从水里分离细菌是困难的。尽管如此，马尔科姆干得非常出色。首先他必需将每个桶里 全部25立升的水通过一个过滤器，然后他必须将过滤膜上残留的沉积物注射到豚鼠身上， 看他们是否感染上退伍军人病病菌。当时这是唯一的做法。
可是，为什么要对水管系统感到如此强烈的兴趣？很简单。美国研究人员认定空调系统 是退伍军人病的来源。虽然在牛津我们能够证明在淋浴室里也能找到退伍军人病的病菌，但 证据仍然带有偶然性。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我们如何搜索，在金斯敦医院找不到空调系统， 我们也并未真正想找出一个这样的系统，归根结底，英格兰既潮湿又寒冷。不错，我们确实 发现一个用于手术室的空气冷却系统，但是三位得病的患者无一进行过手术。
第一位感染的患者是一个从爱丁堡乘英国铁路（火车）来旅行的学生。作为暑期临时 工，在医院清洗地板。他在顶层干活，那里窗户洞开，因此他也许曾暴露于装在房顶上的通 风系统的排出物中。另一个可能性是在火车上受到感染。这是一个有趣的设想，但得不到现 有证据的支持，当其他患者感染这种病时，没有一个和通风系统有任何接触。因此，我们也 被迫排除这一假设。最后，我们发现12例，大多数是在医院中感染的。有四人死亡，其中 一个婴儿，这是婴儿感染退伍军人病的第一例。实际上，是婴儿的母亲作出的诊断。孩子曾 经进过这所医院，不久便出院。之后不久，全家出去度假。正是在那时孩子得了肺炎。当孩 子又被送进医院时，这次是英格兰北部海岸一个避暑胜地的一家医院。医生不能断定哪里出 了问题。最后这位母亲问道：“会不会是那个什么退伍军人的玩意儿？”向公众宣传是有好 处的。
不仅我变得熟悉建筑工程的秘密，我还有机会认识大气生物学领域里的一些事情。大气 生物学是一种古老的艺术，是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品。当时生物战争和防毒面具流行一时， 要检测我们难以捉摸的病原是否存在于空气中，我们从波登（Porton）请来了二战时期的专 家来检验空气样品。虽然30年内在方法上有了一些改变，他们却有一台很好的小机器用以 在医院的房顶上向大气中吹气泡。他们想弄清气泡是否会飘进上层的窗户，那里有精密的检 测系统可以记录下它们的存在。显然是没想用这台机器来指示空气的流动，不管它的目的如 何，这项试验难得有机会进行。它们不是在一个天然多风的、像英格兰这样的岛上进行的。 不出所料他们的数据没有说服力。
有一位死去的患者的亲属在当地电视台工作，所以不久，疫病爆发的消息便为大众知 晓。电视台播放了对一位门诊医生的电视采访报道。在表面上友好谈话的掩盖下，记者开始 对那位门诊医生进行查究，向他提出难题，对此他显然是毫无准备的。他的陈述被断章取 义，以至看上去他是在认可那些恰恰同他本意相反的观点。例如，那位门诊医生纯粹出于疲 劳而抹了一下眉毛的镜头。当它出现在电视的画面上时，看来好像他是在对门诊工作中的疏 忽作自觉有罪的回答。
传媒记者煽起被激怒的亲属在医院门外举行集合；因为正在下雨，只有十几人参加。尽 管如此，克里斯和我在验尸官的法庭上受到包围，试图向这帮人解释为什么患者会死去。事 实上，我们向他们保证，医院的行为是高度负责的，我们的医生们恰当地诊断和处治了患 者，而我们则竭尽全力处理感染源。当然，有讽刺意味的是，要是我们从未作出诊断，就不 会有控诉，因为首先无人知道任何关于退伍军人病存在的情况，那些病例被简单地标明为 “肺炎、病源不详。”这是研究新疾病而受到惩罚的一例。
医院工作人员中也引起一些恐慌。克里斯和我不得不经常向他们重复保证，以平息他们 的忧虑。我们尽力使他们相信，进入医院大楼护理病人对他们来说是绝对安全的。他们逐渐 克服了恐慌。在许多方面，工作人员和病人认识到我们正在切实采取一些措施，成功地重新 树立了信心。然而我们无法使所有的人都高兴。仍然有一些人要我们对这种疾病负责，仅仅 因为我们告诉他们存在着这种疾病。
同时，马尔科姆继续从我们给他的水样品中培养退伍军人病病菌，但是他的检验结果还 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使我们能够确定感染的来源。一天晚上，戴维·哈琅值班，对护士们抱 怨病房热水供应不足作出回应。他到设备间去，看看他能做些什么。设备间是向整个医院供 应热水的。那里有三个大圆筒，即液体加热装置。当时只有一个装置在运转，供应热水。第 二个是空的——关闭起来待修。第三个停着待用。他打开那个停用的加热器的蒸气供应阀以 增加热水的流量。当蒸气将水加热时，水箱里形成的水流将各个层面的水翻动混合，然后进 入热水供应系统送到病房。
几天后，戴维·哈琅得了肺炎，住进了医院。我们怀疑他得的是退伍军人病。虽然我们 从来未能确证这一点。用红霉素处治之后，他开始康复。无事可做，他躺在床上极力思索， 想要找到解开整个调查过程中困惑他的疑团。忽然他的灵感来了，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 道：“我找到了！”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周围没有人。这对他更好；在他有机会证实他的预感之前，他 不想说任何话。一俟他感觉痊愈，他穿上衣服跑到设备间。他找到那台停用的等待进行日常 维修的加热点。他向筒里凝视，看到底部稠厚，呈鳞片状的湿源液的沉积物。他舀出一些沉 积物，放进一个无菌瓶里，然后带到马尔科姆那里。
戴维的灵感立刻被证明是对的。那沉积物产生令人惊讶的退伍军病病菌一一它一直呆在 医院的热水系统里。戴维断定这种病菌必然在热水器的底部繁殖——归根结蒂，退伍军人病 病菌是一种生活在水中的微生物一一而且因为它生长在圆筒的深部，那里的水温总不够高到 足以杀灭它。只是当戴维回忆起他打开那台停用的热水器的同一大夜里发生了两起新的退伍 军人病病例时，我们才取得了真正的突破。当戴维把水箱底部的脏物搅起来时，他无意中使 退伍军人病病菌进入了热水系统，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位受感染的病人在当天晚上洗了淋浴。 他无法知道他是用高滴定量退伍军人病病菌的水淋浴的。
我们进行了几次实验，设法防止再发生这种情况。可否将热水器消毒以全部杀灭其中可 能会有的微生物？我们决定对一个圆筒进行试验，将水温提高到沸点，然后再看结果。在加 热水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不断测量圆筒外壁表面温度。当测温仪表向华氏212“攀升时，我 不得不竭力克服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恐慌感。这些圆筒设计的耐高温度没有这么高。我害怕戴 维要被炸死。他带着温度探测器在水箱底下匍匐爬行，想要弄清究竟可以热到什么程度，温 度计的指针继续上升，而我认定所有设备都要瀑裂并将他浸透于热水之中。我屏住呼吸，但 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活下来了。可是圆筒里的阴险的微生物却没能生存。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最后依靠来自泰晤士水利管理局（Times Water Authority）的一位 名叫珍妮·科尔伯恩（Jenny Colborne）的科学家。她有一个漂亮的仪器用来测试水管材料 资助细菌增殖的能力。在把退伍军人病病菌放进她的仪器之前，一切听来都有点枯燥无味。 病菌在橡皮垫圈和堵缝之类的水管材料上生长得好极了。她发现当一个水龙头或喷淋头有一 段时间没有用过，再启用时，首先流出的水中充满了退伍军人病病菌。至此我们对人们是如 何感染的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那是通过饮用水感染的。为防止新的感染，我们制订了一系 列指标，要求将冷水氯化并将热水加热使微生物无法生长。
我对退伍军人病病菌的流行病学方面的经验，成为我于1981年在伦敦大学发表的博士 论文的基础。此时，我也获得了皇家病理学院病毒学研究员资格——大约相当于持有美国部 委证书的资格，我的生活开始转变。但我对转变的令人激动的程度一无所知。
同一年，即1981年，我到波登·当去见戴维·辛普森，向他求职。他十分乐意帮助， 但他必须获得必要的经费。于是，我们共同向惠尔康信托基金会（We1c0me Trust）申请 研究员职位，使我成为一名专职的病毒学家。这个职位也使我第一次能到国外工作。我被邀 请去泰国进行狂犬病研究工作，时间为三个月。由戴维和玛丽·沃瑞尔（Mary Warrell）领 导的一个科学家小组在曼谷的玛希多尔大学（Mahidol University）设立一个研究项目。玛丽 是狂犬病病毒学专家。她去曼谷之前曾和我同在牛津工作，后来我转到圣乔治 （St。George）工作。因此我们两人相知甚捻，沃瑞尔夫妇想弄清是否可用免疫系统产生的 一种抵抗病毒的天然保护蛋白质即干扰素来医治狂犬病。得了狂犬病的人无能幸免于死的。 但是戴维设想，如有合适的诊疗方面的支持，再加上抗病毒药剂，也许能够存活。
使这项工作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是必